2004年被清華大學“985百人計劃”,2006年被選為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是北京市高校優秀教學名師。
主要研究中國古代史和中西文化關系史。
曾任中國唐史學會會長、中外關系史學會副會長等職。
獲《歷史研究》創刊30周年優秀論文獎( 1984 ),考入清華大學後獲教育部大學人文社科優秀著作壹等獎、二等獎、普及讀物獎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著作壹等獎、二等獎,以及“中國良書”獎、文津圖書獎、中國優秀出版物獎等
在清華開設的《中西文化關系史》系清華大學、北京市、教育部精品課程、《〈資治通鑒〉導讀》系清華大學精品課程。
《資治通鑒》為什麽無可替代
演講者:張國剛演講地點:清華大學人文清華講壇演講時間:二二二年六月
《資治通鑒》是中國最大的編年體通史,由北宋政治家、學者司馬光任主編,記載了從戰國到北宋成立的1362年歷史,涉及22個朝代,***計300萬字。
很多人知道《資治通鑒》,但能仔細閱讀它的人很少。 因為篇幅大,線索多,文字復雜。
但是,從政治家到學者,乃至文化名人,都認為有必要讀《資治通鑒》這樣的好書。
優秀的歷史學著作,既要提供歷史記載,既要有歷史價值,也要有歷史價值,更要啟發歷史智慧。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初版自序雲:“夫家吾國的舊史多屬政治史之類,但《資治通鑒》這本書,尤其是空前的傑作。
“梁啟超甚至說《新史學》中,至今沒有超越者。 “司馬溫公《通鑒》,也是天地壹大文也。
因其格局之宏大,取材之豐富,有人欲為後人創下通史,其聲勢不得不令人認為是藍皮書,但至今無人能治死。
溫亦偉人哉! ”
為什麽要看這麽大的書? 這是我們今天講座的開始。
清代《晚笑堂畫傳》司馬光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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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典籍博物館收藏司馬光手寫《資治通鑒》殘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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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要讀歷史
首先,從被選為中學教科書的壹節開始吧。
東漢末年,18歲登基的孫權,他登基時最需要處理的問題是不同人才隊伍的整合。
這個隊裏有他父親孫堅留下的,比如程普。 有他哥哥孫策留下的東西。 比如周瑜,當然也有呂蒙、陸遜等需要他親自提拔的人才。
呂蒙從小就想和他姐夫去打仗,萬壹有問題怎麽辦? 他姐夫趕緊告訴嶽母。
所以呂蒙受到媽媽的責備,但他告訴媽媽,生活太苦了,想打仗立功,將來能贏得壹點前途。
孫權登基後,看中呂蒙,提拔他當兵。
但是,這樣從小就吵鬧的人,他真的能帶軍隊去嗎? 孫權告訴呂蒙,只是下定決心殺敵是不行的,必須學習。
呂蒙回答說他很忙,沒有時間學習。
孫權說:“妳比我忙嗎? 我掌握大政以來,雖然很忙,但壹直在看書。 我覺得非常有益。 我並不是讓妳讀起來像五經博士。
了解往事,了解歷史,會很有幫助。
後來,呂蒙照孫權說的做了,但還是進步了。
魯肅來九江見呂蒙時,談到壹些事情時,魯肅感慨地說:“卿今日之才略,不如往昔。”
他們說了什麽,能讓魯肅這麽吃驚嗎? 雖然在《資治通鑒》中沒有記載,但是調查了其他史料後,他們都在談論如何應對關羽。
此後,呂蒙白衣渡江,魯迅掩護,果然戰勝了關羽。
“識舊事,智者千慮”,這是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的道理。
再舉壹個有名人物的讀書故事吧。
太宗當王子時,結拜為己出謀劃策。 班子裏有十八個學士。
他即位後,延續了這個傳統,讓魏征制作了書《群書治要》。
這本書由魏征主持,由著名學者們編撰。
首先,從《周易》開始吧。 然後是歷史。 從《史記》開始。 還有諸子。
讀書後,唐太宗給魏征寫了壹封信。 信中說:“我從小就拿槍當棍子,很少看書。 讀了妳給我做的書,我以前從沒見過也沒聽說過。 這樣,治國治國、處理朝政,就到了“治智古”,可以借鑒古人的成敗得失。
通過這兩個故事,我想說的是讀書有多麽重要。
那麽應該讀什麽樣的書呢? 曾國藩說:“修身不外讀經,經濟不外讀歷。”
修身不外讀經》,經書理,尤指儒家經典理,知理就知是非。
“經濟不讀歷史”,經國濟世,就要讀歷史。 因為史書教導人成敗得失,給人提供經驗,提供操作技巧。
讀歷史為什麽要讀《資治通鑒》
那麽,史書應該讀什麽呢? 晚清的羅遵殿給曾國藩寫了壹封信,請他告訴我自己將來上班後應該看哪本書。
曾國藩的書信集收錄了對羅遵殿的回信,信中寫道:“盜先哲經世之書,司馬溫公《資治通鑒》不是很擅長嗎?
“為什麽《資治通鑒》是最好的呢? 曾國藩的評價是“有權理窮,有權執聖”,《資治通鑒》不僅能講清楚事物的道理,也能講清楚操作的權利變化。
1 .“守正奇特,通權達變”是什麽?
中國諸子百家,各有思想主張,各有治國理念。 但《守正奇特,通權達變》是道家、儒家、法家、兵家、縱橫家所講。
《孟子盡心》提到過壹些人。
也有像楊朱這樣自私的人。
墨子是“摩天輪利天下”,完全不為自己著想,只為別人著想,不惜刷牙、摔壞腳跟。
而且,叫子莫的人,既考慮別人,也考慮自己。 這叫“執中”。 既不自私,也不自私。
但是,“執政中如果沒有權限的話,緩刑壹也”,如果不能改變權力的話,就只能是死亡的教條。
這是中國思想精神的核心,“守正奇特,通權達變”。
這也與中國古代的歷史、文化特征有關,在難以建立健全規則秩序的情況下,“權力變更”以盡可能好地完成事情為要旨,顯得尤為重要。
孟子還說:“男女授受不親,禮也; 婆媳溺者,扶手者,權也。
’孟子認為男女不能互相遞東西。 比如,哥哥在外面當官,嫂子和哥哥弟弟在家的時候,最好不要讓他們見面。
然後孟子問,如果有壹天嫂子溺水掉進河裏,弟弟該怎麽辦? ——趕緊去找哥哥嗎? 最後哥哥可能來了,嫂子不見了是“執行中沒有權限”。
所以,弟弟這個時候應該趕緊跳進河裏去救嫂子。 其他考慮的話,是教條主義,教條主義以死人為要害。
2 .什麽是常識和機宜?
因此,在常識和機宜問題上要分清。 曾國藩講“窮之理,執聖之權”,《資治通鑒》壹書不僅能“守正”,也能講正道、大道、常識,更是“有機可乘”,即在非常時期
舉個《資治通鑒》的例子吧。
當時,劉邦與項羽爭天下。 劉邦沒能戰勝項羽。 但劉邦的手段靈活,處理事情能把握機器,無論是鴻門宴還是用人方面,他都身體柔軟,能低頭。
例如,他手下的大將韓信自西向東,“修棧道,暗陳倉”。 此後,在臨晉之戰、井陘口背水之戰中獲勝,劉邦自西向東的大部分地盤都被韓信打下。
其間,劉邦在中原廣武山、滎陽壹線與項羽對陣,僅處於下風。
但是聽到韓信節的勝利,劉邦心裏壹半高興壹半著急,高興的是韓信給他打下這麽大的地盤,著急的是韓信太厲害了,他怕控制不住。
這時,韓信給他寄了壹封信。 我說山東這個地方需要人的管理,必須有國王。 現在,既然我們獲得了這裏,我就請韓信成為這個“偽齊王”,也就是代理齊王。
韓信的這個要求,正是劉邦所擔心的,如果韓信在山東成為壹方勢力,劉邦能控制局面嗎? 所以劉邦接到信有點生氣,他大聲斥責韓信派來的使者,說我在這裏和項羽對陣,韓信為什麽在那裏想著叫王? 呃! 這時,張良和陳平趕緊提醒劉邦不能做那個,摸了摸劉邦的身體,踩了他的腳。 劉邦馬上反應過來,馬上壹臉豪爽,“任命張良、韓信為齊王。
”劉邦本來就很害怕韓信,他很快就意識到,在目前的局面下,最合適的做法就是同意韓信。
這件事發生後,項羽派人策劃反韓信。
韓信回答。 “漢王授我將軍印,賜我數萬人,脫了衣服,吃了我,聞言聽計從,所以我可以至此。
“韓信當年在項王時,官不過郎官,位不過執戟,沒有前途。
現在劉邦立韓信為齊王,韓信為什麽要背叛他?
類似的東西在《資治通鑒》有很多。
《資治通鑒》正如曾國藩所說,我們從中可以從是非的道理和成敗的得失中看到常識和機巧。
3 .“違背經濟合作道路”是指?
《三國誌》和《資治通鑒》有幾種類似的表達,《三國誌》說“行權立斷,違背經合道”,《資治通鑒》說“行權立斷,天人順之”。
“違經”要“合道”,需要幾個技術。
公元189年,東漢靈帝去世,少帝繼位。 母親何太後有哥哥何進,也就是叔叔。
何進成為大將軍後,必須懲罰宦官。 其中既有東漢宦官的專權問題,也有宦官欲害何進的因素。
但是,何太後不同意。
東漢的儒家思想已占統治地位,男女授受並不親近。 何太後才三十歲左右。 她必須做幕後的政治工作。 不能每天和士大夫壹起做早上的工作。 只有通過宦官才能方便。
當然,他心中還有其他的計算。 例如,如果何進丟了她身邊的心腹宦官,那麽,當何進試圖獨攬大權時,何太後就沒有幹預手段。
如果何太後不同意,大家就要遵守懿旨。 這是“經”,是道理、原則。
於是袁紹給何進出了個主意,邀請外軍董卓來北京威嚇太後。 太後害怕的話會同意懲罰宦官吧。
袁紹這種想法,表面上是循規蹈矩,實際上是壹種詭詐,而且這種詭詐帶有某種風險。 幕僚陳琳說:“外兵進京,強者為雄。” 董卓真進京了。 太後雖然害怕,但怎麽能控制董卓呢? 這壹招表面上聽從,但實際上是騙人的,而且帶來了這麽多風險,這樣做是不合適的。
陳琳的建議是,妳現在是大將軍,名副其實地掌握朝政,像“鼓洪爐、燎毛”壹樣抓了幾個宦官,簡單地采取逮捕行動後,向太後說明為什麽采取這個措施。
這就是“違背經濟合作道路”這四個詞令人印象深刻。
但是司馬光不敢用這四個字。 他在《資治通鑒》說“行權立斷,天人順之”,《三國誌》說“有違行權立斷,經合道”。
唐朝的趙蕤是李白的朋友,他寫了壹本書,名為《反經》,名為《長短經》,為了論證其“權變理論”,大量敘述唐朝以前的事跡,特別是三國時期的事跡,書中也記載了“有違經濟合作”
通過比較發現,司馬光編《資治通鑒》時,不少地方參考了趙蕤的《長短經》。
“違背經濟合作”還有壹些著名的例子。
魏征、王鐸等人都是唐太宗李世民爭奪皇位時的對手李建、李元吉的部下,唐太宗都謝絕錄用,任宰相,也投靠心腹。
對此,唐太宗自己講了歷史。 這個歷史很有名。
這個歷史在《論語》最後的《憲問》中被敘述。 學生子路和子貢問孔子。 齊桓公的輔佐者管仲不是仁者。 齊桓公為什麽要用他? 那壹年,齊桓公正在和哥哥的兒子爭奪權力。 管仲站在兒子壹邊。 途中,齊桓公篡奪臨淄繼承人,箭射中齊桓公,差點將齊桓公擊斃身亡。
後來齊桓公取得了位置,要求魯國處死在那裏避難的公子,然後引渡管仲,報當年壹箭之仇。
這時,齊桓公手下的鮑叔牙建議,管仲當時各為其主,為公子聲討妳是他的職責,但現在他是比我強的人才,如果妳任用他,壹定能大顯身手。
年輕的齊桓公采納了這個建議,之後管仲真的輔佐齊桓公成就了霸業。
子路、子貢覺得管仲不仁者,是因為當時管仲的同事突然自殺,隨公子糾正去了。
關仲沒有跟上死亡的腳步,反而輔佐了公子爭奪的對象。
但孔子答曰:“仁如仁”,認為管仲是仁者,曰:“微管仲,吾其送左袈裟”,管仲輔佐齊桓公諸侯九合,匡天下,民眾至今稱贊他。
唐太宗將借用這個故事來解釋為什麽他要用他曾經的政治對手手下的人才。
這就是古人認知中大忠與小忠、大仁與小仁、大義與小義的區別。
管仲、魏征這樣的人才,要為百姓、國家、民族做事,新的主公能在國家、社會、民生福利上做出正面成績,就要輔佐他。 這叫大忠、大仁、大義。
“違背經濟合作之道”的“道”,重要的不是壹己之私,而是超越自我的更高境界。
這裏總結壹下,“經”是什麽,“道”是什麽? 《經》分為三個層次,第壹個層次是通常的道理,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 第二個層面是壹般程序;第三個層面是道德合理性,屬於理想狀態的範疇。
“道”也分為三個層面,第壹個層面是根本利益; 第二個層面是最好的結果;第三個層面是實踐合理性,屬於現實需要的範疇。
在我們的生活中其實經常遇到這種事。
例如,如果在某個地方發生火災,“經”是壹般的手續,此時已經無法挽救損失。 不等待上司的批準就滅火是迂腐的。
這時,從“道”的第二個層面來說,必須追求最好的結果,滅火之後再說。
《經》的第三個層面是道德理性,是理想。
我們必須沒有理想。 我們希望社會怎麽樣,治理怎麽樣,都是美好的理想。
但是,也有現實。 這就要考慮到“道”的第三個層面,踐行理性。
包容心、圓融心其實就體現在這裏。 我們還是要腳踏實地。 處理問題要“與時俱進,因物制宜立俗而事之,無所事事”。
總之,“經”與“道”的關系,是我們在處理問題時,不僅受到是非曲直這個道理的熏陶,而且是在處理復雜問題時的圓融與權力的變化。
如果《資治通鑒》只是這些內容,這本書就不會得到歷代那麽多的贊譽。
其實《資治通鑒》就像壹個大案例庫,有豐富的人與事的成敗得失,給我們很多啟示。
《資治通鑒》記錄的王朝興亡
《資治通鑒》涵蓋了1362年的歷史,標誌著22個王朝的興衰。
沒有壹部通史著作能如此清晰、詳細地敘述從戰國到北宋成立的1362年的歷史。
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各國變法,這是中華文化的軸心時代。
這個軸心時代最後扮演秦漢大壹統的國家,秦皇漢武代表著為中華文明奠定基礎的時代。
魏晉南北朝,佛教進入中國,有北族首次成立的北魏政權。
幾百年來,各種復雜的變化孕育了隋唐帝國,達到了中國封建時代的高峰,唐代稱為盛世。
而五代十國又壹次醞釀了宋元明清以後的國家格局。
這個歷史大勢與其他樞軸時代的文明不同。
從秦到秦,歷經550年,漢朝接連不斷。 正好是地中海周邊的希臘羅馬時代,公元前753年羅馬建造了城堡。 《荷馬史詩》也是公元前8世紀的作品,到了羅馬***和國時代相當於春秋時代末期。 到了羅馬帝國時代,公元前27年,正好是西漢末年進入東漢的時期。
繼“五胡亂華”之後,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羅馬帝國崩潰蠻族的入侵,公元476年羅馬帝國崩潰。 此後,西方經歷了黑暗時代,到了公元8世紀——公元10世紀,歐洲局勢開始有點明朗。 西方這個黑暗時代正是中國的隋唐盛世,走勢截然不同。
1 .秦漢構建中國文明基本格局
讓我們來看看這段歷史是如何用《資治通鑒》作者司馬光的筆下表現出來的。
秦國至秦朝550年,其中商鞅變法是關鍵時刻。
商鞅變法壹百多年來,六世多烈奮起,嬴政統壹天下。
550年後的秦國,竟然在嬴政統壹天下15年後滅亡了。 為什麽呢? 漢族人最關心這件事。
漢初學者賈誼的《過秦論》說:“不施仁義,攻守之勢也不同。”
所謂“無義之事”,就是秦國滅六國統壹天下過程中采用的武力手段,是強硬的政策,社會矛盾激化在所難免。
統壹後,需要用仁義的方法緩和社會矛盾,治愈戰爭的創傷,但秦國做不到。
在這方面,秦始皇是有責任的。 他因為忙於具體的統治而去了。 統壹國家後的十幾年內,他在鹹陽呆的時間不長。 燕國、齊國、滇國東部等,他到處都去了。
這些具體工作做得很好,但他的制度建設沒有跟上。
“攻守之勢不同”,攻天下、守天下、治天下。 治理天下的人治理天下,必須有政策的變化,采取措施治愈戰爭的創傷,但他沒有變。
後來的劉邦做到了。
劉邦打天下的時候,已經四十八歲了。 他是宋國人,宋東渡楚國。 他成了楚國人,楚國死了。 他成了秦人,秦死後自己建了天下,他觀察了許多勝敗和得失。
劉邦繼承了秦制,但沒有使用秦政。
項羽反廢秦制分封,欲改秦政,講仁義,韓信說項羽仁義是“婦仁”。
最後劉邦成功了,秦制不用秦政,休養生息,安靜無為。 《史記》的《貨殖列傳》用很多筆墨講述了這些。
劉邦主要使用郡縣制,也留下了壹些分封。
漢景帝時爆發七國之亂,景帝平息此亂後,漢武帝時海內都郡實現。
這個過程持續了六七十年。
如今,秦皇漢武奠定了中國文明、中國古代國家結構的基本基礎,但路徑不同。 秦皇打天下,漢武帝理論上守成,但他對前面的問題進行了改革。
漢武帝改革先設內朝、外朝,內朝設立中尚書決策,丞相執行,漢武帝不如秦始皇忙。
秦始皇每天處理公文約48公裏,約30萬字,巡行途中壹邊處理公文壹邊坐車,而且遇到了張良這樣的刺客。
所以秦始皇辛苦地50歲就死了。
漢武帝活到七十歲高齡,在古代大壹統國家的帝王中,他高壽,且統治年限長,在位五十四年。
漢武帝有統治制度,重要的事情由他管理,壹般的事情由中尚書處理,交給外面執行。
地方上設置了13部刺史巡視各地,以後這些地方成了路、屬省等,我們今天縣以上的機構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
在經濟方面,由於當時漢朝與匈奴的戰爭,張諾通西域需要錢,漢武帝改變了過去的經濟政策,將重大資源國有化,成立了鹽鐵官營,暫時解決了國家的財政問題。
在意識形態上,他廢黜了百家,獨尊儒家。
賈誼在《治安策》談了兩個大問題。 壹個是地方諸侯問題,這個文帝、景帝已經解決了壹部分,由漢武帝繼承,進壹步解決。
另壹個是禮義問題。 刑法當然很重要。 在賞勤罰懶的原則下有問題的話會被處罰,但是大家遵守禮義,不出問題不就好了嗎? 賈誼詳細討論了這個問題。
到漢武帝時代,他獨尊儒家,通過儒家教化使百姓遵守規則,改變了當時秦政的狀況。
當然獨尊儒教也包括大壹統的觀念。
然而,漢武帝雖然尊崇儒家,但實際上在國家統治中使用的不僅僅是儒家。
漢武帝的曾孫漢宣帝問他的兒子,未來的漢元帝。 怎麽能純粹使用儒家呢? 然後對兒子說:“漢家有制度。 霸王道雜之”,霸道為法家,王道為儒家,二者混用。
霸王之道,其實是諸子百家融儒,儒表法中,德主刑輔、禮法同治。
這裏突出的是,要隨機應變,不能抱殘守缺,不能搞教條主義,想守就要出奇招。 也就是說,如上所述,有時也會“違背經濟合作的道路”。
但元帝不明,漢宣帝感慨“亂我天下必太子也”,果然元帝去世後,西漢就出了問題。
2 .秦漢至隋唐的歷史推動力
漢武帝從獨尊儒術到隋統壹有六七百年之久,這期間的歷史進程在《資治通鑒》中有很好的記載,記載了三大推力使秦漢王朝變成隋唐王朝。
第壹大推動力是霸王道雜之這壹操作手法和獨尊儒術這壹教化手段。
古代儒家內法的意識形態結構具有張力。
封建王朝的統治集團知道以“霸王道雜之”治國,但告訴老百姓的是獨尊儒教,重仁義禮智信,弄不好就會走樣,蒙混過關。
迂腐的人、紙上談兵的人不知道“霸王道雜之”,所以會出問題。
是什麽問題? 西漢王莽以降乃至東漢偽儒、腐儒盛行,魏晉清談興盛。
第二大推動力是佛教進入中國和魏晉玄學的興盛,為改造儒家思想提供了思想資源。
玄學批判儒學說:“讓周孔變薄,而不是湯武,棄名而教,任其自然。”但並沒有消除儒學。
這時,西方的基督教、猶太教傳到羅馬帝國,在羅馬帝國長大,公元4世紀初成為國教。
於是,歷史上的佛教進入中國走了另壹條路,通過道安、慧遠、慧能等,走上了中國化的道路。
佛教補益“王化”,為宋明理學的誕生做出了貢獻。
第三大推力是胡漢融合。
南北對立時期,北魏建國,中華文明遷江南,東晉南朝以次出現。
但北方的主體還是華人,所以最後的結果是融合了五胡,迎來了隋唐。
隋唐王室,包括北周王室在內,其實都是從六鎮起兵的。
但是,這個過程與當時羅馬的流亡不同。
蠻族入侵後,羅馬人和羅馬文化就沒有了。 羅馬文明由文藝復興重建。
與中國不同,南北朝之後,隋唐盛世,進入中原的其他民族相繼融入中華民族之中,中華文明得以延續。
《資治通鑒》的學術性與資金治療性
司馬光作為政治家、學者、史學家,最初想寫翔實的歷史,同時又具備學術性。
《資治通鑒》的編修得到北宋朝廷的支持,宋英宗、宋神宗都曾出資。
宋神宗又自作序:“斷邪治忽,辭淵厚身,諫深義,良備焉。
十六代,束二百九十六卷,列記於戶爨之間,盡古今之統,博得其要,簡而無益於周,亦典刑之總會,冊牝之淵林矣。
( 《資治通鑒序》 )這篇序言加以鼓勵,闡明了閱讀歷史、編纂歷史的意義。
有兩位皇帝的支持,加上主編司馬光高度自主的個人意誌和團隊合作精神,前後花了19年的時間,這本書的高水平、高質量得到了保證。
《資治通鑒》滲透了作者為官學所學的經驗和經驗。
主編個人有學識、有獨斷能力,編輯隊伍專業性強,兩者兼具的歷史學著作,是壹般官吏歷史體制修改所無法比擬的,靠後人個人的力量是無法完成的。
司馬光還希望這本書具有資本可管理性,使後人不僅能發出思古之情,還能得到壹些借鑒。
正如宋元之際著名學者胡三省所說,修身、治國、為官、處世,道理就在其中。
有智慧,有行動,有權改變,有理想。
編者按無窮,書中翔實而又經過專業審定的歷史記載,力求準確可信,達到歷史才能(敘事才能)、史學博采鼎沸)、歷史知識(卓越見解)、史德道術合壹)的統壹境界史事與智慧相統壹的境界,也是經史合壹的境界。
胡三省關於《資治通鑒》的“經”“史”關系,認為“世論者率,‘經載道,史寫報道。 史和經與日語不同。
’夫之道皆無,為事而散,因事之得失而成敗,可知萬世之亡弊,歷史不少! ……好比用兵行師,立法立制,但古人所獲不知,鑒古人所失,求勝必敗,謀利必害。
“胡三省的這句話,不僅辯明了經史的輕重,而且揭示了‘道’(道理、原則)與‘術’(操作技術)的關系。
曾國藩說,《資治通鑒》不僅是“窮人之理”,還有“執行聖的權利”。
歷史在道路上行走的同時,也有權力的變化和謀略,這也是《資治通鑒》值得精細的理由。
總之,《資治通鑒》是經典,蘊含著先輩們豐富的治國理政得失和社會人生經驗。
明末清初大學王夫之在《讀通鑒論》卷末說,《資治通鑒》壹書看歷代興亡,知不知道人事,“是自淑,能教人,知而樂之”。
通過提升自我、與人分享、與聖賢對話、與經典對話,體會其中的智慧和思想,感受喜悅。 這三重境界,是品嘗《資治通鑒》的目的。
《光明日報》 ( 2022年09月17日第10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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