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泉民變：雍正元年（1723）冬，山西省萬泉縣發生了起農民反抗官府壓迫的事件。該縣知縣瞿某橫征暴斂，魚肉鄉裏，致使廣大農憶忍無可忍，終於聚集幾千人，直搗縣城，抗議瞿某的暴政。瞿某聞訊，驚惶失措，下令關閉城門，憤怒的農民沖破城門，闖入縣城。瞿某見勢不妙，攜帶幕僚、家奴越墻逃跑。農民們壹舉焚燒縣衙。山西巡撫諾岷聞訊，壹方面向朝廷參劾瞿某，壹方面令平陽知府董紳擒拿為首者。董紳調集綠營兵和民壯二百人去鄉村拘捕，面對官兵，農民們被迫拿起刀槍，經過壹場激戰，官兵幾乎全部被殺死。這時，董紳不得不親自出面，來到農民中間，他發誓不傷害百姓，只要交出三個人來，此事即可完結。他還親自寫了文書，保證對交出的人也不加殺害，這樣，才算把事態平息下去。
重設翻譯科
翻譯科是清代科舉考試中特設的壹個科目，專為八旗學習滿文、蒙文與漢文翻譯者而設，適應了清代特點，帶有清代的特色。順治八年（1651）首次舉行，後幾開幾停。雍正元年（1723）正月十六日，為給八旗子弟以進身之階，雍正帝下令恢復，重設翻譯科。後定制，應試者以八旗士子為限，考滿文翻譯者，以滿文譯漢文，或以滿文作論，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士子均可參加；考蒙文翻譯者，只以蒙文譯滿文，只限蒙古人參加。亦分為鄉試、會試，均三年壹次，然無殿試。初議鄉、會試考三場，後定鄉試壹場、會試二場。實際上鄉試照例舉行，而會試至乾隆四年（1739）方舉行，中試者俱賜進士出身，優者用為六部主事。盡管在雍、乾時期滿人大多漢化、滿文的實際用處並不顯著，但因有翻譯科作為八旗士子出身階梯，故仍吸引了壹些旗人。
舉孝廉方正
孝廉方正是清代制科之壹種，是繼博學鴻儒科之後又新增的壹個科目。雍正帝在即位恩詔中，要求各府、州、縣、衛官員薦舉孝廉方正，暫給六品頂帶榮身，以備召用。雍正元年（1723）四月十五日他再次下詔，要求各省督撫速遵前旨，確訪所屬，果有行誼篤實、素為鄉黨所推者，即列名具奏。其目的是要以此敦勵風俗。雍正二年（1724），先後有浙江、直隸、福建、廣西幾省各舉二員，俱以知縣用，其中年五十五以上者用為知州，遂成定制。其後新皇帝登基均照此例舉行。為慎重選拔，乾隆元年（1736）規定：保舉孝廉方正，地方官必須詳稽事實，如其中果有德行、才識兼優，堪備召用者準破格保舉。若所舉不實，除本人斥革追究外，其濫行舉薦各官照濫舉非人例分別議處。乾隆五年（1740），又定考試例：除樸實拘謹、無他技能、不能應試外，其余赴部驗看，試以時務策、箋、奏各壹。
豁賤為良
賤民制度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壹大弊病。雍正時，賤民的存在仍比較普遍，如山、陜之樂府，紹興之墮民，徽州之伴當，寧國府之世仆，廣東之蜑戶，蘇州之丐戶等。他們被列為正式編戶的四民（民戶、軍戶、商戶、竈戶）之外，被剝奪了種種權力，受盡了社會的歧視。四民所從事的職業，他們不能涉足；四民所穿之常服，他們也不能享受。賤民的存在，嚴重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賤民為擺脫自己的社會地位，進行了鬥爭，以至造成“案牘繁滋”，訟端不止，同時給清政府以很大的震動，使他們認識到：“壓良為賤，前朝弊政，亟宜革除。”雍正帝曾壹再強調，賤民，“本屬良民，無可輕賤擯棄之處。”為了緩和社會矛盾，穩定社會秩序，雍正帝繼位之後，即聽取了大臣們的建議，先後於雍正元年（1723）四月除山西、陜西教坊樂民籍，九月除紹興墮民丐籍，雍正五年（1727）四月削除江南徽州府伴當，寧國府世仆，七年（1729）五月，除廣東蜑戶籍，八年（1730）五月除蘇州府常熟、昭文二縣丐戶籍。清政府將他們與良民壹體編戶，允許他們從事正常的生產勞動。到乾隆三十六年（1771），清政府又允許已削除賤籍的人四世之後可以“報捐應試。”雍正帝曾說：“朕之移風易俗為心，凡習俗相沿不能振拔者，鹹與自新之路，所以勵廉恥而廣風化也。”顯然，豁賤為良的目的就是要“廣皇仁，端風化”，並把這視為對賤民的恩賜。盡管如此，豁賤為良畢竟是適應歷史發展趨勢的進步措施，它從法律上肯定了賤民身分地位的改變，使沈淪數百年的賤民得以新生，有利於解放這部分生產力，因而得到人民的擁護。
削除樂籍
清初，在山西、陜西壹帶有壹種樂戶，世代充當官府樂妓，屬於賤民之列。雍正元年（1723）三月，監察禦史年熙上書奏請開豁這些樂戶的賤籍。山、陜樂戶的祖先，是明朝永樂帝奪天下時追隨建文帝，而不肯歸附的官員。永樂帝得天下之後，懲治了這些官員，並將他們的妻女罰入教坊司，充當樂妓，世代相傳，久習賤業。他們不僅沒有正常良民的合法身分，而且還經常還不斷遭到地方紳衿惡霸的蹂躪。以至數百年來不能跳出火坑。年熙說這些人本是忠義之士的後代，壓為賤民，無由自新，請求開豁他們的賤籍，準許改業從良。雍正帝認為這個建議很好，遂交下討論。諸王大臣議復：壓良為賤，前朝弊政。我國家化民成俗，以禮義廉恥為先，似此有傷風化之事，亟宜革除。雍正帝同意了王大臣們的意見，於同年（1723）四月十九日下令除山西、陜西教坊樂籍，改業為良民。在削除山、陜樂戶的同時，雍正帝還命令豁除京中教坊司樂戶，另選精通音樂的良人充當教坊司樂工，從事演奏。從此，教坊司的樂人改變了籍屬，成為良人的正式職業。
仁壽皇太後暴卒
仁壽皇太後是雍正帝的生母，康熙時為德妃，雍正帝登基，晉為皇太後，並上“仁壽皇太後”徽號，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三日（1723）醜刻死亡。仁壽皇太後從病到死，僅十幾個小時。因此，她的暴卒引起了許多議論。原來除雍正帝外，仁壽皇太後還生有皇十四子允禵。允禵與雍正帝雖為同母兄弟，但二人卻勢不兩立，這自然會給做母親的帶來許多煩惱。康熙帝的去世，給她心靈帶來了創傷，以致雍正帝擬上“仁壽皇太後”徽號，並請她從原來居位的永和宮遷到皇太後的寧壽宮，她壹概不接受，理由是在喪中不便。因此，當她暴死之後，許多人說她是自殺。允禟太監何國柱等人說：“太後要見允禵，皇上大怒，太後於鐵柱上撞死。”允禩太監馬起雲說：“皇上命允禵去見活佛，太後說何苦如此用心，皇上不理，跑出來，太後壹氣之下就撞死了。”
制馭太監
雍正帝登基之後，繼續嚴格加強對宦官的管理，制馭太監，以使他們成為不敢過問朝政，只知忠勤服役的工具。雍正元年（1723）八月十三日又申明太監接待朝臣的禮節：諸王大臣官員進入大內，坐著的太監必須起身站立，正在行走的要躲避讓路，不許光頭脫帽，也不許斜倚踞坐。九月，定太監品級，總管太監四品，副總管六品，隨侍首領七品，宮殿首領八品。其後，又於雍正四年（1726）六月、雍正八年（1730）六月定宦官官銜，以限制太監官秩不得超過四品。同時，雍正帝嚴禁太監幹預外廷事務，屢發諭旨，告誡外臣不得鉆營太監。雍正三年（1725），掃院太監傅國相為壹廢官復職事向奏事太監劉裕打聽可否保奏。按宮中規定，這屬違法，而劉裕沒有上報，只告訴了總管太監，總管太監也沒有奏聞。雍正帝知道後，責令總管太監和劉裕說明原委，傅國相等人鎖拿問罪。有些太監的親友在家鄉仗勢作惡，當地方官捉拿時就逃入京城。雍正四年（1726）八月，雍正帝下諭總管太監，凡有太監親屬被地方官查拿者，行文到內務府，即按案發落，不必奏聞。雍正帝的這些措施，起到了震懾太監的作用。
建立秘密立儲制度
雍正元年（1723）八月十七日，雍正帝在召見文武大臣時，宣布了他所設想的秘密立儲方法。關於秘密立府的原因，他說：立儲壹事，有關社稷安危，不得不預為之。但考慮自己的孩子尚幼，不便公開，因此決定采取秘密立儲的方法。具體做法是，由皇帝將選定的繼承人親筆書定後密封，藏於匣內，然後置於乾清宮上由順治帝親筆所寫的“正大光明”匾額之後，乃宮中最高之處，以備不虞。因此，諸君是誰，本人不知，群臣不曉，僅皇帝壹人清楚。他宣布之後，諸大臣表示造成。隨後，雍正帝留下總理事務大臣，按所說的方法，書寫後將密封錦匣，當著他們的面，藏於“正大光明”匾後。這樣，中國歷史上壹個新的秘密立儲制度正式建立了。雍正帝密建太子，收到了立國本以固人心的政治效果，避免了歷代那種皇子爭儲位，儲君與皇帝爭權，以及儲貳驕縱等弊病。乾隆帝登基後，認為此法甚好，於是繼續實行。後來的嘉慶、道光都相繼采用這個方法立嗣。鹹豐只有壹子，同治、光緒無子，因此，也就無從采用此法了。從雍正創立秘密立儲制度的乾隆、嘉慶、道光、鹹豐諸帝的嗣承來看，這壹制度是成功的。
禁建生祠書院
雍正帝登基後不久，便發現各地官吏中有壹種不正之風，即修建生祠書院。建生祠書院，前已有之，多是百姓為在本地任官清明者修建，而且是在官員離任之後，以此表示對清廉官員的敬重及懷念。但是到了康熙末年，情況大變，上自總督巡撫，下至知府、知縣，所在多有，而且都是本官在任時所修。雖然情況各有不同，但絕大多數或系屬員獻媚，或系地方紳士逢迎，亦有包攬詞訟之徒，假公派費，占地興工，致使修建之風盛行。有些地方互相攀比，勞民傷財也壹無顧惜，以致園囿亭臺，窮極華麗。營建之後，或為宴會遊玩之所，或被本官據為產業。雍正元年（1723）九月二十九日，雍正帝下令嚴禁。他指出，為官者果能實心愛民，清白自矢，必能官去民思。對已經建的生祠書院，除極少數確系名宦去任之後，百姓追思蓋造者準予保留外，其余壹律改為別用，或為義學，延師授徒，以廣文教。對於今後再有違禁修造者，壹經查出，本官及為首之人嚴加議處。
攤丁入地
雍正元年（1723）。清初的賦役制度因襲明代的壹條鞭法，地有地稅銀，丁有丁稅銀。丁稅銀有的按地征收，有的按丁征收，而以按丁征收為主。按丁征收的丁銀在清初***有三百余萬兩。這個數字不算很大，但按丁征收丁銀所引起的社會問題卻很大。由於土地兼並和土地集中進壹步發展，貧富不均的現象極為嚴重，無地或地少的農民無力負擔丁稅，因而出現“或逃或欠”的情況。這就使清政府征收丁稅發生困難，以致失去保證。同時由於農民畏懼丁稅的逼迫，或逃亡遷徙、或隱匿戶口，又造成人口不實的嚴重問題，使清政府難以掌握人口實數。面對這種情況，清政府下決心改變丁稅的征收辦法。康熙五十壹年（1712）規定的“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旨在把全國征收丁稅的總額定下來，不再隨著人口的增加而增加。這對無地和少地的農民雖有壹定的好處，但並沒有解決丁役負擔不均的問題，因而壹些地區，如四川、廣東、浙江等省在短期內采取了將丁稅攤入地畝去征收的措施，並且收到了“民困以蘇”的效果。但是，由於地主以及他們在朝廷中的代表反對，以至這壹措施沒能向全國推廣。雍正元年六月，山東巡撫黃炳奏請按地攤丁，雍正帝沒有批準。七月直隸巡撫李維鈞再請攤丁入地，並要求雍正帝乾綱獨斷，批準他實行。雍正帝遂令戶部等討論。九月，戶部議復，同意李維鈞的意見。雍正帝仍不放心，命九卿等再議，並詳細詢問李維鈞的打算。至十壹月，雍正帝下決心在全國實行攤丁入地的政策。自雍正二年（1724）起，全國陸續將丁稅攤入地畝征收。具體辦法是：把各省丁稅原額分攤在各州縣的土地上，每地稅壹兩分攤若幹丁銀，自壹、二錢至八錢不等。“攤丁入地”在全國實施後，立即遭到了地主階級的強烈反對，浙江、直隸、山西等地都發生了地主鬧事，他們或齊集官府前吵喊，或轉向農民加租。但是，由於雍正帝決心已下，不再改變，因此，這項改革得以貫徹到底。到乾隆後期，全國範圍內的攤丁入地基本完成，只有山西省的某些州縣到光緒時才最後解決。
添設刑部現審司
為解決八旗命盜案件日增問題，雍正帝登基不久，刑部尚佛格等奏請添設刑部現審司。雍正元年（1723）十二月四日。現審司的設置，使刑部內的分工更加明確。後乾隆六年（1741），根據形勢發展，現審左司改為直隸司，現審右司改為奉天司。至此，清代刑部十七清吏司始為定制。
驅逐傳教士
雍正帝繼位後，西方傳教士在各地的活動更加猖狂，有個別傳教士甚至插手皇室的內部鬥爭，支持允禟、允禵等人，這就促使雍正帝下決心禁教。雍正元年（1723）冬，浙閩總督覺羅滿保重新提出查禁傳教士的建議，他說，西洋人在各省行教，人心漸被煽惑，請把他們中通曉技藝又願為朝廷效力的人送到北京，其余壹律查出，送到澳門。（1724）十二月十七日，禮部研究了覺羅滿保的建議，認為除將傳教士驅至澳門外，各省天主教堂應改為公所，對誤入其教者，嚴行禁飭。雍正帝批準了這壹建議，並要求各地給傳教士半年期限，令他們到澳門集中。命令下達之後，各地進展不壹，亦有行動遲緩者。但是，這次的驅逐傳教士對天主教是壹次較大的打擊，各省大小教堂，大多被拆毀，其房屋院落，或改為倉廒，或改為書院。順天府壹些屬縣的教堂，改為官所，京都之北堂，也改為了病院。
取消封駁權
六科作為壹個獨立機構，負責“傳達綸音，稽考庶政”。它不僅把皇帝批過的臣工題本從內閣領出，謄抄清楚，發給有關部門執行，而且還有封駁權，即使皇帝批準的奏章，六科認為有不妥的地方，仍可封還執奏，若內閣票簽批本錯誤，原奏章的失當之處，就應當接受它的駁正。它還稽察六部，察核奉旨事件完結情況。雍正帝登基後，為了加強皇權，於雍正元年（1723）下令將六科劃歸都察院，不再使之成為壹個獨立機構，給事中也與監察禦史壹樣，負責巡視五城、京倉、通倉、巡鹽、巡漕等差使。這樣，六科的封駁權也隨之取消。都察院的職掌在明以前歸禦史臺，這樣，自唐以來，封建國家監察機關“臺”、“諫”並列的局面至此合二而壹。時稱“臺省合壹”。六科劃歸都察院的命令下達後，引起了壹些人的不滿，如給事中崔致遠即反對這壹措施，但雍正帝拒不理睬，遂使這壹措施終成有清壹代之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