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主人公葛利高裏身上流淌著哥薩克的血液。他從小接受了古老的哥薩克傳統生活方式的熏陶，青年時代應征入伍，參加了帝國主義戰爭。親身的經歷，現實的教育，同***產黨人和革命哥薩克的接觸，使他開始有所覺悟。十月革命後內戰壹開始，他參加了紅軍赤衛隊，英勇地同白匪作戰。1918年春，形勢突然逆轉，白匪利用紅軍執行政策上的過“左”錯誤，煽動頓河哥薩克暴動。葛利高裏不能容忍所在部隊不經審判就處決了全部白軍俘虜，在白匪的“哥薩克自治論”的影響下，他脫離了紅軍，和哥哥彼得羅夫壹塊參加了反革命暴動。在白軍中，他不斷和白匪軍官發生沖突。
1918年底，當白匪潰敗時，他懷疑自己的道路走錯了，便退出白軍回到村裏，想從此解甲務農。但紅軍和村蘇維埃政權仍然對哥薩克實行過火政策，胡亂捕人殺人，葛利高裏也被列入了被捕人員名單，他聞訊後逃跑了。1919年3月，頓河哥薩克再次暴動。葛利高裏的哥哥在搏鬥中被紅軍殺死。葛利高裏懷著復仇的心理再次參加叛軍，並爬到白軍師長的高位，成了統率3000人馬同蘇維埃作戰的叛軍骨幹。同年10月，紅軍很快打垮了南線白軍，葛利高裏帶著情婦婀克西妮婭想隨白軍逃到海外去，但未成功。在對白軍失望的情況下，他再次參加了紅軍，在布瓊尼騎兵任連長、副團長，為贖罪奮不顧身地同烏克蘭和波蘭的白匪英勇作戰。然而，他終究得不到紅軍的信任，1921年內戰剛結束，他便被復員回村。這時，他的妻子娜塔莉婭死於小產，嫂嫂妲麗亞自殺溺死於頓河，父母也先後病故，只有妹妹杜妮婭已和村蘇維埃主席珂曬伏依結了婚。葛利高裏回村後想同妹夫珂曬伏依和平***處，但後者不信任他，聲言要將他逮捕；他又聽信了殘余叛匪頭目佛明的謠言，害怕受到蘇維埃政權的懲罰，於是投入了佛明匪幫。1922年春，佛明的叛亂徹底垮臺，他潛回村中帶上婀克西妮婭想遠走他鄉。潛逃時，婀克西妮婭半途中彈身亡，葛利高裏心碎肝裂，獨自壹人在草原上走了三天三夜，然後把武器拋入開始解凍的頓河，孤身壹人回到了村裏。在家門口的石階上看到惟壹的兒子米沙特。“這就是在他的生活上所殘留的全部東西”，“這就是使他暫時還能和大地……相聯系的東西”。
葛利高裏出身於殷實的哥薩克中農家庭。這就天然地決定了其性格的兩重性即既是勞動者，又是私有者。在政治上具有小資產階級左右搖擺的全部劣根性；尤其是對幾世紀遺留下來的保守落後的哥薩克傳統觀念的偏見，以及哥薩克軍官的特權思想，他壹直頑固地堅持，不願舍棄。因此他站在冰炭不容的敵對陣營之間動搖徘徊，在白軍與紅軍中三進兩出，竭力尋找壹條超越革命與反革命的“哥薩克中間道路”——“第三條道路”。然而，哥薩克中農是沒有獨立的政治路線的。葛利高裏頑固堅持“第三條道路”的結果，只能越來越背離人民，最後以自己的徹底毀滅而告終。葛利高裏悲劇的實質，是在階級搏鬥尖銳化的革命年代，企圖追求和探索實際上不存在的“第三條道路”的“理想”遭到徹底破滅的悲劇；是在艱難困苦的動蕩時期，既要頑強地表現自己，又找不到自身的真正地位和道路的人的悲劇。
葛利高裏作為二個個體的人，作為有個人“追求”和“理想”的人是不幸的，他在歷史面前是多麽的渺小，多麽的無力。他雙手沾滿了戰爭的鮮血，只身壹人站在被鮮血染紅的頓河，似乎頓悟出了什麽。作家抓住了這壹瞬間，也是作家的某種理想的寄托，更是作家的偉大之處的具體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