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歌舞團1959年上演，整個劇以“起義”“勝利”“抗議”“夜襲”“求援”“突圍”“前進”等場次構築了整部劇的邏輯結構，展現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也暗含了對於“以卵擊石”的必然失敗的結局。
這部劇對於道具的運用非常突出。首先，紅色紅色手巾和刀是整個團體的標識，因此，當宴馬泰拿著紅手巾出現在英國使館時，可以即刻識別此處所指。其次，玉佩的運用。該劇貫穿的感情線也從玉佩體現的淋漓盡致。當劉麗川將玉佩交給周秀英時，即暗示了這壹玉佩所知道的人物形象，遂有了後來的周秀英睹物思人。最後，錦旗在不同場景的貫穿也是整個舞劇劇情變化的體現。從開始的升旗，揮舞暗示著占城的勝利，降旗意味著形勢急轉而下，最後周秀英舉旗在山巔的行進，喻指革命的艱難和道路的險阻。
整部劇的人物形象也依照戲曲的角色進行劃分，刀馬旦對應周秀英和剩余的起義女子，武生對應劉麗川、潘啟祥以及武打的男性，醜角對應青廷官員和英國人。這種具有戲曲程式化形象的塑造讓“這壹個”極為鮮明。但由於過於從戲曲中吸取元素和表演範式，整個舞劇給我壹種極為濃重的“無說唱的戲曲”的特點。以及十分明顯的場場開打模式，以推進矛盾的發展。
此外，民間舞蹈的運用也像是為了運用而運用。如勝利時，就跳起了《花香鼓舞》。這種突如其來的民間舞蹈的加入並沒有壹個非常舒適的過渡，顯得有些生硬。但《弓舞》的創作，還是較為符合整部劇的邏輯設定，展示了日常的操練情態，基本零接觸的雙人舞也是當時男女授受不親的世俗觀念的體現。
總之，整部舞劇，人物形象鮮明，劇情清晰，雖然帶有濃重的戲曲色彩，但對於道具的運用和結構的設計都是壹次很棒的嘗試，也是民族多幕舞劇的壹次較好成果。對於當下舞劇的創作仍有反思和借鑒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