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八百多年前，壹個年青人的同安履職之行，進行了壹場激烈的思想鬥爭，實現了儒釋之間思想上的翻轉。這個年青人就是朱熹。
南宋紹興二十三年（1153年）七月，同安縣衙新來了壹位主簿，他就是年僅23歲的朱熹。初來乍到，朱熹住在縣衙的西角。他將自己的居所命名為“高士軒”，取“此軒雖陋，高士亦或有時而來也”之意。現在，“高士軒”遺址已改造成朱子書院。從居所命名來看，此時的朱熹是得意洋洋的，也是信心滿滿的。
朱熹有資格得意，他18歲時就考中了進士。雖然過了五年之後，才迎來仕途生涯的第壹站，任同安縣主簿，但他依然年輕。年輕就是壹個人最大的資本，就有資格睥睨天下。中進士後五年的賦閑時間，也沒有消磨去他的意誌，自小受到的教育使他骨子裏具有強烈的儒家情懷，他滿懷信心想施展自己的抱負。
誰能想到，這樣壹個積極履職的年輕人，卻有壹顆釋子之心。朱熹的父親朱松和老師武夷三先生，都是喜歡跟和尚、道士交朋友的人，朱熹自小也受到釋老思想的熏陶，並最終醉心於禪宗。就在朱熹進京趕考的那壹年，他拋下儒家的所有經典，懷揣壹本高僧宗杲的《大慧語錄》向臨安進發。而朱熹之所以得中進士，就是因他在答卷中糅進了佛理思想，得到考官的青睞。這足證朱熹受佛家思想影響之深，也印證了佛教在南宋初期的流傳之盛。
南懷瑾先生在《論語別裁》中說：佛學像百貨店，裏面百貨雜陳，樣樣俱全，有錢有時間，就可去逛逛。逛了買東西也可，不買東西也可，根本不去逛也可以，但是社會需要它。道家則像藥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則非去不可。壹個國家民族生病，非去這個藥店不可。儒家的孔孟思想則是糧食店，是天天要吃的。
在同安任上，朱熹儒家情懷與釋子之心交織，終成痛苦，終為折磨。朱熹的滿滿信心，並沒有帶來他仕途上的壹帆風順，相反卻屢屢受挫。
南宋時期，土地兼並嚴重。朝廷也認識到這壹弊端的危害，決心“正經界”。所謂正經界，就是重新進行土地確權登記，解決有田不繳稅、繳稅沒有田的社會問題。 田畝賦稅，正是主簿之職。朱熹在壹把手縣令長官的支持下，在同安先行推開“正經界”。可不久朝廷就叫停“正經界”，朱熹不得不放下“將經界推行到底”的願望。見“正經界”無法實施，朱熹便上書要求減免賦稅。可他的上書最終如泥牛入海，杳無音訊。
接連兩次失意，朱熹有點灰心。可 讓他更難以接受的是，催討賦稅、課督勞役等本職工作，總讓他從“忠君”走向“愛民”的反面，這讓他更感痛苦、倍受折磨。
我們常說，儒家是入世的，道家兼具入世出世，佛家是出世的。儒家講究功成名就，即使感嘆“我被聰明誤壹生”的蘇軾，也希望兒子“無災無難到公卿”。道家提倡功成身退，最成功的樣本，就是範蠡攜西施泛舟西湖，做了神仙眷侶！佛家往往成了功敗身遁的最佳場所，如傳說中兵敗隱入空門的徐敬業、駱賓王、朱允炆、李自成，雖只是傳說，但也非空穴來風。
朱熹本來相信佛學可以治理社會，結果在現實中卻發現行不通，體會到為官應該“務實為本”，而非佛釋主張的“清凈無為”，這讓他產生進退糾結的心態。作為壹個以儒傳家的學子，朱熹有為國分憂、為民解困的積極進取壹面；同安任上的不如意之事，讓朱熹又有隱居山林、與世無爭的消極壹面。
所幸的是，朱熹同安任滿後在李侗的指引下，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他認為當前國家與社會的弊端，在於佛教和道教兩家盛行，儒家衰敗，世人沈迷釋老，缺乏的正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誌向和擔當。朱熹覺得，要挽救國家挽救社會，首先要挽救儒家，建立儒學的正統地位，讓世人多往“糧食店”店，少找“百貨店”和“藥店”。
後來，朱熹吸收了佛道思想，建立了理學思想體系。同安之行，改變了朱熹的學術方向，最終走上“逃禪歸儒”之路，實現儒釋之間的思想翻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