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認為當時的社會已是民之多僻，政不由己；季世陵遲，繼體承資，憑尊恃勢，不友不師，宰割天下，以奉其私。若乃驕盈肆誌，阻兵擅權，矜威縱虐，禍蒙丘山。刑本懲暴，今以脅賢，昔為天下，今為壹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喪亂彌多，國乃隕顛！國家實質上已經到了君不君、臣不臣、瀕臨滅亡的地步。所以說司馬氏的名教只不過是借以掩蓋他們醜惡形象的壹套假面具，是用來攫取功名利祿的得力工具，他們打著名教的幌子掩耳盜鈴。司馬氏集團篡用了儒家的名教，使它完全變為陰謀奪權的工具。嵇康看透了司馬氏集團的良苦專心，因為他強烈的道德感遭到了現實的蹂躪，他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最能擊中要害的莫過於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湯武而薄周孔，以此揭開他們虛偽的面紗，把他們的罪惡昭示天下。他由對名教的篤信轉而對當時虛偽名教的激憤，進而發展為否定名教、超越名教。這是嵇康人格的分裂，其本質乃是儒道關系的對立，自然與名教的對立，理想與現實的對立。這貌似把名教放在了次要位置，但實際上卻又賦予了名教以形而上學的根據，使唯心主義的天命論取得了精致以致迷人的形式。嵇康則公開要求擺脫名教的束縛，認為名教不是出於自然，而是統治者造立出來的。他指出：造立仁義，以嬰其心；制為名分，以檢其外；勸學講義，以神其教，故六經紛錯，百家繁熾，開榮利之塗，故奔騖而不覺。他這番言論果然起效，司馬昭的爪牙鐘會就進讒說：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所以魯迅說嵇康有礙於司馬氏辦事，所以他就非死不可。由此可見，嵇康對湯武周孔的菲薄僅僅是用來反抗司馬氏所謂的儒家名教，並非周孔等人的思想學說。唐長孺說：嵇康在原則上並不反對儒家所規定的倫理秩序，只是反對虛偽的名教。他們理想中真率自然之人格，仍然與封建道德不可分割。這就是說，統治者鼓吹仁義，是為了束縛人們的思想；制定名分，是為了約束人們的舉動；辦學講經，是為了神化自己的統治。所有這些最終只有壹個結果，即把人引上了爭奪名利之途。而人生來都有食色之欲，欲望得到滿足則自得其樂，人的天性是不樂意接受禮教束縛的，只因為當今學習儒家經典能使人得到榮華富貴，所以人們便以六經為太陽了。這樣，嵇康就把自然人的自然欲望與名教完全對立了起來。因此，他同莊子壹樣贊美人類的自然狀態，向往原始人飽則安寢，饑則求食，怡然鼓腹，不知為至德之世也。若此，則安知仁義之端，禮律之文？進而把鴻荒之世，大樸未虧當作最理想的社會形態。嵇康曾稱老子、莊周，吾之師也，他的思想和道家確有繼續關系。但嵇康和莊子的生活態度大相徑庭：莊子很隨便，嵇康卻很執著，他的人格形象是剛腸疾惡，遇事便發；莊子反對師其成心，主張和之以是非，而嵇康則師心以遣論。他在《家戒》中宣言：若誌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二。恥躬不逮，期於必濟。這種堅定自己誌向、心口相應、言行壹致、至死不渝的性格，並不是道家的人生理想。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就刑，有令千古英雄折腰的雅量，這正是孟子舍生取義、以身殉道的原則精神。所以魯迅先生早已指出，嵇康之所以反對禮教，是因為當時統治者打著以孝治天下的幌子進行篡弒掠奪，並利用名教的名義，加罪於異己之人。由此可見，嵇康在骨子裏是儒家式的理想與理念。在當時殘酷的險惡環境裏，這種理想與信念遭到了強大的壓抑，反而與道家自然無為的消極壹面病態地結合了起來，構成了他的復雜而又矛盾的思想。這種矛盾的總根源和本質乃是真誠自然與虛偽狡詐的對立。
其次，魏晉時代是禮樂大崩壞的時代。嵇康既有目送歸鴻，手揮五弦的飄逸瀟灑，卻更有彈琴詠詩，聊以忘憂；貴得肆誌，縱心無悔的難以排遣之憂思，這又是多麽執著！可以說，嵇康出於對虛偽名教的激憤而反對禮樂，但與孔子所追求的人生境界是壹致的。這正是孔子音樂精神的延伸。嵇康同孔子壹樣，都不否認音樂具有滿足人們正常欲望的功能，自然欲望是真誠的；用音樂來教化民眾的方式也應該是潛移默化，自然而然。他們二人壹生都在執著地追求真誠自然，強烈地反對狡詐造作。正因為有著這樣的追求，在那個布滿狡詐虛偽的社會中，嵇康的思想變得極其矛盾復雜，從而導致歧義紛紜。
再次，結合嵇康的壹生，可以看出，非湯武而薄周孔並不意味著他完全擺脫了儒家思想，徹底否定了儒家思想。
第壹，從出身教養上看，他和儒家思想有著天然的聯系。嵇喜在《康傳》中說：家世儒學，少有俊才，曠邁不群博洽多聞。嵇康的字是叔夜，這就難免使人聯想到《論語微子篇》中稱賞的周有八士，這八個有教養的人，其中之壹即謂叔夜，是偶然的巧合，還是有意為之？嵇康雖然說自己不涉經學，但《晉書嵇康傳》卻說他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從《難自然好學論》中還可以看出嵇康對《六經》研究得何等透徹。否則他何以去戳穿以《六經》為太陽的士君子們的假面目？也就更談不上菲薄湯武和周孔了。嵇康寫的《家誡》完全是用儒家的禮儀道德教育兒子。嵇康教導兒子待人處世的壹些原則和方法：對待長官，最好敬而遠之，不要過分親密，也不要經常往來，假如非去不可，壹定要同眾人壹起去，壹起離開，不要最後走，更不要留宿，因為當官的，總不免要詢問壹些外面的事情，假如某件事暴露了，當事人便會以為是妳說的，使妳有口難辯。假如有人相互爭辯，而妳又不知道是非得失，壹定要避免參與，要靜觀其變，最後是非自見，至於壹些小是小非，幹脆不予理睬，即使有人問妳，妳也要以不明白回答他所有這些，都符合儒家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第二，從交友之道上看嵇康對儒家思想的繼續。他在《絕交書》中說：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這和孔子說的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兩者相似。當初竹林七賢嘯傲暢飲，與司馬氏采取不合作的態度，他們算得上是誌同道合，但山濤後來卻壹改初衷，投靠了司馬氏，嵇康當然要與他絕交。因為道不同，不相為謀。不管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他的行為在客觀上符合了儒家的思想。然而，對待呂安，嵇康則挺身而出，為呂安蒙受不白之冤而辯護，最後不惜犧牲生命，這正是儒家的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的精神。在生死攸關之際，他沒有以莊子忘物忘己來逃避社會，他有強烈的是非之心，壹定要顯明臧否，所以他才能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至於他說要做壹個無馨無臭的人，那只能是他精神上的壹種慰藉和曠達。由此可見，他在交友方面的所作所為正如孟子所說：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而這才是真正的儒家仁義。那麽，非湯武而薄周孔就不能看作是嵇康擺脫儒家名教的標誌。所以，司馬昭雖然內心惱恨嵇康非湯武而薄周孔，但他在名義上卻不能以這句話給嵇康定罪，而只能借呂安之事除去了他的心腹之患。
第三，在生活誌趣上，嵇康認為窮達有命，亦有何求。這幾乎脫胎於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所以嵇康甘守清貧，他認為：世之難得者，非財也，非榮也，患意之不足耳。意足者雖耦耕圳畝，被褐啜菽，莫不自得；不足者雖養以天下，委以萬物，猶未愜然。《絕交書》中也說：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壹杯，彈琴壹曲，誌願畢矣。孔子不也贊賞這樣的生活嗎？他在《雍也篇》中說：賢哉，回也！壹簞食，壹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兩種生活何其相似，他們都做到了窮則獨善其身，身處貧賤，卻不改變自己美好的品德，難道這種做法是菲薄孔孟？
第四，嵇康承認湯武周孔是先賢聖人。在《管蔡論》中他推文王、武王、周公為三聖，雖然他為管叔、蔡叔翻案，這是為自己參與毋丘儉謀反壹事辯護，但他並未因此而非難周公，反而贊賞周公賞罰不避親戚，榮爵所顯，必鐘盛徳，戳撻所施，必加有罪。斯乃為教之正體，古今之明義也。在《絕交書》中他稱孔子為君子，以柳下惠為達人，而孔子也認為柳下惠雖然降誌辱身，但仍能做到言中倫，行中慮。能堅持直道。這和嵇康的見解同出壹轍。嵇康出於對虛偽名教的激憤而菲薄湯武周孔，但與孔子所追求的人生境界是壹致的。由此看來，嵇康菲薄的湯武周孔是司馬氏標舉的所謂聖人，而絕不是嵇康心目中的傳統儒家思想的代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