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2年5月18日確診癌癥，到1974年6月1日住進305醫院手術，周恩來是怎樣完全忘我地拼命工作呢？
1973年6月上旬的壹天，周恩來已是30多個小時沒合眼。究竟處理了多少文件，接待了多少人？恐怕秘書也算不清楚。
夜裏壹點多，似乎他老人家該歇口氣了，秘書卻看著手表提醒：“總理，還有14分鐘。”
“唔，妳們做準備，我刮個胡子。”我看到周恩來往起站時，已經十分吃力，用雙臂撐著才站起來；他的手抖顫不止，身體晃了晃才站穩，然後竭力用平時慣有的那種快步朝衛生間走去。
總理要刮胡子，說明又是外事活動。他註意儀表整潔，前面章節專文談過，是幾十年如壹日，因為這是代表著中國人的臉孔和精神狀態。以往修面，或者是請北京飯店的理發師朱師傅，或者是他自己用安全刀片刮臉。
以往，總理壹旦顧不上吃飯，我們就給李維信打電話，請他準備壹杯玉米面糊糊或是幾個素餡包子，拿在路上吃。這次考慮總理的身體狀況，30多小時沒休息，胃口肯定不好。我就請李維信準備壹碗素湯面。估計湯湯水水的吃著可以舒服些。
給李維信打完電話；接著又調車。到辦公室請總理出發時，屋裏屋外正在亂紛紛找人：“總理呢？誰見總理了？”
總理“失蹤”了！正有些慌亂，忽然有人說：“哎呀，總理不是說要刮胡子嗎？”
我在前面走，後面跟了幾個人。進門的壹剎那，所有人都怔住了；不會說，不會動，甚至停止了呼吸。唉，我們的總理喲！他垂落的左手下，有壹條面巾；他微屈的右臂，手裏仍虛握著沾有肥皂沫和胡子茬的刮臉刀，他就歪在鏡子前邊睡著了！他英俊的面孔曾使所有的中國人為之驕傲，現在卻變得那麽瘦削灰黃；他的眉毛依然威武，雙唇仍然露出善良和慈愛，可是他的眼窩卻是深深地，深深地沈陷下去……
我們面面相覷，用顫抖的目光互相提醒：別出聲，也不要動，讓總理睡幾分鐘，哪怕是多睡幾秒……可是，心血翻呀翻，翻上了壅塞的喉嚨。有人用手捂住了臉，有人不停地朝上眨眼睛；我們只能讓淚水在眼圈裏悄悄地轉，讓淚水往心裏默默地流。
就這麽壹屋子人靜悄悄地停滯了那麽片刻，周恩來雙肩壹顫，腿失去支撐地猛然壹彎，我忙搶上壹步扶住他不要摔倒。
“哎呀，”周恩來壹聲輕喚，掀起了眼皮。他與其說看到壹屋子人不如說感覺到壹屋子人，壹邊用毛巾擦去臉上的肥皂，用力揉著雙眼，壹邊喃喃：“糟糕，我怎麽睡著了呢……”他看壹眼表，匆匆向外走：“遲到了，遲到了，這次怪我。”
“總理！”我們小聲叫著追上去，又不敢追到他面前，尾巴壹樣跟在他身後。
因為我們在流淚……
來到新6所，韓念龍等同誌已經等侯在那裏，迎上總理匯報情況。這時，周恩來用力揉搓壹下臉，灰黃的臉孔便奇跡般地恢復了片刻青春的紅暈和光彩。我早就發現了這個秘密：只有工作能夠使總理顯出年輕。
李維信輕輕走到周恩來身邊：“總理，吃碗面條吧？已經給您準備好了。”
“不吃了。”總理聲音沈重地說，帶著嘆息壹般的疲倦。他那威武的眉毛聳了聳。小聲說：“妳幫我想想法子，看能不能買兩塊咖啡糖？”
“是，總理。”李維信匆匆走開，工夫不大便取來兩塊咖啡糖。
總理剝糖紙時，我清楚地看到總理的手指抖得厲害，差點把糖掉地。我要幫忙時，他終於剝下糖紙，把糖放進嘴裏。我清楚地看到韓念龍在對面嘴角壹陣抽搐，眼圈刷地紅了，流水也似地扭開了頭。
我也低下了頭，伯總理看到我奪眶而出的淚水。我知道總理從來不曾吃什麽糖塊．這次連吃兩塊，是因為咖啡可以提神。
會談開始了，是與越南總理範文同談。
會談中，越方不停地提條件，剛達成壹致，他們又出爾反爾地加碼，好象我們援助他們不但要無條件，而且應該是無限制地滿足壹切。
會談十分艱難。周恩來不停地喝茶，但他越來越掩飾不住耗盡血汗之後的極度疲憊，借李維信上水的機會，他小聲吩咐：“給我送條濕毛巾。”
女服務員很快就用托盤送來了濕毛巾。周恩來拿過毛巾，輕輕抖開，墊在右手上，用力擦臉，在額頭和眼窩的部位反復擦拭按摩，然後放回托盤上，啞聲說：“謝謝。”
女服務員的目光從周恩來的臉孔上壹掠而過，她不敢多看。周恩來剛剛擦拭過的臉孔又恢復了光彩，但那濕漉漉的光彩有多少是水，又有多少是汗？當他用力按摩額頭時，他是怎樣艱難地從全身每壹個細胞裏擠壓搜索聚集殘剩的最後壹些血液和熱力啊1女服務員嘴角壹抿，迅速垂下眼簾退出來，她是在強忍住自己的淚水。
不到10分鐘，周恩來又用眼色討毛巾。他常常用眼色指揮調動工作人員，早已形成默契。女服務員再次上毛巾時，他小聲請求：“要熱的，熱壹點。”
第三次上來了熱毛巾。周恩來壹邊傾聽範文同的喋喋不休，壹邊將熱毛巾用力按在額頭上，片刻，迅速而有力地在臉上搓幾下，將毛巾還給服務員，小聲囑咐：“再熱些，要燙的。”
女服務員退下不遠，便聽到了周恩來的聲音。他與範文同會談的聲音始終那麽清朗流利，句句反應敏捷，字字切中問題實質。
可我們所有的工作人員都越來越不安，心裏抱怨範文同沒完沒了，不看看我們的總理累成了什麽樣子？但凡有點精神，何至於10分鐘壹次熱毛巾擦臉？但我們不能議論，只是互相傳遞憂慮不安的目光。偏偏這時，女服務員過來了，向李維信小聲報告：“總理要燙毛巾……”
李維信牙齒咬壹咬下唇，山東大漢那種銅鐘般的嗓門竟變得像姑娘的聲音壹樣溫柔：“那就用，用開水……用開水涮毛巾……啊？”
女服務員始終不曾擡頭，望著自己的鞋尖喃喃；“再、再找壹個人上毛巾吧。”
“怎麽了？”
“我，我受不了了……”女服務員哭了。四周圍頓時響起壹片唏噓聲。
李維信抽響鼻子，用力眨著泛紅的兩眼，驅散淚水，喉結滾動著，終於喘上壹口氣，用壹種鼻音喃喃的極溫和極富感情的口氣說：“再說，再說我打妳……快去吧。”
服務室裏，兩名女服務員用滾開的水為周恩來涮毛巾，騰騰的蒸汽凝聚在睫毛上，眼圈裏又有珠淚，端了毛巾望會議室，燈光下便顯得五彩斑瀾。周恩來在傾聽範文同講話時，將熱氣逼人的毛巾抖開，灼自己的額頭、眼窩、臉頰、脖頸……放下毛巾後，便又開始回答問題，解釋情況，闡明道理。
會談從夜裏2點壹直進行到旭日東升。其間，每隔10分鐘便由服務員送上壹次開水涮過的毛巾，這是當時在場十幾位同誌看著表掌握，親眼目睹，可以完全作證的壹次工作場面。
“好了，不要涮了。”李維信朝服務室裏吩咐：“總理馬上要走，妳們……怎麽了，妳們，怎麽了？”
兩位女服務員沒有像往常那樣丟下手裏的活兒，追出去送周總理離開。她們倆丟下毛巾，放下開水瓶，面對面垂了頭站立，各自捧了雙手怔怔地出神。
“什麽毛病，妳們這是……”李維信走近兩步，突然住了嘴。兩位少女筍壹般嫩的手，如今紅得像他家鄉出產的那種小水蘿蔔，手指和掌緣燙起壹串晶明透亮的小水泡，並且閃閃地泛出光來。
“哎呀，燙這麽多泡，”李維信皺壹皺眉，他不善於跟女孩子講什麽體貼話，有些結巴：“妳，妳們辛苦了，也，也是為工作麽……”
兩位女服務員仍然是壹動不動地捧著手，手在顫，眼角在顫，嘴唇也在顫。
“總理……”
壹聲哀哀地輕喚，兩名女服務員壓抑已久的哭聲便掙脫喉嚨的束縛，壹下子灌滿服務室，傳入空蕩蕩的會議室，久久不息地回蕩著。於是，李維信這位170斤重的山東漢子也垂下頭哭了，在場的人沒有壹個不是淚流滿面……
6月12日，中越聯合公報發表。
從1974年1月1日到6月1日，這住院前夕的5個月，除了到醫院檢查病情和治療外，總理總***抱病工作139天。這139天中，工作達18小時以上的有130天2剩余的9天無壹不超過10小時以上。
如果以小時論，總理抱病工作的5個月，比實行8小時工作制的壹般幹部工人在壹年裏的全部工作時間還要長。
正是這個原因，我們的日記不能以大自然的壹天記，只能以“周恩來的壹天”記。
周恩來的壹天有多長？說不準。隨便舉他住院前的3個例子：1974年2月9日淩晨4點至2月12日淩晨4點三刻：
……到了11日夜，他還是不能休息，晚上又安排了幾個會。第二個會議開始時，他終於累得犯了病，就站起來用椅背頂住腹部繼續聽匯報。大家不知道他已連續工作近50小時，請他坐下聽。他低聲說：“我不能坐，壹坐下就會睡著……”1974年3月6日下午3點至1974年3月7日中午12點半：
……他工作12小時後，發生缺氧病狀，體力實在支撐不住了，躺到床上吸氧，邊吸氧邊批看文件達9個半小時……1974年5月6日下午4點至8日淩晨4點半：
他連續工作18小時後，剛睡下40分鐘就被叫到釣魚臺……以後又工作10多個小時，壹直到8日淩晨4點半。
他又出現嚴重的缺氧病狀，這已經是第4次了……
周恩來的壹生可以說都是在這種連續的大工作量中度過，本不足為奇。但是1974年這5個月不同，他的病情已相當嚴重，每日大量便血，多的時候能達到上百cc，就像直接便血水似的，看著驚心動魄，忍不住淚。他以古稀之年就是這樣壹邊輸血吸氧壹邊便血堅持著健康人無法負擔的工作量。當時衛士和醫務人員累病三四個，都是比他年輕二三十歲的健康同誌，又是輪班跟隨他他怎麽能不累倒呢？
從這個意義上講，總理確實是累死的。
總理也曾講過傷感的話，我聽到過3次：
他曾望著整日辛勞的花工老周師傅，用壹種苦澀的聲音感嘆：“唉，咱們西花廳就是我們兩個姓周的人最辛苦了……”
他曾坐在馬桶上批閱文電急件，壹小時完不了，終於嘆口氣說：“我成了壹個語文教員，天天在那裏改卷子……”
有壹次開會後，坐車回西花廳。車停好後，他幾次動不了身，鉆不出車，內我們把他扶出車。下車離辦公室只有30幾米的路，他自己都走不了，需要我們架著他走。
“我太疲乏，”總理歉意地望望我們，身體虛軟地下墜著，我們不得不盡力架住他。他臉上掠過壹絲淒涼的笑：“讓我喘息壹下……”
“總理！”我輕輕叫壹聲，趕緊扭開臉。我實在無法忍住流淌的淚。記得每位新到總理身邊工作的同誌，都要聽到鄧大姐——聲：囑咐：“總理走路很快，妳們要跟緊，不要跟丟了。”
那個走路生風，行動敏捷灑脫的總理哪裏去了？現在他已經無法獨自走完30米……
“好了，我們走。”總理喘息片刻之後，小聲吩咐。我們架著他進屋，要扶他去臥室，他墜著身體不肯去，氣虛地說：“到辦公室，去辦公室。”
我不再掩飾淚水，兩眼濕漉漉地望著總理灰白色的臉孔哭道：“總理，求求妳了，休息休息吧，恢復壹下體力……”
“妳叫我什麽？總理。”我們那親敬可愛的好總理，他壹句壹喘地望著我說：“總理、總理。我是這個國家我是全體人民的總理啊，現在國家這個樣子我不管誰管？我怎麽休息得了啊……”
就這樣，我們把總理架到了辦公桌前。他兩手抖抖地拿起辦公袖套，我們忙幫他套好，然後扶他在辦公椅上坐下來……
總理這樣拼命操勞，首先是為了維護國家使之免遭覆滅；同時為了不使領導權落入江青壹夥人手中，為了遏止來勢兇猛的“批林批孔”運動不要再度演變成“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樣動亂不堪的局面。
到1974年的5月底，周恩來身體已經極度虛弱，隨時可能發生休克。在辦公桌前只要壹坐就站不起身了，非有人攙扶不可。
但他仍然堅持按原定計劃於5月29日與馬來西亞總理拉紮克舉行正式會談，討論兩國建交問題。當時醫務人員就守候在門外，隨時準備搶救。31日，他又同拉紮克分別代表本國政府簽署了中馬建交公報。人們見到的周恩來仍然是那麽安詳穩重，從容不迫。可誰能知道，他是接受輸血後才進行了這次重大活動。
簽字後，總理向秘書口授了“6月1日後對送批文件的處理意見”，將各項工作都責任到位地作了具體安排。
1974年6月1日，周恩來把桌上所有文件都清理完畢，交待清楚，然後在我們的攙扶下立起身，摘下了套在小臂上的藍布工作袖套。這兩頭縫有松緊帶的袖套曾伴他度過無數不眠之夜，批閱過多少文件，已經深有感情。我見他把袖套放在桌面上，再用手輕輕地，輕輕地撫平，小心翼翼疊整齊，目頭在上邊停留幾秒，眼圈忽然壹紅，胸脯猛地起伏壹下，將頭迅速扭向了壹邊。
於是，我們都傷心地低下了頭。
周恩來離開了那把坐了20多年的辦公椅，我們追隨著左右扶持；他在屋中站住腳，環顧壹圈，默默地向這裏的壹切告別。他的目光在辦公用具上留戀地往返，終於轉向墻壁上的圖表，目光忽然閃爍壹下，隨即又黯淡下來。我隨他的目光望去，心戰栗著抽縮起來。
我看到了那張食管癌高發區發病分布圖。
於是，壹種難忍的痛楚從我心頭絞出壹滴滴的淚珠，盈滿眼眶，朦朧了我的視線。多少往事閃爍著從那膘隴中浮出……
“李冰，李冰同誌來了沒有？”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壹個會議廳的主席臺上朗聲問。
“來了。”前排站起壹位樸素端莊的女同誌。她是日壇醫院的負責人。
“李冰同誌，妳們日壇醫院那麽多病人，妳長期搞腫瘤防治，找沒找出原因？”
也許是太激動了，也許是這個問題很復雜，不是幾句話能講清的，李冰張壹張嘴，聲音有些猶豫：“這裏原因很多……”但她心情是激動的，臉上泛出紅光。
“癌癥不是地方病，而是壹種常見病。”周恩來臉上是那種既親切又嚴肅的微笑，做了壹個擺手動作：“不單是林縣食管癌多，西北也多。妳說腫瘤的原因很多，要找出主要矛盾來嘛。”
李冰激動地點點頭。
“吳桓興，”周恩來又點日壇醫院的另壹位負責人，“妳這輩子找不出腫瘤的原因來？要樹雄心，立壯誌，在這壹生中攻克癌癥麽。我看，妳們還是到下邊去調查好……”
於是，醫學科學院的科研人員下到河南林縣走村串戶調查食管癌的發病情況，後來又查遍太行山周圍。181個縣，那張食管癌高發區發病分布圖就是這次調查研究的成果之壹。然而誰又料想到，事隔不到壹年，癌癥競侵害到總理自己身上。
現在，他也不得不離開他工作25年的西花廳，離開他的辦公室了……
應該說，總理的膀胱癌發現還是比較早。聽醫生講(也許是為了安慰我們這些總理的身邊人)，這個病重要的是必須治療及時。又聽說這種癌是在膀胱上鼓起個小包，壹般不流血，但總理的有些特殊，鼓起小包就流血了，小便壹有血就知道出來鼓包了。我不是醫生，說不出那些科學詞，我只能用這種老百姓的話來講。出來鼓包就要做手術的，用什麽儀器從尿道探入膀胱，壹燒就把那個鼓包燒掉了。不需要動刀子。
那時每天給總理化驗尿，見有血就要動手術，用那種儀器去燒膀骯上的鼓包。按規律差不多是3個月作壹次手術。可是周恩來外事活動太多，又要總理天下大事，總是壹拖再拖，醫生專家真是盡了壹切努力，擋不住他老人家肩上的擔子壓得太多大重啊。這壹拖，本來很好做的燒壹下就行的手術，現在非得動刀不可了。說實話，我當時絲毫沒想到這已是不治之癥，拖不了很久，我只是難過地想：唉，這壹動刀，可就要傷身傷元氣了！
位於文津街的解放軍305醫院，病房大樓底層有兩套寬敞的病房。壹套是為毛澤東準備的，他沒有住。另壹套住進了人，就是我跟隨已久的周恩來。
1974年6月1日，總理住進醫院就作了第壹次手術。時間對他老人家就是這麽寶貴，不能像壹般住院者那樣先在病房裏觀察檢查壹下，身體狀況好時才動手術。
這次手術進行得非常順利，醫生們出了手術室都面帶輕松喜色，都說作得好。醫生們的信心也給了我們信心和喜悅。都以為經過壹段休息，總理又可以恢復如初，還是我們所熟悉的健康、機敏、瀟灑的總理。我甚至想到了在重慶那次總理的住院手術，想到他提前出院為父守靈……
但是這次完全不同了。還不曾出院，到8月間病情就又出現了反復，不得不進行第二次手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