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2月7日，日本內閣決議的“經濟新體制綱要”規定，“在防止損害國民經濟秩序的投機利潤及壟斷利潤發生的同時，肯定適當的企業利潤，特別是對增強國家生產做出貢獻的企業，承認它們利潤的增加”。所謂戰時體制統制經濟下的企業營利性，只要與國家生產擴大壹致，實際上是受到保護獎勵的。鹿島正是這方面的典型，1938年7月，好似要和國家總動員法的實施步調壹致似的，守之助由副社長就任社長，成為戰時企業營利性的具體體現者，在政府通過“物動計劃”把握生產力本身，調動軍需物資用於完成戰爭這點上，政府（軍隊）在成為最大的消費者的同時，對於企業來說，也是直接的最大的顧客，政府早已從在壹般產業政策上對企業進行指導的間接關系，發展成與企業壹體的交易關系甚至是協同關系。
鹿島建設的企業經營，實際上早就和日本侵華並為戰爭服務而密不可分。
1931年九壹八事變後，鹿島即直入偽滿洲國，承接了興寧線等鐵路工程。1932年又開始從事國道和鐵路的特命工事的建設工程。之後，又大量從事與關東軍密切相關的兵營。兵器廠軍事工程，以及用於關東軍特別大演習的特殊工事等。至1937年七七事變後，為更緊密地服務於日本侵華和對中國物產資源的掠奪，鹿島建設的重點放在修築鐵路和特殊工事方面，主要的如這個時期的承古線、通臨線、同塘線、張北線，還有以掠奪煤炭資源為主要目的的大同礦山開發等等。而同塘線（大同壹塘沽）的開通可以把大同的煤炭源源由此運往日本。
鹿島在日本土木建築行業是屈指可數的代表性公司，在土木建築團體中壹直發揮著主要的作用，這壹點在戰時情況下，隨著鹿島守之助的登場更加得到強化。鹿島守之助在1942年6月至1943年9月擔任大政翼贊會調查局局長就是其中表現之壹。在促使政府實現對中國勞工的強擄過程中，他發揮了重要作用。而其他有關的土建行業團體（日本土木建築業組合聯合會、日本土木建築工業聯合會、土木工業界、日本土木建築統制組合、戰時建設團），也扮演了某種主要的角色。另外，在1941年由陸軍工程相關者組織的“軍建協力會”，1942年設立的海軍相關的“海軍設施協力會”中，鹿島起到怎樣重要的作用，只要看壹下它施工的工程就可以很清楚，政府在內閣會議上做出實施強擄中國勞工的決定時，鹿島守之助身為大政翼贊會的調查局局長，與決定正式強擄勞工的次官會議幾乎同時成立的日本土木建築統制組合，鹿島清壹擔任理事長。上面談到的從醞釀直到強擄實施的全過程中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幾乎不走樣地反映在鹿島身上。更何況鹿島守之助原為外交官，不缺乏對國際法的認識。
創業於大保十壹年（1840年），以擁有150年以上的歷史為自豪的鹿島建設，在自己浩瀚的社史之中，對強擄中國勞工之事，連壹行文字的記載都沒有留，而作業點報告上，竟編造謊言說，中國人每天或隨時都可以隨心所欲地去遊泳，打棒球、乒乓球，摔跤，開運動會，觀賞電影，聽留聲機，拉胡琴，吹笛子，以及傳閱雜誌。在“中山寮”中國勞工所受到的，卻是名副其實的牛馬不如的奴隸待遇。他們被鹿島隨心所欲地殘酷虐待的歷史真實，在秋田判決、橫濱判決時已經得到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