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審案審出了兇殺案
乾隆庚午年間（即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官庫失玉器”，官吏們便對住在官庫附近的園林工人逐個審問，輪到壹位名叫常明的人時，官吏還沒提問兩句，忽然發現常明的神色有些不對，臉色慘白，目光呆滯，嘴角了幾下，忽然發出壹種只有才能發出的聲音說：“玉器不是常明偷的，但人卻是他殺的，我就是那個被他的人的！”
官吏嚇壞了，兩旁的衙役也壹片大亂，畢竟那是個每個人心上跑神的年代，居然真的看到，都嘩然起來，主審官好不容易才穩定住局面，覺得這等詭案，自己這衙門萬萬不了，於是立刻移送刑部。
刑部委任了新的主審官，“姚安公時為江蘇司郎中，與余儀等同鞫之”——這個姚安公不是旁人，正是紀曉嵐的紀容舒，紀容舒做過雲南姚安知府，所以紀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壹書中都稱他為姚安公。姚安公和余文儀到任後，對那個身是常明、不知名的人進行了審理。那人繼續用的聲調，講述了壹件離奇的兇殺案：“我名叫二格，今年十四歲，家住在海澱，名叫李星望。去年的上元節（正月十五），我去街上觀花燈，路遇鄰居常明，他跟我壹同玩樂，夜深人靜的時候相伴回家，在路上，常明突然開始我，並對我動手動腳的，我壹邊抗拒，壹邊叱罵他，並告訴他回到家要把他對我做的事情告訴我，常明壹聽，頓時目露兇光，把我拖到壹個僻靜的小巷子裏，用衣帶將我勒死，埋在河岸下面。找不到我，十分著急，打聽到觀花燈時常明曾經與我在壹起，懷疑是常明把我起來了，就向巡城禦史告狀，連刑部都驚動了，派出人仔細查訪，卻沒有結果，只好以缺乏證據，別緝真兇來擱置此案，兩位大人請替我伸冤啊！”說著那人啼哭起來，哭聲依舊是個沒開嗓的音。
紀容舒依然不敢相信，想了壹想厲聲：“妳先不要哭泣，倘若所言不虛，本官自然為妳做主，既然是去年的案子，那麽妳為什麽這麽久才來告狀呢？”
“大人明鑒，我含冤在身，無處，變成了野，便日日跟著常明，想附在他身上，然後投奔衙門告狀，但每次到離他四五尺的地方，就覺得熾熱好像烈焰燒烤壹般，不得接近，後來熱量稍微減輕了壹些，我能接近他二三尺左右了，慢慢地又漸近到壹尺左右……昨天突發發現他身上熱力全消，又趕巧衙門審玉器失蹤的案子，他自己 在公堂前，我正好於他。”
余文儀還是不敢相信，：“那妳還記得去年妳被害後，刑部提審常明的日期嗎？”
那人立刻說出了壹個日期，“按所言月日，果檢得舊案”。這壹下，不相信也不行了，兩位主審官問其屍骸所葬何處，那人便準確地說出了在河岸的第幾棵柳樹旁，派了衙役去挖掘，果然發現了壹個少年的，屍身還沒有完全腐爛，“呼其父使辨識，長慟曰：吾兒也。”
二、兩份記錄的相同與不同
此案轟動京城，很多看熱鬧的人都去河岸邊看“現場”，指著那個挖出二格的屍坑吐沫星子橫飛，而在朝，也引起軒然，“以事雖幻杳，而證驗皆真”。
官府的審理還在繼續，受審者也依然處於壹種極端不正常的狀態，“訊問時呼常明名，則忽似夢醒，作常明語；呼二格名，則忽似昏醉，作二格語”。最神奇的是，還出現了兩種聲音互相辯論的情狀，偶爾“又父子絮語家事，壹壹分明”。
雖然這個人到底是常明還是二格還是壹個謎，但常明二格壹事，確屬無疑，刑部以實情上奏乾隆皇帝，乾隆下令處死人犯。諭旨下達的那壹天，那人身上二格的靈十分高興，二格生前是個走街串巷賣年糕的小哥，竟高唱起賣糕時的吆喝聲來，他的聽了放聲大哭，說很久沒有聽到兒子的吆喝聲了，他問兒子的，說：“我也不知道，保重，我去也！”從此，便仿脫離了常明的身體壹般，“自是再問常明，不復作二格語矣”。
此案之詭奇，就是今天聽了也不免令人瞠目，上述案例記述於《閱微草堂筆記》之中，讀者諸君可能會覺得，沒準兒又是紀曉嵐打著他老爸的旗號胡編亂造的故事，但是無獨有偶，中國文化史上另外壹位巨人——袁枚，在《子不語》中也記述了此案，而且開宗明義地指出，他是從邸抄上看到的——乾隆年間的《邸抄》類似今天的內參，專門向外官傳達皇帝諭旨、朝廷政事或機樞動態，具有極高的可信度。
將袁枚的記錄和紀曉嵐的記錄相比對，就會發現這壹詭案更多的歷史細節。
按照邸抄上的報道，玉器失蹤的地點更加詳細了，“景山遺失陳設古玩數件”，而懷疑的主要對象是挑土工人，“召執役數十人立而訊之”，壹個名叫趙二的工人忽然跪倒，自稱名叫常格，年十二歲，在到市場上買東西的路上，為工人趙二圖奸不遂，用刀，埋於厚載門外堆炭地方，“求大人掘驗伸冤”。
可以看出，無論受害者和施害者的名字，受害者的年齡、受害經過、埋屍地點，全都與紀曉嵐的記錄不，但是除了這些元素外，這壹主要案情是確鑿無疑的，案件移交刑部後，捕役在厚載門外堆炭地方挖出了常格的屍骨，“屍傷宛然”。刑部上奏給皇帝的奏折，主要糾結在趙二是否算“自首”上，“趙二自吐案情，跡似自首，例宜減等，但為冤所憑，不便援引此例，擬斬立決。”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準奏。對比紀曉嵐的記錄，袁枚的記錄案情相對簡單，沒畏懼兇手身上的熾熱之氣等細節，平鋪直敘，可信度卻更高。那麽，真的嗎？
事實上，這壹案件與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聽到的“”，是同壹性質，醫學上叫“性狀態”，表現為壹個人突然改變了性格特征，在語言、姿態、聲音上變成了另外壹個人，現代醫學對此已經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性狀態與幻覺是同樣普遍的精神異常，根本原因是潛意識的爆發性表達，患者往往因為長期和巨大的心理壓力，而有強烈的潛在訴求，但在日常生活中傾訴無門，長期的壓抑和扭曲，導致壹旦遇到某個突發，而這壹又恰好是加在患者沈重心頭上的“最後壹根稻草”時，疾病就會發作。
比如乾隆年間的這起“奇案”，就是作案人因為殺害了壹個無辜的少年，而長期背負沈重的心理負擔和精神壓力，總懷疑受害者的圍繞在自己的周圍，因此，壹年後，當內務府審訊壹樁古玩失竊案時，他誤以為東窗事發，再也撐不住了，用受害者的聲音和舉止講出了自己的罪行。
三、運河上突現
類似附於正兇身上揭露兇殺大案的事例，在古代筆記中並不多見，偶爾見之，也多記載在演繹多於史實的筆記裏，而在嚴肅的史料筆記中則十分稀罕，所以，明代文學家沈德在《萬歷野獲編》裏的壹則記載，就非常引人矚目了。
隆慶（明穆宗年號）初年，有個在蘇州當兵的人姓丁，曾經因為小過失被收押在裏，等出獄後，突然暴富，被提拔為負責漕運的卒長，運糧入京。完事之後，他和手下人坐著船回蘇州，正飲酒作樂，“忽作異方語，瞪目改容，切齒恨罵，將自戕”。眾人趕緊把他的刀奪下，問他到底發生了什麽事。丁某說：“我是個盜賊，在蘇州的大牢裏曾經與丁某同處壹室，私下裏跟他說：‘我犯的案子太重了，必定會被處以，斷無生理，我以前偷盜過的寶物，分別在幾個地方，我把地址告訴妳，妳去取了財寶，盡可享用，只求妳幫我收屍埋葬，並拿出少許金銀送給我的老婆孩子，足矣！’丁某答應了，可是等他被釋放後，把所有的錢全部取走不說，壹個子兒都沒有給我的老婆孩子，還買通了獄卒將害，此仇實不可解，我今天絕不放過此人！”說完開始自己狠狠抽自己的耳光，“獰惡不可制”。
眾人壹聽，才知道是了，苦苦哀求道：“妳說得甚是，但我們壹起運糧入京，回去時候少壹個人，且死因說不清楚，何以自白啊，既然事情過去這麽久了，想必也不必急於這壹兩天，能否等回到蘇州之後再向他啊？”那個附於丁某身上的道：“言之有理，我就讓這廝多活兩天。”說完，丁某“昏臥若沈醉者”，等到他慢慢醒來，對自己此前“”的事情渾然不知。
眾人壹想到同船有個不知什麽時候就會浮現的，就毛骨悚然，又怕路上再出什麽事情，促船家把船劃得再快壹些，很快就到了蘇州。
很快，丁某被冤的事情傳遍了整個蘇州，大家都來看丁某，那個也是人來瘋，偏偏在這時上了丁某的身，“則復理前說而加詳焉”，說到極痛恨之處，自己動手挖自己的雙眼，拔出自己的舌頭，然後滿臉是血地在荒野中哀嚎奔走了好幾天，終於死在街衢之間……
為了證明此事的真實性，沈德在這則筆記的結尾還特地加了壹句：“吳中張伯起目睹，為予言甚詳。”古人當然不可能知道什麽是“性狀態”，在這壹類故事中，更多的是表達壹種“終有報”的世界觀。面對與不公，在歐洲古典文學作品之中，戲劇也好，塞萬提斯也罷，我們看到的多是拔劍相向，而在中國古代筆記裏，我們看到的多是“以待來生”，前者最終讓走向了法治精神，而後者則讓我們長期陷身於阿Q精神……如果今天還有人面對不為和不義之舉，抱著“忍他、讓他、避他、由他，再過幾年妳且看他”的態度，那可真是連古代筆記中的都不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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