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伍爾夫的《三個舊金幣》
張紅萍
六十九年前的1938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壹個婦女在她的書房裏寫下這些深刻、清醒而偉大的思想，她把法西斯主義和戰爭歸因為父權制思想文化體制的弊端，她認為，正是父權制下男人對女人的占有、歧視和統治滋生了法西斯主義，導致了法西斯主義戰爭。她認為不管是在那個國家存在的對婦女的壓迫與奴役，不管是用那種文字寫出的對婦女生活的不公平規定，這都是獨裁者的聲音，只不過這個聲音當時在德國叫囂的厲害，而在別的國家壹樣存在，只是還沒有長大。這樣的話，男權社會的那些男人和已經被馴服的女人當然不樂意聽取，但她是世界皆醉我獨醒的那個女人，因為她不要男權社會的壹切贈予——她拒絕壹切榮譽與職位；她不靠這個社會和體制吃飯——她有遺產，因此她敢於揭開這個社會的醜惡面紗，說出真實的話。
戰爭即將爆發，男性團體提出要婦女幫助男人阻止戰爭。伍爾夫說，要使婦女幫助妳們阻止戰爭，得先給婦女的教育、職業和這個要求阻止戰爭並“保護文化和思想自由”的組織捐各壹個舊金幣。當然她所說的教育、職業和思想文化也與傳統的男權社會所說的完全不同。她認為只有婦女成了受到良好教育的，有經濟獨立的人後，才可能有獨立的思想來阻止戰爭。如同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壹樣，伍爾夫也特別重視婦女的教育，她希望女性能接受壹種與現在的男性完全不同的教育，這種教育“不是戰勝他人的權術，不是統治、殺戮、掠奪金錢與土地的謀略。那需要太多的日常開支：薪水、制服和典禮。窮學院只能教授花費不高、窮人又用得上的知識，比如醫學、數學、音樂、繪畫和文學。它應該教授人類交往的藝術，理解他人思想和生活的方法，以及與人息息相關的說話、穿衣和做飯的技巧。這所新生的學院不應閉門造車，而要去借鑒。它應去探索人與人之間如何合作，發掘新的途徑，使人類生活更加美好。”伍爾夫反對那種為名利所進行的虛偽的教育，這種教育使男人變得自私、虛偽、冷酷、好鬥，把人類引向戰爭，或將社會建立在統治與被統治的不公平基礎上。
伍爾夫要求女人有獨立的經濟收入，有職業，但認為婦女不能像男人們那樣工作，不應該排擠任何人從事工作，人人應該有工作，而不是有壹些人工作很多，而另壹些人卻沒有工作。她不提倡工作中的競爭，這樣容易導致自私、妒忌、貪婪和好鬥，容易導致戰爭。她認為：婦女在獲得了足以保證健康、休閑和學習等身心正常發育所必須的東西之後，不要再多掙壹個子兒；婦女在能夠從業謀生後，不再為錢而出賣智慧；婦女將拒絕任何方式的吹捧；婦女將放棄種族歧視、宗教歧視、學院歧視、學校歧視、家庭歧視、性別歧視以及由之產生的壹切不真實的真誠。她挑戰男權社會的壹切，包括職業。
伍爾夫對所謂的男權社會的文化和學術自由給予猛烈的抨擊，她號召女性不要參與到這種文化和學術之中，而是和男權中心社會的文化劃清界限，選擇自己的文化和學術自由。她要求婦女：“其壹，帶有個人魔力或有廣告和宣傳的文化都是摻了假的文化形式。我們要求您壹定要放棄這些東西；不要在公***講臺上出現；不要講演；不要讓自己的私人面孔出賣頭腦的皮條客蠱惑而陷入出賣頭腦的各種形式中，也不要接受宣傳和證明頭腦價值的小玩意兒和字眼兒——獎章、榮譽、學位——我們請您壹定要斷然拒絕這些東西，因為它們都是文化被出賣、學術自由被囚禁的標誌（弗吉尼亞·伍爾夫著：《三個舊金幣》，《伍爾夫隨筆全集》第3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4））。”“其二，不要訂鼓勵奴役文化的報刊，不要聽糟蹋文化的演講；因為我們都認為聽從別人的命令寫自己不願寫的東西是出賣自由，把個人魅力與廣告摻雜在文化中是糟蹋文化（弗吉尼亞·伍爾夫著：《三個舊金幣》，《伍爾夫隨筆全集》第3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0）。”她批判了男權制的思想和文化，還有男權制創造的所謂文明。她認為父權制鼓勵男性去為名譽和財富競爭，這培養了男性的占有欲，而所謂的建功立業則鼓勵男性殺戮和角逐，把戰爭作為職業生涯的出路和成功的捷徑。男人的占有是引起世界不得和平的根本原因，除了戰爭和競爭，除了爭奪名譽和地位，他們沒有更崇高的事情可幹。
她反對民族主義，贊同世界主義。她反對男人以“為保衛我們的祖國而戰”的口號和思想，她號召女性不要受這樣口號的蒙騙。她說：“她會這樣說，‘我們的祖國’在她歷史的大部分時期把我當奴隸對待；它剝奪了我受教育的權利，也剝奪了我擁有它的權利；如果我和外國人結婚，‘我的祖國’就不再是我的了。‘我們的祖國’剝奪了我自我保護的方式，強迫我每年付出壹大筆錢來讓別人保護我，而這種保護收效甚微，甚至到了今天這種墻上寫滿‘空襲預備警報’的地步，”她說：“這位外人會繼續說道，‘因為，世紀上，作為女人，我沒有祖國。作為女人，我不需要祖國。作為女人，我的祖國是整個世界’（弗吉尼亞·伍爾夫著：《三個舊金幣》，《伍爾夫隨筆全集》第3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6-1137）。”在戰爭要爆發全國上下動員國民的時候，她發出這樣的聲音，當然許多人不能理解，但她是清醒的，她不要任何借口的戰爭。而且她毫不留情地指出婦女的實際地位、實際情況。
她不願意加入男性的社會、社團與戰爭，她號召受過教育的人的女兒們在男性社團之外建立壹個“外人協會”。“她會限制自己不參加愛國遊行；不同意任何形式的民族自吹‘不做鼓勵戰爭的捧場者，也不做觀眾；不參加軍事展覽、軍備競賽、軍隊遊行、軍隊授獎等這類鼓勵’，把‘我們的’文明與‘我們的統治’強加給別人的活動（弗吉尼亞·伍爾夫著：《三個舊金幣》，《伍爾夫隨筆全集》第3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1頁））。”她說“‘外人協會’和您的社團有同樣的目標——自由、平等、和平；但是，它要通過在我們的範圍之內的方式——不同的性別，不同的傳統，不同的教育以及由這些不同而引起的不同價值觀——來達到這些目標。從廣義上講，在社團之外的我們與在社團之內的妳們的主要區別肯定是：妳們用妳們的職位帶給妳們的方式——團體、會議、運動、自己的大名以及妳們的財富和政治影響所帶給妳們的這壹類公***手段——而我們，呆在社團之外，不會在公***場合公***手段，而是在私下裏用私人方式來實踐。這些實踐不僅僅是批評性的，而是創造性的（弗吉尼亞·伍爾夫著：《三個舊金幣》，《伍爾夫隨筆全集》第3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6頁）。”
她提出壹個尖銳的問題：“妳們應該付由政府支付的工資給那些職業是結婚和做母親的人（弗吉尼亞·伍爾夫著：《三個舊金幣》，《伍爾夫隨筆全集》第3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3）”。工作可以分給別人壹些，這樣自己也可以解放。
在戰爭即將爆發之際，她反父權制的這些觀點不被男人理解，也不被許多女人理解。太超前了，她的許多朋友不理解她為什麽要這樣自找苦吃，在她聲譽日隆的時候，花六年的時間（她說這是掙紮、努力、煩惱和狂喜的結束）構思這樣壹部小冊子——壹部得罪除幾個女性支持者之外的所有社會成員包括壹向支持她的年輕人。這樣與社會、公眾和男人作對，他們覺得她不可思意，覺得她太倔犟了，太不可理解了。為什麽要將幾千年來男人們創造的文明和文化，法律和體制，統統拋棄掉，誰能接受我們是站在壹個不公正的歷史長河中達幾千年的事實？人們為自己創造的文明而驕傲，而她卻全給否定了。她全盤否定了男性的霸權就等於全部否定了那些歷史上和現實生活中所有最優秀的男人們，誰能接受這個現實呢？重新用女性的眼光來審視、審查、推翻父權制的壹切，重新將壹切改過？她得罪了這個社會最有威望和權威的人們，人們嘲笑、指責、辱罵、攻擊她，最令她傷心的是，她在日記中寫道：我的朋友們為此拒絕和我往來。因而我的地位芨芨可危（伍爾夫：《伍爾夫日記選》，百花文藝出版社1997年）。為什麽她非要寫這本書，就像骨刺在喉非吐不快不可，但大家感到芒刺在背，難以忍受時，她卻要承受因超前的思想帶來的孤獨，其實她只是說出了事實，但事實卻讓她如此難堪。
她的有些觀點和語言即使放在69年後的當下也是相當超前的，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比如：正是父權制下男人對女人的占有、歧視和統治滋生了法西斯主義；男人將人類引向戰爭和毀滅；紳士們自私、忌妒、好鬥；族長教授們有占有的本能、獲得的瘋狂；所有的統治者都是獨裁者，都可能變成法西斯和納粹；把男人對女人的壓制稱為“潛意識的希特勒主義”；讓我們不停思索——我們所處的這個“文明”是什麽？這些儀式是什麽？我們為什麽要加入？這些職業是什麽？我們為什麽要從中掙錢？紳士的兒子們的隊伍究竟要把我們引向何方？；實際上，作為女人，我沒有祖國；作為女人，我不需要祖國。她的這些思想，至今仍尖銳超前，不是所有男人和女人都能接受。
還有她對女性的那些要求，即使在69年後的現在，女性也並沒有做到或很難做到。不要在學歷上虛榮，不要在職業上自私、好鬥；不要過多貪婪物質只要夠用則行，不要出賣我們的智慧和靈魂，不要接受男權制的賄賂和誘惑，不要信奉男人建立的具有歧視性的不公平原則；要從具有功利性的文化、男權制給予我們的榮譽，還有我們想從男權制社會得到的功名中遊離出來；對男人建立的所謂神聖的典範性、標誌性的儀式和禮儀進行反思；女人對有關戰爭的任何事不參與。事實上，我們沒有那麽清醒，我們是參與其中的壹分子，是男權制的壹分子，雖然男權制不利於女性，但我們難逃這個大網。我們做不到她的要求，我們混跡於壹個不公平的社會，不理想的世界，這就是我們——已然解放了許多的她的後輩。令她失望的後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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