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 鍵 詞] 漢初 學術 百家爭鳴 呂氏春秋 淮南子 董仲舒
[作者簡介] 余治平，哲學博士，上海交通大學哲學系副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後流動站研究人員。
如果說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為後來的中國民族提供了豐足的精神資源，那麽，漢代則為後來的中國社會塑造了政制與文化的基本範型。所以，對於整個中國歷史來說，漢代是的壹個十分重要的時代。它承前啟後，結束了戰國以來長期紛爭的社會局面，實現了無數代人的夢想——建立起壹個統壹而又穩定的中央帝國。而漢初歲月則又應該是整個漢代的關鍵所在。無論在疆土、治體的定立方面，還是主導意識形態的建構方面，從帝國初創、文景之治，到武帝時代，王朝政府的所作所為實際上已經開辟出兩漢歷史的基本套路。其實，整個漢代的學術成就主要也集中在西漢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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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導意識形態的確立方面，從秦亡到漢興，短短的十五年歷史，留給後人的卻是壹片幽幽的思考和意味深長的反省。建漢之初，對前朝政治作壹個理論的總結和評價已成為壹種普遍的社會思潮。實際上，不妨將之看作是壹場有關漢代治國之道選擇的“大討論”。陸賈應高帝的要求著作《新語》十二篇，破析“秦所以失天下”的原因。賈誼則寫出了垂名千古的篇章——《過秦論》。賈誼的結論是：“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滅六國、兼並諸侯所依靠的是鐵硬的手腕和絕對的軍事強力，“南面而王天下”所依靠的如果還是這套路數，顯然是行不通的。秦王為政的錯誤，首先發生在思想認識上。即，沒有能夠對獲取天下之後所面臨的新形勢、新問題作出全面、正確的估計，思考與處理問題的方式方法還沒有徹底從戰爭狀態下走出來，還沒有真正意識到改變策略、易弩更劍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兼並天下可以憑借壹時強盛的武力和法家的嚴刑酷律，但治理國家卻需要換壹種手法，即通過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