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不事權貴，憎惡官場。
陶淵明29歲開始入仕，此後13個年頭，時官時隱，作官4次，總計不過四五年。最後壹次因不願為五鬥米折腰辭去只當了83天的彭澤縣令壹職，從此不再出仕。本文即寫於此間。他認為做官使自己“心為形役”，是迷失自我的錯誤行為，因而不免“惆悵而獨悲”，對此深深地自悔和自責。
不事權貴，憎惡官場，是清高文人身上的***同特質，也是促使他們歸隱的主要原因。從拒絕接受帝位的許由到甘願像烏龜壹樣曳尾於塗中的莊周，從寧被燒死也不出山的介之推到拒絕光武帝而垂釣富春江的嚴子陵，從不願摧眉折腰事權貴的李白到與薦己入京的官員爽約的孟浩然……這壹切無不標示壹些文人與權貴對立，與官場遊離的姿態。
二、樂悅琴書，娛性詩酒
陶淵明歸隱之後，“樂琴書以消憂”，音樂銷盡他千般煩惱，“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五柳先生傳》），自己所好，自有樂趣。閑暇之余，“臨清流而賦詩”，詩文中流淌著他舒暢歡愉之情；“有酒盈樽”，十分滿足，“引壺觴以自酌”，異常暢快。值得壹提的是，酒之於淵明猶如酒之於李白，淵明本性嗜酒，生活中離不開酒，“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陶淵明集〉序》）。
琴棋書畫，詩文美酒是文人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文人因讀書而有士人之稱，因會吟詩作畫而千古留名，以彈琴下棋來陶冶性情，更是借酒給單調的讀書生涯帶來不羈飄逸的情懷；而惟有心無旁騖的隱者才真正讓這些東西發揮到極致。
三、躬耕田園，縱情山水
“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可見陶潛不是個優秀的農業家，但他心系農事，虛心向農人請教。不僅如此，他還“植杖而耘籽”，親自耕種於田間。中國士大夫喜歡田園生活，可常常倡導別人去勞動，自己是旁觀者。陶潛是士大夫中第壹個勞動實踐者，他躬耕田園的舉動發於本性，親歷親為，毫不做作。
“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農作之余，還可遊賞自然美景，在幽深的山溪、崎嶇的丘壑中流連；“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 萬木復蘇，泉水丁冬，自然萬物讓他感悟到生命的本真形態。“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古來隱者或居山林，或臨溪水。商紂時於渭水設釣的姜太公，漢初隱居商洛山的四皓，唐代隱終南山的盧藏用，明朝躲在九裏山以梅花屋為居的王冕等等，其意都在山水之間，是自然的山山水水、花草樹木使他們榮辱皆忘，身心澄澈。
四、留戀家園，盡享天倫
對家園的留戀，對親人的依戀是中國文人亙古不變的情懷。陶潛身處官場，心系家園，不禁審問自己：“田園將蕪胡不歸？”歸家途中，盡管輕帆快風，仍“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歸家之心多麽迫切；而遠遠地看到家門時，就“載欣載奔”，歡欣愉悅之情，溢於言表。
當然陶潛的住所田園居不是個富麗堂皇、典雅葳蕤的所在，它簡陋狹小，甚至貧窮破敗，但它是詩人根的所在，心靈的棲息地，在這兒詩人遠離了官場的汙濁腐敗、爾虞我詐，獲得人間最為寶貴的真情。妳看，雖說離家才80多天，壹聽說作者歸來，“童仆歡迎，稚子候門”，壹進家門，“有酒盈樽”，可見最為盛情的是賢惠的妻子。現在每天可以和親人們在壹起，“悅親戚之情話”，說說知己貼心話。多好的壹幅天倫之樂圖啊！難怪作者會“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了。
五、守節松菊，樂安天命
中國古代文人喜愛寄物抒情，借自然之物來表明自己的理想品格和對精神境界的追求。堅毅不拔的青松，蒼翠多姿的翠竹，傲雪報春的冬梅，在歲寒中同生，最得雅士敬慕，被譽為“歲寒三友”。梅、竹和蘭、菊又因幽芳逸致，風骨清高，不做媚世之態，深博世人喜愛，被贊為“四君子”。陶淵明進入家門發出的第壹句感嘆是“三徑就荒，松菊猶存”，隱士的居處雖然荒蕪了，慶幸的是那階前的松影，籬前的菊姿沒有飄零。那郁郁蔥蔥、精神抖擻的松樹是陶潛堅強不屈的精神仍在的告白，而那淩霜自得、淡泊清華的菊花不正是他清高超逸的氣節尤存的宣言嗎？
與此同時，文人們總是在焦慮人生苦短，魏晉文人尤甚，陶淵明又是其中最為焦灼的壹個。“感吾生之行休”，“寓形宇內復幾時”，感嘆生命快要結束了，寄身於天地間還有多少時日呢？面對這壹事實，陶潛決心“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即順應自然，樂安天命。這固然流露出他無可奈何、聽天由命的消極情緒，但又表現出他遺世獨立、超脫生死的曠達樂觀精神。在封建社會，當文人建功立業的人生理想在現實中受阻，而又不願在黑暗中昧昧昏睡時，他們就選擇這種自我清高的方式來拯救自己的靈魂。
陶潛入世為官、大濟蒼生是他的初衷，不事權貴、憎惡官場是他的本性；琴書詩酒是他人生的情趣，躬耕田園是他生活的保障；自然山水讓他心靈放飛，家園親人使他的心靈找到棲息地；淡泊明誌是他的操守，固窮守節讓他的歸隱之心堅定；而順應自然、樂天知命是他整個人生的真悟。壹篇《歸去來兮辭》，照出了陶潛壹生的心路歷程，也照出了所有中國古代文人要走的路。
（作者單位：溫州市
第二高級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