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之壹元稹，對杜甫樂府敘事詩創作“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著名評價以其精辟深刻而傳之於世。
“世代惟詩人杜甫《悲陣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依傍。予少時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遂不復擬古題。”這裏仿佛僅僅是說杜甫樂府詩的新題目都是因所寫之事而命的，與世代沿用的樂府舊題不相幹，從“即事名篇”這壹點看是“無復依傍”的創新。確實，在杜甫之前還沒有人做到“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但僅就自創新題，便說杜甫是“無復依傍”，顯然不準確。因為寫作樂府詩而自創新題者古已有之，如建安時的曹植就自創過《白馬篇》《名都篇》《籲嗟篇》《野田黃雀行》樂府新題，並且也是根據詩意命定的，如此而論，杜甫“即事名篇”應是“有所依傍”的。那麽為什麽要說他“無復依傍”呢？顯然另有道理。
關鍵是在於對“即事名篇”的理解。如前所述，僅把它理解為按所寫之事來命題，過於狹隘，不足於說明杜甫的成就。綜觀杜甫樂府詩，特別是《兵車行》《麗人行》這些名篇，可以看出“即事名篇”的“事”是指的時事。作為壹個“窮年憂黎元”“濟時皆殺身”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是用他的全身心在詠嘆時事，用他的如椽巨筆在反映深廣的社會生活，從這壹點來說，他超越了他以前的所有詩人。同時，作為壹個“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藝術家，杜甫又在詩歌內容和形式的完美結合上進行了不懈地勇敢地探索，創造了能充分表現現實主義內容的詩歌新題，從這壹點來說，他也超越了他以前的所有詩人。建安以後，文人的樂府有少數寫時事的，都多借用舊題，題目和內容不協調，反映現實的範圍也受到限制；有少數自創新題的，但內容又往往不關時事，如曹植的壹些新題樂府，不過是顧影自憐的哀嘆，詠嘆時事的不多。而既寫時事，又用新題，則是杜甫創始。所以，“即事名篇”應是杜甫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代稱，是杜甫在內容和形式上不斷進行新的開拓的創作經驗的代稱，杜甫的“即事名篇”實質上是為後代詩人開創了壹條通向現實，通向人民生活的創作道路。杜甫的這壹成就，確實是前無古人的。元稹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推崇“即事名篇”，贊嘆其“無復依傍”的。
當然，理解“無復依傍”也不能絕對化，杜甫的“無復依傍”並不是橫空出世，獨往獨來，他即事名篇正是繼承了《詩經》、漢樂府等古代詩歌“緣事而發”的現實主義優良傳統和精神，只是加以了發揚光大，杜詩只是立在中國現實主義詩歌大地上的壹座裏程碑、紀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