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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需行之有道

胡雪巖壹生經商,有壹個誌向就是“上憂國,下憂民”。如果說他“協理洋務、協助西征”是報國;那麽他“濟世善舉,善扶貧弱”,則是憂民。胡雪巖經商至始至終都胸懷著兼濟天下的精神,這樣就能有平衡了歷代商人都難以平衡的“義、利”關系。這是胡雪巖成功經營的又壹重要原因。

首先,胡雪巖壹向認為,無論為官為商,都要有壹種社會責任感,要為國為民所擔當,而不是壹味地賺錢。比如,他開設“胡慶余堂”藥號就是為國為民做事,不是只顧著賺錢。

當時適逢亂世,戰亂、瘟疫使無數百姓流離失所,然而亂世之中的人,誰身上有銀兩呢?所以,當時醫者不敢開門行醫,因為開門必賠。然而,胡雪巖卻以菩薩心腸念及百姓苦難。

第壹,他下令各地錢莊另設藥鋪。對於沒錢的人,白看病,免費送藥;對有錢的人,買藥少收錢。

從光緒元年開始,胡雪巖還雇人在水陸碼頭為下車、登岸的乘客免費贈送辟瘟丹、痧藥等民家必備的太平藥。三年多的時間裏,光施送藥品壹項,就花去胡雪巖十多萬兩銀子。

第二,為部隊提供物美價廉的藥品,並送到軍營中。只收取成本,以滿足前線將士的需求,這對於前線流血受傷的士兵來說,真是雪中送炭。難怪曾國藩後來感嘆道,“胡雪巖為國之忠,不下於我。”

第三,科舉考試期間,胡雪巖又派人送各種藥品、補品給士子們。由於許多士子日夜兼程趕赴考場,有的還臨陣磨槍、身心疲憊,往往壹下子就病倒了。胡雪巖此舉受到了當時考官和士子們的壹致稱贊。然而,就像胡雪巖所說,士子“乃國之棟梁,胡某豈能不為國著想,盡此綿薄之力。”

所以,胡雪巖為國為民仗義做的事也使他搏得了“東南大俠”的美譽。對於家鄉的事、國家的事,胡雪巖總是樂此不疲、兢兢業業認真辦好。

早年左宗棠從太平軍手中收復杭州後,左宗棠令胡雪巖主持杭州的善後諸事,“始則設粥廠,設難民局,設義烈遺阡,繼而設善堂,設義塾,設醫局,修復名勝寺院,勘急應修浚工程。”雖然都是替左宗棠辦事,但每件事胡雪巖都恪盡職守,受到了左宗棠的肯定,說他“急公好義,實心實力,極為得力!”

同時,胡雪巖也掏自己腰包十萬兩白銀為家鄉建設出力,為杭州修“錢江義渡”。對此,他說:“此事不做則罷,做必壹勞永逸,至少能使杭州人民受益。”

胡雪巖兩次去過日本,每當看到流失的中國文物就高價購回。有壹次購回的古銅鐘就有七口,壹口放在西湖嶽廟之左廡,另壹口放在湖州鐵佛寺內,上面都刻著“胡光墉自日本購歸”。

左宗棠西征收復新疆時,胡雪巖負責籌錢籌餉,購置槍支彈藥,購買西式大炮,轉運軍需。

籌餉是左宗棠西征最傷腦筋的事。那麽龐大的壹支軍隊,到那麽遠的地方去打仗,沿途又那麽荒涼,而當時朝廷沒錢。本來說好了,由東南各省“協餉”,可是各省都賴著不解或少解;另外握有大權的朝廷重臣還大潑冷水。左宗棠力排眾議,向朝廷呼籲:“俄人不能逞誌於西北,各國必不致構釁於東南。”這樣,才使朝廷下定了西征的決心。在這種困難的情況下,胡雪巖深知有了糧餉、槍炮,才能使左宗棠及其將士們安心征戰。收復新疆成功後,左宗棠在給朝廷奏折中是這樣褒獎胡雪巖的,“此次新疆底定,援其功績,實於前敵將降臨無殊。”

從這些事上,我們看到胡雪巖不僅是壹位為國為民仗義做事的慈善家,還是有深厚“家國”情懷的儒商。胡雪巖不僅操勞國家大事,也心系百姓安危。

當時,轟動全國的楊乃武與小白萊的冤案能夠翻案成功,也得益於胡雪巖的壹份功勞。他不僅贈給楊乃武的姐姐楊菊珍200兩銀子作為上京城告禦狀的路費。他還積極拜訪聯絡朝中的官員,幫她尋求人脈,助她們洗清冤屈,這些完全是路見不平的仗義之舉。如果沒有胡雪巖的鼎力相助,在當時官官相護的清朝官場中,楊乃武和小白菜的冤情可能就永遠埋於地下了。

正因為有壹顆濟世善舉、愛國憂民的心,胡雪巖才能夠得到人們發自肺腑的敬重,直到今天人們還在學習他、研究他。小夥伴們,妳們有什麽見解歡迎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