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2年在長安寫《兵車行》，765年在渝州寫《旅夜抒懷》，767年在夔州寫《登高》，768年在嶽州寫《登嶽陽樓》。
“行”是樂府歌曲的壹種體裁。杜甫的《兵車行》沒有沿用古題，而是緣事而發，即事名篇，自創新題，運用樂府民歌的形式，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難生活。《兵車行》是杜詩名篇，為歷代推崇。它揭露了唐玄宗長期以來的窮兵黷武，連年征戰，給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災難，具有深刻的思想內容。
《登嶽陽樓》這首五言律詩寫於詩人逝世前壹年，即唐代宗大歷三年（768）。登上神往已久的嶽陽樓，憑軒遠眺，面對煙波浩渺、壯闊無垠的洞庭湖，詩人發出由衷的禮贊；繼而想到自己晚年飄泊無定，國家多災多難，又不免感慨萬千，於是揮筆寫下這首含蘊著浩然胸懷和博大痛苦的名篇。
《登高》詩前半寫景，後半抒情，在寫法上各有錯綜之妙。首聯著重刻畫眼前具體景物，好比畫家的工筆，形、聲、色、態壹壹得到表現。次聯著重渲染整個秋天氣氛，好比畫家的寫意，只宜傳神會意，讓讀者用想象補充。三聯表現感情，從縱（時間）、橫（空間）兩方面著筆，由異鄉飄泊寫到多病殘生。四聯又從白發日多，護病斷飲，歸結到時世艱難是潦倒不堪的根源。這樣，杜甫憂國傷時的情操，便躍然紙上。
《旅夜書懷》詩的頭四句寫景。首兩句寫近景，岸上的小草在微風中飄擺，豎著高高桅桿的小船孤獨地停泊在月夜的江面上。月夜孤舟，微風陣陣，寂靜和孤獨籠罩著壹切，揭示了詩人浪遊漂泊的孤清處境。頷聯寫遠景，是歷來傳誦的名句。大筆勾勒，寫得真切細膩，創造出壹種闊大雄渾但又寂寞空曠的境界，從而再反襯詩人的孤獨，景中見情，景與情融。詩的後四句筆勢急轉，直抒情懷。頸聯“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寫出詩人極度憤慨之情，前句說明其誌向未酬，反而因文章而揚名，讀來令人心沈；後句詩人以自嘲口吻詼諧地說出自己政治理想不得實現的憤慨。“豈”“應”是關鍵字眼，上下關聯。尾兩句觸景而情發，景以自況，運用形象的比喻收結全詩。詩人以天地間壹只形單影孤的沙鷗來寄托自己功業未成的慨嘆，有壹種強烈的感染力量。
杜甫（712～770），字子美，是中國文學史上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的詩深刻地反映了唐朝由興盛走向衰亡時期的社會面貌，具有豐富的社會內容，鮮明的時代色彩和強烈的政治傾向。他的詩激蕩著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熾烈情感和不惜自我犧牲的崇高精神，因此被後人公認為“詩史”，詩人被尊稱為“詩聖”。曾漫遊各地，寓居長安十年，“安史之亂”被俘，逃出後任左拾遺，後棄官移家成都，築草堂於浣花溪畔，世稱浣花草堂。其作品顯示了唐由盛轉的歷史過程，風格沈郁頓挫，被稱為“詩史”，有《杜工部詩集》。代表作《自京赴奉先縣詠五百字》、組詩“三吏”、“三別”。
杜甫在律詩藝術上的成就最為輝煌。杜甫律詩的成就，首先在於擴大了律詩的表現範圍。他不僅以律詩寫應酬、詠懷、羈旅、宴遊，以及寫山水，而且用律詩寫時事。用律詩寫時事，字數和格律都受限制，難度更大，而杜甫卻能運用自如。杜甫律詩的最高成就，可以說就是在把這種體式寫得渾圓流轉，無跡可尋，寫來若不經意，使人忘其為律詩。杜甫律詩的又壹成就，在於他煉字煉句上的成功。精於用字，刻畫細微，以律詩的表現最為精彩。他的用字，常常達到壹字之下，他人難以更改的地步。他善於用動詞使詩句活起來，用副詞使詩疏暢而富於轉折。他還善於用顏色字以強化某種情感色彩，用疊字以創造氛圍，用雙聲疊韻以使詩的聲調更加和諧悅耳，用俗字口語使詩讀來更加親切。
杜甫善於運用古典詩歌的許多體制，並加以創造性地發展。他是新樂府詩體的開路人。他的樂府詩，促成了中唐時期新樂府運動的發展。他的五七古長篇，亦詩亦史，展開鋪敘，而又著力於全篇的回旋往復，標誌著我國詩歌藝術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現出顯著的創造性，積累了關於聲律、對仗、煉字煉句等完整的藝術經驗，使這壹體裁達到完全成熟的階段。有《杜工部集》傳世。其中著作有《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春望》、《絕句》、《望嶽》等等。
甫生在“奉儒守官”並有文學傳統的家庭中，是著名詩人杜審言之孫。7歲學詩，15歲揚名，壹生不得誌，只做過壹些左拾遺等小官，雖然被後世稱為“詩聖”，詩歌被稱為“詩史”，可在唐朝當時並沒有得到人們的重視。有壹首《戲為六絕句（其二）》就是寫“初唐四傑”的：“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其中不乏也有詩人的自比，杜甫的經歷和詩歌創作主要可以分為四個時期：
開元十九年（時二十歲）開始漫遊吳越，5年之後歸洛陽應舉，不第，之後杜甫再漫遊齊趙。之後在洛陽遇李白，兩人相見恨晚，結下了深厚友誼，繼而又遇高適，三人同遊梁、宋（今開封、商丘），後來李杜又到齊州，分手後又遇於東魯，再次分別，這便是“詩仙”與“詩聖”的最後壹次相見。此期間的代表作有《望嶽》、《房兵曹胡馬詩》、《贈李白》等。
這壹時期，杜甫先在長安應試，落第。當朝宰相李林甫為了達到權傾朝野的目的，竟然向唐玄宗說無人中舉。後來向皇帝獻賦，向貴人投贈，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生活，最後才得到右衛率府胄曹參軍（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庫府鎖匙的小官)的職位。這期間他寫了《兵車行》、《麗人行》等批評時政、諷刺權貴的詩篇。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尤為著名，標誌著他經歷十年長安困苦生活後對朝廷政治、社會現實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玄宗在751年正月8到10日接連舉行了三個盛典。杜甫借此機會寫成了三篇《大禮賦》，玄宗使待制集賢院，但並未得重用。
安史之亂爆發，潼關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獨自去投肅宗，中途為安史叛軍俘獲，押到長安。他面對混亂的長安，聽到官軍壹再敗退的消息，寫成《月夜》、《春望》、《哀江頭》等詩。後來他潛逃到鳳翔行在，做左拾遺。由於忠言直諫，上書為宰相房琯事被貶華州司功參軍（房琯善慷慨陳詞，為典型的知識分子，但不切實際，與叛軍戰，采用春秋陣法，結果大敗，肅宗問罪。杜甫始為左拾遺，上書言房琯無罪，肅宗怒，欲問罪，幸得脫）。其後，他用詩的形式把他的見聞真實地記錄下來，成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別”。
隨著九節度官軍在相州大敗和關輔饑荒，杜甫棄官，攜家人隨人民逃難，經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過了壹段比較安定的生活。嚴武入朝，蜀中軍閥作亂，他漂流到梓州、閬州。後嚴武為劍南節度使攝成都，杜甫投往嚴武處，嚴武死，他再度飄泊，在夔州住兩年，繼又漂泊到湖北、湖南壹帶，病死在衡州湘江上。這時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嶽陽樓》等大量名作。其中最為著名的詩句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而《登高》中的：“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更是千古絕唱。
他的詩具有豐富的社會內容、強烈的時代色彩和鮮明的政治傾向，真實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後壹個歷史時代政治時事和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因而被稱為壹代“詩史”。杜詩風格，基本上是“沈郁頓挫”，語言和篇章結構又富於變化，講求煉字煉句。同時，其詩兼備眾體，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還寫了不少排律，拗體。藝術手法也多種多樣，是唐詩思想藝術的集大成者。杜甫還繼承了漢魏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擺脫樂府古題的束縛，創作了不少“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新題樂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別”等。死後受到樊晃、韓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揚。杜詩對元白的“新樂府運動”的文藝思想及李商隱的近體諷喻時事詩影響甚深。但杜詩受到廣泛重視，是在宋以後。王禹偁、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人對杜甫推崇備至，文天祥則更以杜詩為堅守民族氣節的精神力量。杜詩的影響，從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藝的範圍。生平詳見《舊唐書》卷190。
杜甫雖然是個現實主義詩人，但是他也有狂放不羈的壹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不難看出杜甫的豪氣幹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