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的經濟發展理論建立在他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斯密首先給政治經濟學確定了壹個大目標——即“增進本國的富強”，“討論怎樣最適當地取得財富和達到富足”。總之，其目的在於富國裕民。圍繞這個目標，斯密展開了經濟發展理論的研究。
1.經濟發展的前提和條件
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是以工業的發展為標誌的。那麽工業發展的前提是什麽？斯密認為：壹國工業和城市的發展是以農業的發展為前提的，只有當農業的發展達到壹定水平後工業才有可能發展起來。
(1)斯密首先認為，只有農業和剩余產品增加了，才能以這些產品去支持城市的工業發展，工業才可能發展起來。其次，只有當農業發展了，才能為工業發展提供勞動力。也就是說，只有當農業生產水平提高了，原來同量的耕地現在只要少數人就能完成並能生產出維持較多人的食物，剩余的人就可以來生產其他物品，從而為工業的發展提供勞動力。
(2)亞當·斯密不僅指出了工業的發展要以農業為前提，而且指出了國民財富得以發展的必要的政治條件，即必須廢除束縛工商業發展的舊制度，建立適合於城市工商業發展的自由放任的新制度。在斯密看來，只有當生產促進消費者利益而不是生產者利益時，才談得上富國裕民。然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二者又是矛盾的。怎樣才能做到這壹點呢？那就是建立自由放任的新社會經濟制度。這種新社會經濟制度包括三方面的主要內容：第壹、市場機制對社會經濟生活起自發調節作用，讓“看不見的手”充分地、不受阻礙地發揮作用並貫徹到整個社會經濟生活中。第二、勞動和資本自由流動。第三、對外貿易自由放任。斯密認為這種社會經濟制度是最能夠促進經濟發展、最符合社會利益、最能調動人們積極性和主動性的制度。
2.經濟發展的標準
既然政治經濟學的基本任務是富國裕民，那麽，衡量壹國經濟發展、富裕程度的標準是什麽呢？在斯密看來，不在於貨幣數量，也不在於生產者所希求的物缺價貴，而在於消費者的價廉物博。斯密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就是建立在價廉物博的總題下進行的。那麽，怎樣才能做到價廉物博呢？斯密把它歸結到勞動上，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促進經濟發展因素的理論。
3.經濟發展的因素
(1)斯密看來，壹國富裕程度的提高，根本上取決於勞動生產力的提高。首先，斯密指出了勞動生產力的提高主要是分工的結果。其次，斯密認為科學技術的發明創造以及在工藝上的運用，能夠極大地提高勞動生產力。斯密把科學技術的發明及其在工藝上的應用視為提高勞動生產力的壹個關鍵性因素。因此，斯密主張對工人輔之以教育，使他們掌握壹定的科學技術知識。這對於提高他們的熟練程度和提高勞動生產力來說，並不亞於專業化的分工。“社會上壹切人民學到的有用才能，學習壹種才能，須進學校，須受教育，須做學徒，所費不少。這樣費用的資本，好象已經實現並且固定在學習者的身上。這些才能對於他個人自然是財產的壹部分。工人增進了的熟練程度，可和便利勞動、節省勞動的機器和工具同樣看作是社會上的資本。”[3]這無疑說明了教育的重要性。
(2)斯密認為壹國富裕程度的提高，除了勞動生產力外，還應有生產性勞動與非生產性勞動的比例，並且把二者的比例同資本積累和收入聯系起來。他認為生產性勞動是與資本相交換的勞動，非生產性勞動是與收入相交換的勞動。生產性勞動的增加取決於資本積累的增加，非生產性勞動的增加取決於收入的增加，生產性與非生產性勞動的比例取決於資本與收入的比例。為此，斯密主張增加生產性勞動，減少非生產性勞動，並強調了參加生產的勞動者人數對於增進壹國財富和收入的意義。而生產性勞動者人數的增加，還取決於資本用途的改善即資本合理配置。他認為資本有四種用途，即用於農業、制造業、批發商業和零售商業。其中投在農業上等量資本所增加的財富和收入比投在制造業上的等量資本所增加的財富和收入要多。因為農業資本家所能推動的生產性勞動量最大、對社會最有利。
斯密關於經濟發展的因素還有自然資源，但在斯密時代，他認為這是不成問題的，所以他也就沒有作詳細的論述。
4.經濟發展戰略
為了達到富國裕民的目的，斯密提出了經濟發展戰略的三個主要問題。
(1)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農業經濟的發展具有頭等重要的戰略意義，農業是基礎。斯密不僅論述了經濟發展要以農業為前提，而且還論述了農業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農業能夠提供就業機會；能夠提供糧食和原料；還能提供資金。這個思想對現代西方發展經濟學有很大影響。西方發展經濟學家認為，對於發展中國家，農業在經濟發展中絕非壹個支援部門，而是發展總戰略中壹個主導部門。農業不發展，工業化就不能實現。因此，西方發展經濟學把農村和農業戰略稱之為先行的“綠色革命”。
(2)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應註意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和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有比例的協調發展。斯密在論述工業發展的前提時，指出了工業的發展不能超過農業所能支持的限度，二者必須按比例發展。他說：“無論在什麽政治社會裏，都市的增長與規模的擴大，都要按照鄉村耕作及改良事業發展比例而增長擴大”，[4]“決不能超過農村耕作情況和改良情況所能支持的限度”。[5]斯密還認為，農業、工業、批發業和零售業等經濟部門之間，有著極為密切的內在聯系，其中任何壹個部門都不能脫離其他部門獨立存在和發展。如果沒有農業部門提供糧食和原料，其他經濟部門就會失去存在的基礎；如果沒有工業對農業上所需要的工具的生產，農業也不能前進；沒有商業，生產的發展就會受到很大限制等。另外，斯密還分析了生產和消費的比例關系。認為增加積累會妨礙眼前消費，但隨著資本積累的增加和生產的擴大，結果必定是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為了保證社會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社會經濟各部分之間必須保持壹定的比例協調發展。
(3)在社會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應註重經濟效益問題。等量資本投在什麽產業上能夠產生最大的經濟效益，這是發展經濟的中心環節。按照斯密的觀點，農業資本所能推動的生產性勞動量最大，因而對社會財富增加的價值最大。所以，投在農業上的等量資本較之投在工業上的等量資本，投在工業上的等量資本較之投在商業上的等量資本能夠推動更多的生產性勞動，為社會財富增加更多的價值。
二 斯密經濟發展理論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幾點啟示
亞當·斯密以國民財富的研究對象，站在上升時期資產階級的立場，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壹系列重大理論問題包括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經濟發展的前提和條件，經濟發展的因素以及經濟發展戰略等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究，從而初步建立了經濟學說史上第壹個關於經濟發展的理論體系。雖然我們不能完全肯定斯密的全部思想，但也不能簡單的否定。斯密關於如何才能提高勞動生產力，提高經濟效益以增加國民財富的論述，以及關於市場經濟的價值規律競爭機制，註重產業之間的協調發展等問題的論述，“已經觸及了社會生產力發展帶有某些規律性的東西”[6]，因而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特別是我國當前正在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重新學習、研究斯密的經濟發展理論，對於加快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有壹定的借鑒意義。
第壹，斯密關於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需要壹種經濟自由條件的論述，對於我國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充分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具有壹定的現實意義。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經濟發展的動力問題，仍然是經濟發展中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動力是什麽？列寧曾經作過論述：建設社會主義，“不是直接依靠熱情，而是借助於偉大的革命所產生的熱情、依靠個人興趣、依靠個人利益、依靠經濟核算。”[7]實踐證明了列寧這壹說法的正確性。雖然社會主義的企業和勞動者，與斯密所講的“經濟人”有區別，但決不能因此不重視企業和勞動者個人的經濟利益。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並不能經常地、自動地保持個人、企業和國家三者利益的壹致性。在斯密看來，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之間存在著矛盾，協調好二者之間的關系，有賴於發揮經濟規律的作用，讓“經濟人”和“看不見的手”充分發揮作用，才能保證社會公***利益的實現。這就是斯密設計的“自然秩序”的完全競爭的經濟模式。誠然，斯密的這種經濟模式是不可能使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很好結合起來的，但斯密提出了壹個如何使個人利益或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結合起來的方式，以解決經濟發展的動力問題。這個問題仍然是我們今天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需要解決的問題。當然解決這個問題不能單純依靠市場機制的作用，還必須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把政府宏觀調控與市場機制有機結合起來，采用經濟方法、利用經濟手段和杠桿來處理個人、企業和國家三者利益關系。而且實踐證明，什麽時候個人、企業、國家三者利益關系處理得好，社會生產就飛速發展，反之就會阻礙生產的發展。
第二，斯密關於經濟發展應註重產業結構合理化和國民經濟部門保持壹定比例協調發展的思想，對我們今天有著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我國當前產業結構不合理，突出表現在農業基礎不牢，能源、原材料和交通運輸滯後，第三產業比重偏低；而且各大產業結構趨同或自成體系。這壹切，嚴重地制約了我國經濟發展速度和經濟效益的提高，不利於經濟發展戰略目標的實現，不利於創造良好的市場經濟環境。因此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提高我國國民經濟整體水平，是我國當前經濟建設中的緊迫任務。
第三，斯密關於農業基礎、工業發展不能超過農業發展所能支持的限度的論述，對於我國這樣擁有12億人口的農業大國來說，具有特別現實的意義。當前，我國農業支撐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協調發展的力量不足。這首先表現在農業資源相對缺乏。生產條件和環境惡化，這與眾多人口日益增長的巨大需求形成強烈反差；其次工農業發展比例失調，農業作為基礎產業難以支撐目前整個國家經濟的迅速增長。我國目前，工農業增長的比例是4.97:1，這遠遠超過了現階段工農業發展的正常比例。由此帶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再度拉大，造成農村購買力下降，長期下去，工業經濟的持續增長就會失去強有力的支撐；再次，我國農業為工業提供的巨額積累遠遠超過了其自身的承受能力，嚴重地制約了我國農業生產力的提高。最後，農業資源要素的競爭力明顯不足，使農業產業比較效益低。從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所處的基礎地位來看，加強對農業的投資和保護是關系到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壹個關鍵性問題。
第四，斯密關於科學技術在工藝上應用能夠極大的提高勞動生產力，主張對勞動者輔之以教育，使勞動者掌握壹定的科學技術知識的論述，帶有普遍的指導意義。我國當前強調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這都需要大力加強科技研究，認真實施科教興國戰略，提高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把經濟建設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這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又壹戰略性問題。
第五，斯密關於增加生產性勞動者人數能夠增加社會財富的思想（盡管斯密關於生產性勞動與非生產性勞動的劃分已落後於時代要求）對於勞動力資源豐富的我國來說，積極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吸收日益增長的勞動力還具有壹定的現實意義。但隨經濟的發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這種思想不能居於主導地位。因此，發展我國市場經濟，既要通過開發勞動力資源，更要靠提高要素生產率來增加社會生產，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
第六，斯密關於增加國民財富必須重視經濟效益、合理配置資源的論述，對於我們今天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轉換企業經營機制，提高國有大中型企業的經濟效益，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仍然是值得研究的中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