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4日，深夜，分別32年後，在距離家鄉1600公裏的成都馬路邊上，俞長花又壹次見到了母親。
俞長花3歲那年，母親離開了家。從此，母親的名字成了全家的禁忌，俞長花只能在村裏人的傳言裏獲知壹點點關於她的信息：被從外地拐來的，因為得了白血病離開了山東，可能早已不在人世。
父親和奶奶相繼去世後，俞長花愛上了天南海北的騎行。但“母親”壹直是她無法跨越的障礙，盡管俞長花甚至早就記不起她的樣貌。
2022年9月，35歲的俞長花決定開始人生最後壹次長途騎行，目標是“尋找母親”。
俞長花騎著摩托車，從老家山東省菏澤市東明縣陸圈鎮出發，壹路輾轉湖北、湖南、重慶、四川等數個省市，行程上千公裏。她邊走邊打聽母親當年遺留下的信息，並把尋找母親的視頻發到了視頻平臺，出乎意料地成了“網紅”。
“像命運的饋贈般”，壹個月後，俞長花如願在成都找到了母親。再次見到母親的那壹刻，驚訝、喜悅、辛酸、無措……所有情緒壹瞬間湧上心頭。
母親請了長假，和俞長花壹起回了山東。十多天的時間裏，母女倆學著像從未分離過壹般相處。
以下是俞長花的自述：
2022年10月，俞長花找回母親後，和她壹起去成都市武侯區派出所送錦旗。受訪者供圖
32年“沒有媽媽的日子”
10月14日，我嘗試著給媽媽燉魚湯，這是我35年來第壹次做魚。
結果可想而知。我照著菜譜壹步壹步做，但魚壹進鍋皮就都掉了，湯也不是白的。我覺得很難吃，母親卻說好吃。我大大咧咧地跟她說，“妳這是睜眼說瞎話”。視頻發到網上，有網友批評我“太沒禮貌了，不能這樣對長輩說話”。
網友可能是對的。和母親分開的這32年，沒有人教過我，應該怎樣跟媽媽說話。
1987年，我出生在山東菏澤的壹個農村。父親是個沈默寡言的人，在村裏靠做棺材為生，我是奶奶帶大的。在我小時候的記憶裏，沒有媽媽的身影。
多年來，關於母親，他們幾乎只字不提，我也不敢問。母親的很多信息，我都是在村裏人茶余飯後的閑談中拼湊出來的。
村裏人說，母親是被人販子拐來的，不知道她的真實姓名和來歷。在被帶到山東之前，母親曾經從四川遠嫁到陜西，生過兩個孩子。在我三歲那年，母親又生了壹個弟弟，結果只活了四個月就去世了。母親受了很大的打擊，又生了病，想要回四川。父親給了她壹筆路費，母親就再也沒回來。
村裏的人還說，母親得的是白血病，估計早就不在人世了。後來，我找到了壹張縣醫院的住院單，顯示母親住過八天院。但我想，或許是誤診呢？
母親離開後，父親白天種地，晚上去磚窯燒磚。父親是個很傳統的人，嘴裏總是嘟囔著，沒有兒子村裏人會看不起他，但其實他對我很好。
我只有小學學歷。初中沒上多久就出了壹場車禍，撞傷了腿，附近沒有什麽醫院，家裏也沒錢，耽擱了很久才治好，後來也就沒去上學了，只能去外面打工。
2008年，我到了北京，壹天打三份工。每天早上四點起來送早報，中午送餐，晚上再送壹份晚報，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現在我還能想起當時在雪天蹬著自行車送比薩的情景，路上被車撞倒，經常困得在電梯裏睡著。
後來為了能騎店裏的摩托車送餐，我考了摩托車駕照，學會了騎摩托車。但老板只讓男外賣員騎，我就不幹了。
在我20歲那年，奶奶去世了，26歲那年，父親也去世了。
失去他們是比失去媽媽更真實的悲傷，因為我真的就只剩下壹個人了。這麽多年來，除了外出打工，我就自己住在父親留下的小院裏，有時三四個月不回家，院子裏的草能有壹人多高。
小時候，我總是想念母親，猜測她長什麽樣子，會不會縫扣子，如果沒有離開，會不會在下雨天接我放學回家。看過武俠小說後，我又想，媽媽會不會也得到高人救助，把病治好了；但如果她跟小說裏寫的那樣，每天病懨懨地躺著，又在山區，是不是很煎熬？
慢慢長大了，我習慣了沒有媽媽的生活。山東的農村很註重過年的儀式感，千辛萬苦也要闔家團圓。每年過年就成了我想念媽媽的時候，有時是在老家，更多時候是在外面打工，沒有什麽年夜飯，就吃饅頭對付壹下。
我想，如果母親在，無論如何，我都會回家跟她壹起煮壹鍋餃子。
小時候總想著長大後賺錢了有出息了，就把媽媽接回來。但這些年壹個人孤單太久了，我太想念媽媽了，實在忍不住了。我要把媽媽找回來。
10月12日，俞長花在派出所領取了《親緣關系身份確認通知書》。受訪者供圖
千裏騎行“找媽媽”
其實我沒有想過真的能夠找到媽媽，這也不是我第壹次嘗試。
我給電視臺的尋親節目打過幾次電話，2012年和2018年，分別去過成都兩次，但都沒有什麽線索。
今年夏天，我沒有出去打工，在鎮上賣甜瓜。後來因為疫情，去不了集市，甜瓜不賣了，原本的騎行計劃也取消了。
8月底，我決定拿著賣甜瓜掙的錢，騎摩托車再去尋找壹次母親。我想著，這應該是我人生中的最後壹次長途騎行了，就算找不到媽媽，如果能找到姥姥或者那邊的哥哥姐姐也好。畢竟我們都流著相同的血，能和他們見壹面，也算解開我30多年來的心結。
由於不知道媽媽的老家在哪裏，記憶、照片、名字……什麽線索都沒有，只能壹邊走壹邊打聽。騎摩托車最大的好處，就是小範圍搜索很方便。
9月1日，我騎車從村裏出發。由於疫情，鄭州過不去，我先騎到長沙，幾天後又繞道武漢。我像壹只沒頭蒼蠅到處飛，卻沒有壹點頭緒。
最艱難的路段是重慶的盤山公路，又陡又峭，又壹直下雨，全身都被淋透了，雨點不斷拍在頭盔擋板上。在河南，還被汽車撞過壹次，要不是轉向快，說不定真的沒命了。
壹路騎來，我遇到過受傷的老太太，把她送去了醫院。撿到過豬飼料、駕駛證、小推車，還丟了相機和壹部手機。
為了找回相機，我在視頻平臺發布了這次騎行的第壹條視頻，希望撿到的人能幫我送回來。
為了找到母親的線索，俞長花（小名翠花）壹邊騎行，壹邊在社交平臺上發布視頻。圖片來源：網絡截圖
我壹直在糾結，要不要在視頻中說找媽媽的事，怕別人看到了會笑話我。但又壹想，萬壹有人能幫我找到媽媽呢？最後咬咬牙，豁出去了，笑話就笑話吧。
9月25日走到湖北時，我錄了壹個視頻，大致內容是“我是俞長花，出生於1987年，騎行出來找媽媽”。在視頻裏，我提到了四川警方和各種有關單位，希望能幫我找媽媽。
沒想到視頻發出去壹下子就有了幾千條評論。第二天，四川警方就聯系了我們鎮上的派出所了解情況。我們村主任也看到了，他告訴我，可以幫我聯系壹位阿姨，對方可能知道我媽的情況。
這位阿姨也是來自四川，二十年前從我們村回到四川。或許因為是同鄉，媽媽曾告訴過她，自己來自哪裏。沒想到，這位阿姨根本不接來自山東的電話。
我又輾轉問到她兒子的電話，懇求他幫幫我說好話。阿姨終於接了電話，她告訴我，我媽叫宋玉梅，來自四川樂至縣。
太不可思議了。這麽壹個簡單的答案，我找了30年。
我在網上查了壹下，發現樂至不算大，於是計劃到了當地先打印幾百份尋人啟事，大不了騎著摩托車壹座山壹座山地翻，挨家挨戶打聽，全問壹遍也不需要太久。
但剛過了壹天，我又收到老家的消息，說四川綿陽才是媽媽的老家。我壹下子陷入了迷茫，只能又發了壹個視頻，說我媽媽也可能是綿陽的。也是從那時候開始，有些網友開始懷疑我是騙人的。
俞長花找回母親後，和她自拍了第壹張合照。受訪者供圖
母女再相見
但我想著，既然確定了在四川，就先騎到成都再說。
9月29日，終於到了成都。四川這麽大，僅有的線索也真假難辨，我只能壹遍遍把視頻發到網上，希望有奇跡發生。
10月4日，我收到了壹條私信，寫著“妳媽媽就在成都，就在武侯區。”
自從視頻火了，我收到過各種各樣的騙子留言，直到現在還有人不停地私信我。對於這條信息，我同樣半信半疑，問對方有沒有證據。但對方只是壹直說要私聊，還要見面。我當時想當然地以為，這可能又是壹個騙子，就直接把他拉黑了。
就到當天晚上，我接到了陸圈鎮派出所的電話。這才知道，被我拉黑的那個人說是我弟弟，因為姥姥家的親戚刷到了我的視頻，覺得我們長得很像，就告訴了媽媽，媽媽看到視頻後就讓弟弟聯系了我。被我拉黑後，他又輾轉聯系到陸圈鎮派出所。
我和弟弟取得聯系，約好當天晚上10點在成都的壹條馬路邊見面。
騎摩托車趕過去的路上，我的心壹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不敢完全相信，但又忍不住期待。
晚上10點半，我來到約定的路邊，發現不遠處站著兩個人。其中的那位老太太，看起來很瘦，小小的，長頭發，在夜色中看不清她的臉。
壹直以來，比起具體的形象，“媽媽”更像壹個抽象的概念存在我的大腦裏。而現在，她就站在我面前，不再是兒時的夢裏。
她壹下子拉住了我的手，緊緊地抓著，壹遍遍地說著，“我怎麽會有這麽乖的女兒，這麽好的女兒”。聽著她陌生的四川方言，驚喜和激動之外，我更多的是困惑，“這真的是我媽媽嗎？”我腦子蒙蒙的，只是機械地問了幾個關於老家的問題。可能因為年紀大了，她有壹些也想不起來了，回答了幾句後，又變得激動起來。
時間過得很快，我感覺還沒有說幾句話，就已經到了晚上11點了。媽媽要走了，第二天早上六點她還要去做保潔。我聽著難懂的方言，看著黑暗中的媽媽，瘦弱的身軀微微佝僂著。
約好了10月6日下午做DNA鑒定後，我們就分開了。後來才發現，我和媽媽長得太像了，尤其嘴巴，簡直壹模壹樣。
做DNA鑒定要花壹萬多塊錢，我們開始覺得有點太貴，商量著不做了。真的感謝四川警方，不但沒有收壹分錢，反而幫我們做了加急，四個小時就有了初步鑒定結果。
10月12日下午，我拿著錦旗又來到了武侯區派出所，拿到了最終的DNA鑒定結果，壹切都是真的。從3歲到35歲，我終於又見到媽媽了。
我被好運氣砸蒙了。雖然有了鑒定結果，我還是不敢相信，壹切都太戲劇化了，就像還在夢中。
我準備好了挨家挨戶地敲門，也準備好了面對媽媽的離開。但那條有著壹百多萬點贊、七萬多條評論的視頻，就這樣讓我找到了媽媽。
這離我從山東出發，僅僅只有壹個月的時間，就連很多網友也質疑我是不是演戲、炒作。我開始有些生氣，後來就不在乎了，我找到媽媽了呀。
不過，想起來還是有些遺憾。要是早幾年把視頻發到網上就好了，說不定就能早點找到媽媽了。
在老家院子裏，俞長花人生第壹次為母親洗頭。 網絡截圖
“陌生的真實感”
經過了幾天的相處，我才從最初找到媽媽時的恍恍惚惚中脫離出來，有了和媽媽在壹起生活的“陌生的真實感”。
在成都的時間裏，我去了媽媽工作的地方，陪她逛街。我發現她會用智能手機，出門吃飯會背著壹個小包包，很時尚，跟想象中病懨懨的她完全不壹樣。
我們之間的陌生感很快就被沖散。我帶媽媽去了武侯公園，吃了餃子和火鍋。媽媽不愛吃餃子，但在我老家傳統裏，團圓壹定要吃餃子。
吃飯的時候，媽媽拉著我的手哭了。她說很愧疚，生下我卻沒有養我。我告訴她，妳也吃了很多苦，很多事情都是身不由己的。聽完我的話，她壹直抱著我哭。
武侯區派出所的警察和媽媽聊了情況後，他讓我壹定好好對待媽媽，“她這壹輩子太苦了。”
從四川到陜西到山東，再回到四川，媽媽生養了四個孩子，另外還有我剛四個月就去世的弟弟。現在60多歲了，還在做保潔的工作，壹個月賺2000元錢。
媽媽現在有了自己的家庭，我也不想過多打擾她。
我計劃著先帶媽媽回山東住幾天，然後把她送回成都，再騎摩托車到陜西看看從未謀面的哥哥姐姐，壹家團聚後，再騎行回山東。這趟人生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長途騎行，也算畫上了句號。
商量過後，我買了回山東的機票。10月13日，我帶著媽媽，人生第壹次坐飛機。回到山東後才知道要居家隔離7天，我暗自慶幸，能和媽媽相處的時間又多了幾天。
我這個人壹直大大咧咧，騎行的時候經常吃饅頭和方便面，平時在家，饅頭發黴了，剝掉了皮還接著吃。壹個人怎麽都能對付，但和媽媽在壹起就不壹樣了。
媽媽對山東的生活有些不習慣，不喜歡吃饅頭和餃子，也不喜歡喝羊肉湯，說“辣椒才是她的命”。我壹開始也聽不懂媽媽的四川方言，在成都因為空氣太濕，還因為過敏起了好多疹子。但對這些，我們都選擇了忽視。
盡管對這30多年的“空白”有很多疑問，但我選擇了不問，我們倆也心照不宣地從來不談父親和過去的事情。顛沛流離了這些年，媽媽的心理負擔太沈重了，我不想讓媽媽想起傷心的往事。
最近幾天天氣變冷了，我讓媽媽穿上我的厚衣服，還摘下院子裏熟透了的石榴給她吃。媽媽也經常壹大早就起來，在院子裏除草，和我壹起種菜，包她自己不愛吃的餃子給我吃。
我也給媽媽做飯、洗頭。她的頭發幾乎都灰白了，被水打濕後，看起來好像變黑了，就像我們的時光倒流了回去。
到了晚上，我們壹起睡在家裏唯壹的床上，媽媽笑著摟住我。躺在媽媽的懷裏，我好像又回到了三歲的時候，她壹直都沒有離開。
新京報記者 侯慶香 編輯 袁國禮 校對 李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