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號，就是名字以外的自稱。據吳萊《三墳辨》及《韓詩外傳》等古書載，別號起於上古，但清代學者趙翼認為這很可能出於後人臆撰。由信史來看，範蠡即使不是第壹個自取別號者，起碼也屬“第壹批”之列。如《史記索隱》謂甘茂居渭南陰鄉樗裏，故號“樗裏子”，又戰國著名策士蘇秦、張儀，皆師“鬼谷子”，秦漢間有“江上丈人”、“河上公”之類，大抵可以說明源起的時間，約在春秋戰國時代。而所以要在姓名之外另取代稱的用意，似乎也已經為取號者多隱逸者流的身份給解釋了——正是為了把自己的真名實姓隱藏起來。
這種因不求聞達才取別號的慣例，由秦漢而迄魏晉，承襲了700多年。漢高祖劉邦敦聘不至的所謂“商山四皓”如“綺裏季”、“角裏先生”等，都是以號代名，至今莫知其姓氏；晉人陶潛高唱“歸去來兮”後，遂號“五柳先生”：南朝梁陶弘景躲在山中操縱政局，自號“華陽隱君”，與人書劄往來即以“隱君”自署，惟恐暴露身份。但入唐之後，風氣有了變化，許多文人都別署壹號以標高致，如賀知章“四明狂客”，張誌和號“煙波釣叟”，陸龜蒙號“江湖散人”，等等。不過總體來看，取號者的身份，大致也還是枕石漱泉隱居不仕，或辭官歸田終老江湖的範圍內。
從宋朝開始，自取別號成了社會時髦，其時佛道並行，別號中有“居士”、“道人”特多的傾向，故亦名道號。取號者非但不止畸人逸士、好奇吊詭輩，也不僅是士夫縉紳皆有壹號或幾號，甚至販夫牙儈，亦皆有號。
從自諱姓名而取號，到借號自標而別署，號的用處，最終集中為風雅的標記。
別號是使用者本人擬制的，不像姓名那樣要受到家族、行輩的限制，也不像表字亦多由家長所起或受其影響，所以它能比較自由地抒發或寄托取號者本人的壹時情感，乃至終生誌趣。比如南宋愛國詩人陸遊憂時有淚，報國無門，思想上苦悶，行為上不免乖張，被人譏為不守禮法的放縱者，他就索性自號“放翁”，來表示對權貴和禮法的蔑視。此外，別號又不像姓名表字，壹旦登記在戶籍(人仕者還得登記在履歷中)上後，不能輕易改動，而是隨時發明，隨時使用，具有很大的靈活性。因此很多人往往不止壹個別號，人們也有可能通過某些人壹生別號的更改，窺測其思想情趣在各個時間階段上的變化。
比如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便是壹例：參加科舉考試時，他的別號叫“履善”，其義不外景仰先賢，學做好人好事。及殿試時，被理宗皇帝誇了壹句“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別號乃改成“宋瑞”。惟宋季國家無瑞可言，文天祥本人更不得誌，景定五年(1264)知瑞州時，為壹件用何等儀制替早已改嫁的祖母服喪之事，被人誹謗，差點兒丟官。壹怒之下，便有絕意仕途息影林泉的念頭，遂建“野人廬”而自號“野人”。此後又在故鄉文山蓋成山莊，再改號“文山”，當真過起棄官歸隱的日子來了。兩年多後，山河板蕩，文山隱居的清興已經不起元朝南侵的風暴襲擊，於是又應召出山，為國效力，直到抗元失敗被俘。此時，他又有“浮休道人”、“三了道人”等別號，以示視死如歸的人生態度，並吟出了傳誦千古的《正氣歌》。
號的使用，在別人是尊稱，如杜甫號“少陵野老”，黃庭堅號“山谷道人”，人呼杜少陵、黃山谷時，便有尊重的意思。魯迅曾為章炳麟門生，以後做紀念老師的文字，便題為《關於太炎先生的二三事》。而在本人，則為閑署，凡公文、章奏上押字，都不用號，使用最多的地方是為詩文書畫等作品簽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裏有位梅姓“名士”曾說：“詩人豈可以沒有別號?倘使不弄個別號，那詩名就湮沒不彰了。”大抵也道破了許多人押號的本意。
從別號的用詞看，也就是在十數種特定名詞裏翻花樣。宋代徐光溥曾編《自號錄》，依宋代人士別號的最後壹、二字分類，也不過得36類，而處士、居士、先生、老人、翁、叟等倒占去大牛，或倚老賣老，或放浪自標，或自美雅致。而淺表的釋義，率多集中為鄙視利祿，超凡脫俗，這也就是別號中居士、道人、漁樵、野夫特多的原因吧。只是千舸爭流，都往壹條道上跑的話，效果反而不好。以居士為例，原是梵文，意譯“家主”，佛教用以稱呼在家信徒而受過“三歸”、“五戒”者，以它為號，當然很有點方外空靈味道了，故李白稱“青蓮居士”，自居易稱“香山居士”，司空圖稱“耐厚居士”，蘇軾稱“東坡居士”，李清照稱“易安居士”，等等，可最數“居士”多得能填滿坑谷，反而俗不可耐了。
中國古代的帝王除有姓名之外，往往還有謚號、廟號、年號、尊號和陵號。這些稱號多見於史書。
2。謚號
我國古代，帝王、諸侯、大臣等具有壹定地位的人死去之後， 根據他們的生平事跡與品德修養，評定褒貶，而給予壹個寓含善意評價、帶有評判性質的稱號，並相沿成為制度，這種制度稱為謚法，所給予的稱號名為謚號。《逸周書．謚法解》：“謚者，行之跡也；號者，表之功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
謚號有帝王之謚，由禮官議上；有臣屬之謚，由朝廷賜與；還有私謚，是門徒弟子或是鄉裏、親朋為其師友上的謚號。帝王將相之謚在西周時即已出現。秦時曾壹度廢除，漢代恢復，直至清末。私謚可能始於東漢，或謂春秋時期已有。民國以後，稱謚在壹段時間內仍存在。
謚號的選定要根據謚法，謚法規定了壹些具有固定涵義的字，供確定謚號時選擇。這些字大致分為下列幾類：上謚，即表揚類的謚號，如：“文”，表示具有“經緯天地”的才能或“道德博厚”、“勤學好問”的品德；“康”表示“安樂撫民”；“平”表示“布綱治紀”。下謚，即批評類的謚號，如：“煬”表示“好內遠禮”， 好祭鬼怪曰靈，“厲”表示“暴慢無親”、“殺戮無辜”，“荒”表示“好樂怠政”、“外內從亂”等。中謚多為同情類的謚號，如：“湣”表示“在國遭憂”，“在國逢難”，“懷”表示“慈仁短折”。
根據對西周時期青銅器銘文的研究表明，至遲到周穆王前後，給地位較高或較有身份的死者加以謚號的做法已比較多。謚法初起時，只有美謚、乎謚，沒有惡謚。謚號之有善惡，西周***和以後。周厲王是壹個貪婪的君，“國人”發動暴動，他逃到彘(今山西霍縣東北)，後來就死在那裏。“厲”便是對他予以斥責的惡謚。
先秦時的謚號以用壹個字為常，也有用兩三個字的。用壹個字的如：秦穆公、晉文公；用兩三個字的如魏安厘王、趙孝成王、趙惠文王（惠文）等。秦始皇統壹六國後，議定以“皇帝”作為封建國家最高統治者的稱號，同時因謚號的定奪將形成“子議父、臣議君”的局面，故而廢除謚法。他自稱為始皇帝，後世則以數計，如二世、三世等等。漢代又恢復了謚法，而且這壹時期謚法制度也日趨嚴密，朝廷中正式設立大鴻臚壹職，管理王公列侯的謚法。漢代以後，謚號大多為兩個宇：漢文帝劉恒謚號全名為孝文帝，蕭何謚為文終侯。
唐宋時期是謚法大發展的時期。謚法壹方面成為封建帝王尊大謚以美足其虛榮心的工具，同時也成為駕馭群臣的褒貶手段。武則天時開皇帝追尊四代祖宗的先例，打破了皇帝壹、兩字謚號的舊例。宋代皇帝謚號比唐時更加謚美，而且也開後代予大臣謚二字的定例。值得壹提的是，宋太祖趙匡胤實行重文抑武，因此宋代大臣謚號多以“文”字為榮，終宋之世，謚號為“文”者達壹百四十多人，為“武”者僅二十人。
明清時期，謚法內容基本固定下來。首先是各籌級人員的謚號字數固定下來。如明代皇帝謚號為17字，親王1字，大臣2字；清代皇帝21字，碩親王1字，大臣2字。其次，賜謚權高度集中於皇帝手中，要取決於“聖裁”。據統計，西漢到清末，歷代宗室、百官得謚者***10473人，而明代兩代就有5935人，占總數的57％左右。帝王的謚號壹般是由禮官議定經繼位的帝王認可後予以宣布，臣下的謚號則由朝廷賜予。
謚號中還有壹種私謚，這是有名望的學者、士大夫死後由其親戚、門生、故吏為之議定的謚號。私謚始於周末，到漢代才盛行起來。古代除對帝王可以稱呼其謚號外，稱呼高官司大臣、學者名流的謚號也是壹種尊重的稱呼。有些人的謚號由於經常被後人稱呼，幾乎成為他們的別名。如嶽武穆(嶽飛)、陶靖節（陶淵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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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解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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