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哥哥帶我去到醫院，戴口罩、消毒洗手、戴帽子、穿防護服、換鞋，壹系列準備工作完成後，我們進入了父親所在的ICU病房。父親的床頭立著許多儀器，他的臉龐異常消瘦，身上蓋著被子，鼻子插著細管，嘴巴張開，嘴裏固定著壹根粗管，連著呼吸機，嘴角有壹點傷痕，可能是安插呼吸機管時產生的誤傷。他閉著眼睛，聽到我和哥哥叫他，眼珠轉動，但是怎麽也睜不開眼睛。護士走來，說父親的手腫了，需要脫掉手上的戒指。她拿來潤滑油，掀開被子，我看到父親的手被捆綁在床邊，腫得像個包子，手臂包著紗布。護士向我們解釋因為病人會在無意識的狀態下拔掉身上的管子或針頭，所以只要進入ICU，都必須把病人的手捆綁起來。父親開始躁動，被捆綁的雙手使勁掙紮，護士問他是不是熱，幫他把被子褪到小腿處，他又像冷的樣子想把被子拉上來，護士又幫他蓋上。護士拿了根管子來說要幫他吸痰，過程會有點痛。我沒敢看護士的操作，低頭看見父親的手在掙紮。父親睜不開眼，說不出話，他無力表達，只有在昏迷狀態下的躁動和掙紮。護士塗抹潤滑油取下父親手上的戒指交給哥哥。哥哥拿出手機拍病床上的父親，被護士制止並要求刪除。
值班醫生來了，是位女醫生，我們向她詢問父親的病情。她說，父親臟器衰竭，病情很嚴重，隨時可能離去。我問，能否維持壹個星期，她說幾乎不可能。寂靜的病房裏，只有儀器冰冷的聲音，醫生的話像壹把冰冷的鐵錘壹下、壹下敲擊我的心臟，我感覺我的心在不斷下沈。醫生轉身走後，我所有粉飾的堅強在瞬間崩潰，隨著無法抑制的淚水湧上眼眶，我感到心中壹陣恐懼，我哽咽著對哥哥說了壹句“我好害怕……”,哥哥緊緊握住我的手，把我拉出了ICU病房，身後留下父親那可憐到令人心酸的模樣。
母親身體也不好，哥哥擔心母親的情緒，沒有告訴她父親病情惡化被送進了ICU病房，她以為父親還在普通病房。回家的路上，我和哥哥就要不要告訴母親產生了分歧。哥哥主張不說，我認為應該讓母親知情。當天晚上，我們輕描淡寫地向母親說了去探望父親的情況。第二天，我小心地向母親轉述醫生的判斷，告訴她要有心理準備了。母親壹楞，沈默了壹會兒，緩緩地說道，“難怪妳爸這兩天沒有給我打電話，妳又突然回來了，原來他進了ICU……”我盡量淡化地描述了父親在ICU的狀況，試探著問母親要不要去見父親壹面，母親微微顫抖著說：“雖然會害怕，但是最後壹面還是要見的。”第二天壹早，母親跟我說她壹夜未眠，想來想去，還是沒有勇氣去ICU見父親，因為她見到父親在ICU的情景壹定會暈倒。
由於ICU病房每天只有半小時探視時間，每次只允許兩位家屬進入，而且中途不允許換人，接下來的日子家人輪流去看望父親。我第二次去的時候，父親顯得很平靜，像睡著了壹樣，靜靜地躺著。這次是個男醫生，他說現在是父親最好的狀態，生命體征平穩。我問這樣的狀態是否意味著好轉，他說只能說明控制在現在的狀態，不能說明好轉，因為器官衰竭不可逆。我問這樣的狀態能持續多久，他說不確定，可能很短，也可能很長。
10天過去了，父親依然保持著生命體征平穩的狀態，但是，他壹直在昏迷，從未醒來。先生需要回去上班，孩子也要回去打預防針，我們只能先回廣州了。
過了壹個星期，我又接到哥哥的電話，說父親的病情再度惡化，醫生要求家屬決定下壹步的方案，切開氣管還是放棄。我明確表示反對切開氣管，不想父親再受苦。哥哥叫我買7月17日的車票回家，7月18日和他去見醫生商量下壹步方案。7月17日，哥哥向單位請好了假，我和先生則帶著孩子登上了返回老家的動車。在動車上信號微弱，沒有接到哥哥的電話。兩個小時後，看見了哥哥發來的信息，父親於中午12:30安詳離世，那是我們剛剛出發的時間。
後來，哥哥說他松了壹口氣，如果下壹步方案讓他選擇放棄，他是做不到的。他說父親似乎不想讓我們為難，所以自己走了，讓我們不用面對那個艱難的抉擇。假如我們需要面對那個時刻，哥哥無法選擇放棄，我可以做出那個決定嗎？
ICU，即重癥加強護理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又稱為深切治療部，擁有普通病房所沒有的先進醫療設施，收治危重病人。ICU與外界隔絕，不允許家人陪伴。進入ICU的病人，除了大手術術後監護的病人有可能回到普通病房，其他的重癥患者多半是九死壹生。ICU的醫療費用昂貴，壹天的費用大約在6千至1萬元。因此，ICU對病人和家屬而言，是壹個有著最後壹線希望，卻又冰冷、恐懼的地方。病人要承受治療的痛苦和刺骨的孤獨與無助，家屬不僅要承受救治希望的可能破滅，還要承擔高昂的醫療費用。
知乎上有人問，“我父親半個月前去世，沒送ICU，沒上呼吸機，我做得對嗎？”題主說，“臨終前幾個小時，肺部感染，心力衰竭，醫院提出進ICU被我拒絕了。當時我父親呼吸困難，氧氣已經開到最大，但他頭部仍然左右晃動，很難受的樣子。這畫面每天都在我眼前出現，我相信在最後關頭父親仍然是希望求生的。”
針對這個問題，知乎上有各種回答，答友都以親人的經歷回答自己在這個問題上同樣糾結。有人說，母親生前明確表示不願意在ICU渾身插滿管子離世，但是他看著母親因為沒有上呼吸機而在臨終前大口喘氣，活活憋死，那樣的畫面讓他備受折磨，後悔沒有給母親上呼吸機。有人說，爺爺被送進ICU以後，用筆在紙上歪歪扭扭寫了個變形的“死”字，壹心求死。有人說，奶奶被送進ICU上了呼吸機後痛苦不堪，通過擺手征求老人意願脫管，出來後奶奶哭著說：“謝謝妳們放過我！”還有人回答，“ICU絕對是莫大的煎熬。我家中很多人從醫，我自己老了壹定會立好遺囑不進ICU。我沒必要為了子女的感受死也死不好，實話實說。”最真切的回答，來自壹個萬分幸運從ICU活著出來的人，他說，“那種恐懼，無奈和絕望，沒到過那裏的人是根本體會不到的。清醒過來時我就想：如果以後生病了，就是死，也絕不再進ICU。”
生命是可貴的，對於還有救治希望的疾病，進入ICU搶救也許能贏得生機；對於沒有治愈希望的疾病，進入ICU只能暫時延長病人的生命，但這有限的延長需要依賴有創性的治療措施及機器維持，這樣的臨終生命對病人有意義嗎？對ICU問題的討論，大概聚焦在是有價值的搶救還是過度醫療。當我們談起死亡的時候，我們都希望能夠沒有痛苦、保有尊嚴地死去。沒有治愈希望的病人在ICU的彌留時間到底是為自己活著還是為家屬活著？許多人害怕放棄治療會受到道德譴責或者於心不忍、不舍，可是誰又能顧及病人的感受？如果可以，家屬和醫生能不能在病人清醒的時候讓他自己預先選擇，如果病情萬壹惡化到需要進入ICU的時候，他是否願意？ 尊重病人自己的意願應該成為醫院人文關懷的壹部分。
父親生病壹年多來，反復住院。有壹次，他說他出院後絕不再進醫院，誰知才出院壹天就又出狀況進了醫院。他打電話跟我說，他失去了自由。後來，治療肝病的藥物又引發了腦病，他時而清醒時而糊塗。我想起父親在普通病房的時候給我打電話，他說他沒有信心能康復了，他每天看見的天空都是灰暗的，他分不清是白天還是夜晚，他也不知道自己吃過晚飯沒有。我不知道能用什麽語言安慰他，我深知病痛的折磨最容易使人意誌消沈，所謂的“感同身受”根本不存在。只有壹個信念能讓父親稍稍振作：明年是父親和母親的金婚紀念日，他們約好了要穿上婚紗和孩子們好好慶祝。每每母親以此來鼓勵他時，他們就相對流淚。父親承受著病情反復及並發癥加重病情的痛苦，甚至連吃飯都成了他的負擔。每次護工拍的視頻，他都在努力而費力地吃飯。最後，他還在ICU裏煎熬了20天。
2018年7月17日12:30，當父親在ICU遠去，他終於可以不再受苦，終於可以解脫，終於可以重獲自由。願父親擺脫身體的束縛，靈魂安息！
我不願記住父親在ICU的最後的樣子，我想記住那個我從未謀面、英氣俊朗的青年，那是我在老相冊裏看見的，青年時期的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