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私刑的定義不同，不同機構對私刑數量的統計也有差異。以1914年為例，由著名黑人領袖布克·T·華盛頓創辦的黑人職業大學tasker Institute公布的系統記錄私刑數量的三家機構的數字分別為54、52和74。
有學者反對私刑是美國獨有的說法，認為私刑是人類社會的普遍行為，並用實例證明:早在1644，就有學者用私刑壹詞來形容法國壹群暴徒襲擊三名政府官員的行為；1769年，在愛爾蘭，壹名暴徒肢解了警方的壹名線人，並將他壹壹釘在監獄門上；在中國，18世紀暴民追殺女巫，19世紀盜賊被活活燒死。“私人刑法”可以追溯到《聖經》，在《聖經》中，宗教習俗取代了法律。在美國歷史上，類似的私刑做法很早就開始出現。新英格蘭的早期清教徒斥責跌倒的人時會使用鞭刑。在美國獨立戰爭中，私刑的方法改變了。人們用焦油和羽毛代替鞭打，這種做法成為全國性的。因為第壹次用在愛國行為上，所以受到好評。[6]
私刑是壹種結合了種族主義和虐待狂的殘酷懲罰。大多數私刑是被槍斃或用繩子絞死，或者兩者兼而有之。但很多針對黑人的私刑，性質非常惡劣，執行者還使用焚燒、殘害、肢解、綁在樹上閹割等身體酷刑。在《兄弟》這首詩中，詹姆斯·韋爾登·約翰遜描述了壹群白人暴徒活活燒死黑人的悲慘場景:“夠了，這個畜生必須死！/快點！把他綁在那棵橡樹上！/比這種嬌嫩的松樹更耐燒。/現在去拿油！堆在周圍！等壹下！不要堆得太快或太高，否則我們會/減輕他臉上的痛苦和恐懼。/現在拿火把來！把油點著！/火焰高及頭頂。哈哈！聽那尖叫聲！/又有聲音了！比第壹聲高。/打水！倒上來！往火上倒些水/免得它燒得太快。就是這樣！/現在讓火再慢慢點燃。看那個！/他在扭動！呻吟聲！他的眼睛瘋狂地凸出，/四處尋找幫助，這是徒勞的！”[7]閹割黑人男性生殖器對美國白人來說具有特殊的象征意義。黑人獲得人身自由後，“黑人的生殖器從他身上被割掉，暴民強烈拒絕了黑人父親的象征和男子氣概的象征，中斷了黑人生殖器形象所代表的特權，從而恢復了黑人可能通過肢解而獲得的公民權。”[8]
雖然私刑暴徒是白人成年男子，但在場的婦女和兒童很多，有時婦女是行動的煽動者。[9]克勞德·麥凱在他的詩《私刑》中將這些孩子稱為“未來的私刑”，他們“帶著幸災樂禍的殘忍”手舞足蹈，歡呼雀躍:“嘿！拉繩子！/拉起！/白人活著/黑人死去。//老兄，拉，/發出血腥的叫聲/用黑人小孩的屍體旋轉/白人死去……”。不僅普通白人參與私刑，就連執法者——當地警察——也經常支持私刑。他們要麽親力親為，要麽對私刑寬容或無動於衷。休斯在《逼供》壹詩中描述了警察的無禮:“打我！刺我！強迫我承認是我幹的。/血濺在我的運動衫上/和我的棕色絨面皮鞋上。//南瓜燈似的臉/籠罩在灰色的軟帽裏。//用力打我！鞭打我！/像噴燈/尖叫。/在我兩腿之間踢了三腳/殺了那些/我明天造的孩子。//欄桿和地板像羅馬煙花/直上雲霄。//當妳給我潑冷水/我會在紙上簽上我的名字……”當執法人員卷入私刑時，黑人只能指望上帝。這是休斯的詩《除了上帝還有誰》中描述的主題:“我擡頭看見/那個被人們稱為執法者的人/沿著街道走著/向我走來！我在心裏想，我會被打倒在地，然後死去/或者被折磨/被謀殺。/我向上帝祈禱，如果可以的話，/把我從那個人手中救出來！別讓他把我打成肉醬！/但是上帝沒有迅速行動，/執法者舉起棍棒/把我趕進了人間地獄！//現在我不明白/為什麽上帝不保護人們/免受警察的暴行。/又窮又黑，/我沒有武器反擊/所以除了上帝誰能保護我？”為了鎮壓人民的反抗，清政府接過了明朝的衣缽，吏治中的私刑愈演愈烈。前地方官員鄭板橋寫了壹首名為《惡私刑》的樂府詩，揭露了壹些地方官員及其爪牙隨意對囚犯使用酷刑的殘酷場景:“官員打人如打耳光。“斬筋拔髓拔毛”、“綁無辜十七八”的目的無非是“從苦難中拿錢”。在劉鶚的小說《老殘遊記》中，有這樣壹段描寫:山東曹州地區的壹個殘暴的官員蔚縣漠視人的生命，他把人民當作強盜，關在沒有水的木籠子裏，死在烈日下或寒風中。為此，他對蔚縣之流的所謂“清官”發出了攻擊，即“殺人如殺賊，做太守就是榮源”。
如果說，鄭板橋的《私刑惡》、劉鶚的《老殘遊記》只是以文學形式反映了清代吏治的黑暗；而在川、閩、陜等八省任知府、按察使、代省長三十余年的張所著《道縣官海錄》中的記載，更直接地揭露了當時統治者對民眾的殘酷鎮壓。道光二十七年(1847)十壹月，張赴四川接任按察使時，在日記中記載了他的前任劉彥廷的案子:“凡查出匪嫌，不論真假，先責小板四百，再求口供，其中取了口供，但未定罪，即射犯人於大堂”，或“帶犯人於東門街市”
當然，以上處罰是用來處理“土匪”案件的。那麽，什麽樣的人是“土匪”呢？張也形容為“被捕的人有壹半是乞丐、小偷、無業人員”，但“受托審判的官員卻致力於刑訊逼供，他們都將受到懲罰。”因此，張作為封建統治集團的壹員，也認為“土匪”被判死刑不壹定是真的。他在書中還透露，四川各縣都有壹種“比監獄痛苦百倍”的“牌室”。鎖在“牌室”裏的“罪犯”(多為民事糾紛的當事人和證人)，“那些天天給我發獎金，常年不見天日的人...都是省裏殺的，每年不下壹兩個”。
私刑是美國歷史上最不人道的國內種族恐怖主義行為之壹，“美國社會特有的犯罪”[1]，這對於美國這個壹直宣稱民主法治的國家是壹個極大的諷刺。然而，在很長壹段時間裏，這段醜陋的歷史並沒有得到美國人民的關註，就好像從來沒有發生過壹樣。2000年初，亞特蘭大古董商詹姆斯·艾倫(James Allen)在紐約的壹個小畫廊展出了68張私刑的照片，吸引了絡繹不絕的參觀者，引起了人們對美國私刑嚴重性的重新關註。《紐約時報》發表長文對此進行評論，隨後又發表社論，聲稱畫面慘不忍睹，堪比德國納粹大屠殺。[2]
歷史上，私刑的主要對象是受壓迫和歧視的非洲裔美國人，其中大多數是非洲裔男性。私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形式和原因，但有壹點不變的是，私刑總是或在大多數情況下與黑人男性和白人女性的性侵指控聯系在壹起，從而形成了私刑制度下美國黑人被人為強奸的神話或刻板印象。研究這壹現象有助於我們理解美國黑人所遭受的悲慘歷史命運和美國來之不易的民主，從而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動態地看待美國的民主進程。
在美國，私刑是壹種難以界定的社會現象。由於人們對私刑的認識幾乎來自於報紙的報道，因此起初如何界定私刑是個未知數。即使在今天，私刑仍然是壹個難以明確定義的術語。
根據塔斯克基金會學院的記錄，在1882-1968期間，美國發生了4743起私刑事件。【11】早在1890年，學者們就開始對美國人為什麽偏愛私刑進行嚴肅的學術研究。主要提出三種理論:1，人民主權；2.前沿心態；3.控制用儀器。[12]
我們知道，美國的主要建國文件《獨立宣言》確立了“政府權力來自人民，如果人民受到威脅，他們可以收回權力”的原則。因此，主張人民主權的人認為，這種集體暴力是人民主權的體現。美國的私刑暴露了美國憲法制度的壹個悲劇性缺陷，這表明美國人不相信法律和正當程序。普通公民認為，既然制定了自己的法律，就可以在法制機構之外的大街上組織人去執行。正如詹姆斯·f·卡特勒(James F. Cutler)所指出的，“在人們制定法律的地方，法律機器不可避免地無力控制大規模騷亂。”
根據前沿心態理論，私刑最常發生在人口稀少的地區，那裏不僅制度化的執法機制沒有被普遍接受，而且有效的司法機構也沒有建立起來。因此，在暴力頻發的西部邊疆地區，大規模暴力成為壹種必要的行動。這種觀點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非常流行，得到了最高法院法官、哈佛大學法學家和許多政府官員的認可。壹些親身參與私刑的人也解釋說，“對法庭缺乏信心”是暴民私刑的原因。上述兩種觀點的相似之處在於，在黑人種族犯罪問題上執法機制的薄弱是私刑泛濫的原因，因為美國白人認為法律完全不適用於劣等黑人種族成員的犯罪行為。此外，這些暴徒對漫長的司法程序沒有耐心，並且蔑視解決問題的所謂仁慈原則。
但是前沿理論很容易被推翻。正如壹些學者指出的那樣，直到19世紀末，這種非法暴力還在中西部地區盛行。事實上，只有新英格蘭和東北部以及大西洋中部的幾個州很少有私刑。19世紀中期，早期的西方和後來發展中的西方已經建立了有效的司法和法院，但集體暴力仍時有發生。【13】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主流學者開始將私刑視為精英控制下屬的工具，尤其是自以為高人壹等的白人控制低人壹等的黑人。美國南部的白人通過這種群體暴力來維護自己的等級特權。
著名學者Middles從精神病理學的角度分析了導致私刑的各種因素。[14]貧困和經濟恐懼被認為是因素之壹。壹般認為，壹戰期間及之後私刑的增加與黑人的大規模遷徙及其帶來的競爭有很大關系。還有證據表明，棉花價格下跌和私刑增加之間也有很大的關聯。
白人的經濟恐懼也和社交恐懼結合在壹起。他們擔心黑人會擺脫自己的處境，失去控制，從而危及白人的社會地位，因此需要采取措施捍衛他們。著名黑人社會活動家沃爾特·懷特對此有過精辟的論述:“私刑與其說是因為黑人犯罪，不如說是南方白人懼怕黑人進步的壹種表現。“壹般認為，第壹次世界大戰後，很多從戰爭中回來的黑人士兵(有些甚至還沒有脫下軍裝)被處以私刑，他們公開的動機是擔心黑人在法國服役會對自己的社會地位產生‘錯誤的想法’。
南方白人教育水平低，整個文化氛圍也是重要的背景因素。此外，在中國南方盛行的宗教是壹種狹隘、不寬容和“原教旨主義”的新教福音派宗教。第壹次世界大戰後，衛理公會和浸禮會牧師積極參與復興三k黨。很少有牧師和宗教領袖站出來反對私刑。
私刑的另壹個重要因素是南方封閉和孤立的環境以及由此造成的農村和城鎮日常生活的單調。因為缺乏健康的娛樂，生活枯燥乏味，所以私刑成了人們追求刺激的替代品。
媒體的支持和贊揚也是美國私刑猖獗的原因。美國主流報紙經常支持白人社會對被控犯罪的黑人施以私刑的呼籲，或者在私刑後對暴民唱頌歌，有時甚至會公布計劃好的私刑地點和時間。2005年3月開拍的電影《壹個民族的誕生》與20世紀初美國三k黨的復興有著直接而重大的聯系。這部電影根據托馬斯·狄克遜的同名小說改編，以內戰和重建為背景，高度贊揚了馬背上的三k黨騎士，認為他們拯救了美國南方。據不完全統計，多達5000萬人看過這部電影。該片在南方反響強烈，觀眾激動不已，邊看邊喊。有壹次，觀眾在看到黑人男子追白人女子強奸的場景時，甚至失控地拍攝了屏幕上的黑人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