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壹個不起眼的胡同叫達智橋胡同,清代時這裏叫炸子橋。明清兩朝,這裏是壹個頗有名氣的地方,因為著名的松筠庵和嵩雲草堂都坐落在這條小小的胡同內，松筠庵本是明朝嘉靖年間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楊繼盛的宅院。此人可是大名鼎鼎。他曾經因為上疏反對仇鸞而被罷官,之後又因為彈劾內閣大學士嚴嵩被皇帝關進監獄,最終被斬殺在西市。他死後,他的夫人也自縊而死。後來,楊氏夫妻的故居改名為松筠庵。
清朝乾隆年間,松筠庵被用作祭祀楊繼盛的祠堂。楊繼盛生前所住的房星被題名為景賢堂;他當年書寫彈劾奏疏的書房被擴建為諫草堂;他上疏彈劾仇鶩和嚴嵩的秦骸被鐫刻成八幅石刻,連同後人紀念墓誌等壹同鑲嵌在景賢堂的東西墻上。房屋四周築起了回廊,堆砌了假山,景色雅致,使得這裏成為宣南壹帶士大夫聚會的重要場所。
光緒年間,清流黨人經常在此議論時政,更是讓松筠庵受到萬眾矚目，我們再說康有為。此公自說自話,後世的各類書籍也沿襲他的說法,於是我們就在各類 歷史 書籍上看到這樣的記載:康有為獲悉《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後,邀請壹千二百多名舉人在松筠庵集會,聯名上書。與會者在康有為起草的萬言書上簽了名。五月二日,各省舉人排著長達壹裏的隊伍,向都察院呈萬言書、都察院以皇帝已經在和約上蓋了玉璽為由,拒絕接受。但是這壹次上書打破了清王朝規定的士人不許幹政的禁令,提出了資產階級維新改良的綱領,因此在全國迅速流傳開來。
其實,康有為的說法十分有問題。按照檔案,最早反對簽約的不是各省舉人,而是大批官員。早在四月十四日,臺灣巡撫唐景崧就給消政府發電說給予土地不可行。對於割地賠款，以兩江總督張之洞為首的各封疆大吏相繼上奏，反對簽約，京城中反對簽約的宗室和二品以上的官員有二十多人,二品以下有奏事權的官員有五十多。人,翰林院、總理衙門、內閣、六部等官員都有大規模的聯名上書,簽名的有600多人次。由此可見,各級官員才是反對《馬關條約》的主體，在官員們上奏的影響下,剛參加過北京的科舉會試,正在等候發榜消息的各地舉人,也上書反對簽約。按照清朝制度,舉人不能直接上奏朝廷,必須寫成公呈由都察院代奏。
從四月三十日起,都察院每天都能收到各省舉人的上書並為之代。與康有為宣稱的都察院拒絕收入舉人上書的五月二日那天為例,都察院實際轉遞了湖北等七省舉人的八批公呈,簽名者多達三百二十四人。這樣的轉奏,到了五月日才結束。上書總量達到了三十壹件,簽名的舉人多達壹千五百五十五人次。另外有公車壹百三十五人次參加了京官們領銜的七件上書。四月三十日,梁啟超領銜的八十名廣東舉人上書,只是眾多上書中的壹件。
根據檔案記載,所有的上書都送到了光緒帝案頭,所謂的都察院拒收上書的說法是不存在的。事實是康有為並沒有遞交“萬言書”。康有為確實打算發動上書,但是這個計劃在五月二日那天胎死腹中。原因是舉人們認為大局已定,無法挽救,地點也是在松筠庵而不是都察院。康有為在1895年的5月下句也承認,所謂的公車上書事件並不存在,,只是打算上書,頂多可以稱作公集會而已。
翁同龢的日記中也有記載,五月二日這天早上,光緒帝召見了軍機大臣壹個半小時,已經有批準和約的意思。此時的最高決策層即使看到了官員士大夫聯名的反對上書,也不會因此成為決策的依據。而且光緒帝在《馬關條約》上蓋印的具體時間是五月三日,而不是康有為所謂都察院五月二日宣稱皇帝已經用寶,無可挽回。
如果按照康有為的說法,舉人們究竟是哪天在松筠庵聚會?小小的松筠庵能擠下上千人嗎?現存的所有關於公車上書的材料都是康有為和他的弟子們撰寫的,說法不壹,而其他同時代在京的官員士大夫和進京考試的舉人,在他們留存的書信日記筆記中都沒有提到這壹次重大的公車上書事件,這確實讓人十分疑惑，對於參與此事的人數,康有為和他的弟子們說法也大相徑庭,康有為說有壹千二百人,又說三千人。而梁啟超有時候說壹千三百人,又說壹千多人,有時候還說三千或者數千人。《公車上書記》的題名為六百零二人,人數如此懸殊,其實也說明了此事的撲朔迷離,甚至讓人懷疑是否存在這個事件。
康有為借助這壹次莫須有的公車上書事件來提高自己的身價,擴大影響。那麽康有為為什麽要炮制壹個公車上書的謊言呢?康有為是壹個天才的鼓動家,他未曾上書,但是他所寫的那篇文字,確實是當時所有反對和約文件中最為精彩而且最令人深思的。他借助松筠庵作為自己政治上崛起的第壹個舞臺,取得了十分好的宣傳效果。三年之後,富有想象力的他還曾經策劃並鼓動言官到乾清門痛哭,請求變法。盡管沒有實現,卻同樣顯示出他富有煽動力的表演天賦。
當然,康有為畢竟不是壹個成熟的政治家,他和他不成熟的變法主張加上壹個不能左右政權的不成熟皇帝,不成熟的戊戌變法胎死腹中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參考文獻：《康有為的幾個騙局》
《康有為領導公車上書說偽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