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陸慧琳和來自清華、北大等高校的9位社會學家緊急發出聯名信，呼籲各方攜起手來，盡快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防止富士康悲劇重演。
以下為聯名信全文:
今年1月以來，富士康集團已發生9起員工跳樓事件，造成7死2傷。為什麽這些20歲的人會選擇在人生最美好的時候離開這個世界？生命的逝去讓我們痛心，也讓我們在個體心理層面思考“世界工廠”和新生代農民工的未來。
過去三十年，中國依靠主要來自農村的數億廉價勞動力，建成了出口導向型的“世界工廠”，實現了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但與此同時，勞動者的基本生存權卻長期被忽視:我們以“農民工”的身份為借口，以低於第三世界的平均工資水平支付他們的勞動報酬，讓他們無法在城市定居，在城市和農村之間流浪，過著無根、無助、家庭分離、父母無人照管、子女無人照顧的有尊嚴的生活。從富士康發生的悲劇中，我們聽到了新生代農民工用生命發出的吶喊，警示全社會反思這種以犧牲人的基本尊嚴為代價的發展模式。
我們呼籲該國立即結束以犧牲基本人類尊嚴為代價的發展模式。
當中國壹些產業在全球產業鏈低端占據越來越多的市場份額時，我們註意到與GDP增長並存的貧富差距擴大，以及勞動力價格隨就業壓力而被壓低、勞動者話語權被持續忽視的社會事實。如果說，利用廉價勞動力發展外向型經濟是改革初期中國在資金短缺等歷史條件制約下的戰略選擇，那麽在今天，這種發展戰略已經暴露出種種弊端。勞動收入低導致國內消費需求長期低迷，削弱了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內在動力。發生在富士康的悲劇表明，從工人的角度來看，這種發展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對於許多新生代農民工來說，從離開家的那壹刻起，他們就從未想過要像父母壹樣回家當農民。就此，他們走上了壹條進城打工的不歸路。當看不到工作定居城市的可能時，工作的意義就崩塌了，前進的路被堵死了，回去的路早就被封了。陷入這種境地的新生代農民工，身份認同出現了嚴重的危機，帶來了壹系列的心理和情感問題——這就是我們在富士康員工“不歸”背後看到的深層社會和結構性原因。
我們認為靠“低人權優勢”維持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今天的中國，資本充足，國力強大，有條件、有能力轉變發展模式。依靠國家、企業和勞動者的共同努力，我們可以有效地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的問題，這必將有效地防止類似的悲劇再次發生。
我們呼籲所有企業做出切實努力，提高農民工的待遇和權利，讓農民工成為真正的“企業公民”。富士康集團自1988在中國深圳建廠以來，發展迅速。工廠遍布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和中西部地區，員工超過60萬人。富士康已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子產品制造商，全球代工大王，在世界500強企業中排名109，連續七年位居中國大陸出口企業第壹。富士康的今天，離不開廣大農民工的辛勤和汗水。作為壹個強調企業社會責任、回饋社會、關愛員工的行業領導者，富士康應該給工人有尊嚴的工資，為他們過上正常、有尊嚴的生活創造基本的物質條件，讓農民工成為真正的“企業公民”。
我們呼籲地方政府為農民工的住房、教育、醫療等社會需求提供政策保障，讓農民工成為真正的“社區公民”。
農民工的待遇和尊嚴不僅限於壹個企業，而是壹個普遍的中國問題。農民工在城市定居，遇到的最大障礙是住房、子女教育、醫療。我們呼籲國家和地方政府采取切實措施，為農民工融入和紮根城市創造條件，讓他們成為真正的“社區公民”，分享自己創造的經濟發展成果。作為改革的實驗區，深圳的崛起離不開數千萬農民工的辛勤勞動。2008年底，深圳實際人口超過12萬，其中戶籍人口只有228萬。正是外來務工人員的貢獻，造就了深圳今天的繁榮。作為改革的受益者，深圳市政府應該改善農民工的生活條件，拿出農民工住房、教育、醫療的具體解決方案。在1980年代成為經濟發展的領導者之後，它將再次努力成為新世紀社會發展和社會正義的典範。
最後，我們呼籲新生代農民工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彼此的生命，以積極的方式應對今天勞動者的困境，爭取基本的勞動權益，保護自己和家人的生存權。像兄弟姐妹壹樣團結互助，提高自救、自保、自我管理的能力。與各行各業壹起參與到推動社會進步的偉大事業中來，建設壹個每個勞動者都能有尊嚴地生活的和諧社會。
簽名: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沈源教授
郭於華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陸慧琳，北京大學社會學副教授
潘壹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戴建中，北京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譚申，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沈紅，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任彥，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上海大學社會學系張敦福教授
2010五月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