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指的是中國人，或華人世界，或更認同張國榮的人。而我們生活在大陸，卻是在事發後才突然發現，以“程蝶衣”這個名字起家，進入大陸文化生活的張國榮，已經不自覺地潛入了他的內心。從4月份開始，很多人壹步壹步走近張國榮，感受他的精神氣息和自己的生活，而壹個比較特殊的情況是，媒體的真誠和熱情總是與我們的感受同步——* * *紀念壹位港籍藝人。借助媒體、互聯網，以及更早認識和珍惜張國榮的人，妳可以在壹個突然壓縮的時空裏收集各種信息。於是，我們看到了超越電影輝煌的張國榮，看到了他的唱功和舞臺經典，看到了他的智慧和善良，看到了他豐富的個性和傳奇真摯的人生歷程。我們重新認識和探討他的藝術成就，欣賞他的人格力量，思考他所達到的精神層次和存在境界。可以說，在這個陰沈的四月，在非典的威脅下，在對人生意義的反思中，我們開始認識了壹個名叫“張國榮”的香港人。
這裏有壹篇發表在香港《亞洲周刊》上的胡恩威先生的評論，其中說:張國榮的去世成為中國社會的壹件大事，受到中國大陸、臺灣、香港媒體的高度重視，成為“國家大事”(原文加引號)。文章中提到，SARS危機是壹場自然災害，但張國榮的突然去世對香港人的心理打擊比自然災害更大。因為張國榮26年的演藝生涯是壹個香港傳奇，而“香港現在的娛樂圈幾乎容不下像張國榮這樣看重個人尊嚴、追求完美的藝人。”這篇文章中的批評有壹種令人肅然起敬的自我反省:“香港媒體對張國榮之死的表現出奇的克制。.....在電視上，我也看到很多記者邊報道邊哭，他們都收起了輕佻的面孔。”以及“中國大陸媒體的張國榮特稿分析細致深入，是感性與理性的結合。”胡恩威:香港流行文化的力量。另壹個值得註意的事件是，由浸會大學主辦的拓展文化項目於4月30日舉行了題為“我舍不得離開張國榮”的紀念晚會——回憶張國榮的藝術人生。晚會的題目表達了“持藝術表演理念觸動人心，弘揚大同社會意識的張國榮”，“在光影中，在舞臺上，在音樂世界裏，在現實生活中，在為晚會制作的網頁上，還記錄了以下文字:“恰巧Sina.com舉行了壹場名為‘中國十大文化偶像’的選舉，大眾對我哥的社會文化價值和影響力並不認同，該事件也反映了壹些人對他作品的膚淺理解。"網頁的創建者宣稱:"感謝許多學者贊揚我哥哥的藝術人生，並把我們引向這個方向。“在眾多香港人的紀念文章中，我們還可以發現的《看張》、林佩莉對“演員作者”概念的介紹和闡釋、對“老戰友”的精彩點評、董喬的《最後的西關韶韶》，這些深情卻又犀利的理性話語，溫柔而華麗，充滿了文化氣息。
在張逝世後的幾個月裏，在非典的險惡背景下，香港文化界包括媒體、藝術家、作家、文化評論家對先生的尊崇、對張逝世的重視及其嚴重性，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在大陸的文化圈，我們明顯感受到壹種尷尬和尷尬。
因為電影《霸王別姬》的命運，張國榮進入了大陸的文化圈，並由此感染了所有接觸過他的人。――我們從許多回憶中得到了這樣的信息，這些信息承載了作者的心血。這是心與心的交流，是對張國榮品質的反饋。但與此同時，也許不那麽有趣的是，我們聽到了壹種奇怪的“壓力”，壹種“不可言說”的壓力。很多話充滿了敬意，卻又欲言又止。我吐啊吐，遮遮掩掩的，矜持的。“人都這樣了，還能說什麽！”真的能沈默嗎？更令人驚訝的是，近年來對大陸文化的熱鬧批判，呈現出壹種曖昧的麻木和孤獨。唯壹能看到的是社會學家李銀河的壹篇短文。她討論了張國榮的“生活態度”，並稱之為“美妙新世界的春鳥”，作為對她近年來在中國翻譯和介紹的西方酷兒理論的回應。新浪等多家媒體舉辦“文化偶像選舉”時。壹些學者稱這次選舉是壹個含義豐富的“社會癥狀”，或者它確實是壹個時代的“綜合癥群”。當文化批評家用它來診斷“流行文化”時，他們也可以試著去審視“詢問者”自己。在選舉中，張國榮的短期提名和高票當選成為爭論的焦點，而“魯迅與張國榮”、“張國榮挑戰魯迅”等表述凸顯了“二元分離”中隱含的等級和霸權，傳遞出壹種調侃感。可以說，在“文化偶像選舉”事件中，張國榮重復了他在“金像獎”和“金馬獎”中的命運:被提名，卻缺乏真實的評價。也許是因為那些粉絲的決心，出於尊重和害怕傷害，他們小心翼翼的環顧四周，充滿矛盾又毫不猶豫，最終把他推到了這個冰冷的“看臺”。但我們更看重的是，“四月”之後，張國榮在被提名並最終當選的過程中，承受了多少人的心理接受和尊重？在辯論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壹些頗有學問的討論和真誠理性的批評。最後像這樣的評論可謂精彩機智:“前五的偶像壹般都是經典。
從第六名開始，往往是‘舉賢不避親’。張國榮無疑是當今傑出的藝術家，他剛剛去世也令人痛惜。然而更多的是學者的沈默，包括那些文化研究者和影像藝術研究者。這種沈默顯然是在質疑“選舉”的合法性，但卻是大陸藝術界對張國榮事件“保留”態度的延續。
於是我們發現，面對張國榮，大陸的文化批判，甚至失語。
沈默，是因為張國榮的分量不夠，政績，還是其他？是因為他無法“與魯迅抗衡”，還是因為“更具文化象征意義的藝術家還有很多”？我覺得原因可能更多。不久前，我們只看到了金庸的瑰麗評價，周星馳也以文化英雄的身份登上了北大的報告廳，我們也看到了崔健的歌詞成為“新詩”經典。似乎流行文化已經被精英文化所融入，這已經不是什麽麻煩事了。但為什麽，對於張國榮這樣壹個在20世紀中國最典型的文化市場中執著追求藝術，並以其真誠的奉獻和才華達到崇高境界的人，卻如此吝嗇和矜持呢？
許多天來，我壹直在問自己:我們真的需要反對張國榮嗎？他的價值和存在的意義應該如何定位？這真的那麽重要嗎？就說話人而言，他說不說話可能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不能忍受“這種”沈默。重要的是，我們深刻感受到了沈默背後的曖昧與無知，感受到了沈默中的豐富意蘊。
有人說，無論如何都不可能繞過張國榮去解讀香港的流行文化，“香港的流行文化已經成為中國文化基因的壹部分”，甚至可以稱之為“中國流行文化的工業中心”。據說他是香港娛樂圈第1號，是香港進軍世界文化市場的壹個“品牌”。我想說，對當代中國文化的解讀已經成為“文化符號”的張國榮，確實有相當的潛力，有更多的“面”，而且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表現出更多的“不能丟”和“不能繞過”。然而，在新世紀之初，面對這樣壹個具有深刻震撼能量的“國家大事”，壹個承載著鮮活生命力的文化現象，面對張國榮以其多元文化價值帶來的挑戰，我們看到的卻是大陸文化批評的尷尬和蒼白:在張國榮面前無言以對。我們的批評表現為“失語”，失去了批評的規則和批評的能力。或者說，這是壹種對批判能力、批判力量、批判意識的刻意放棄。
張國榮的藝術表演“近乎完美”，他是壹位“偉大的藝術家”——這樣的基本評價似乎已經成為常識。他在許多領域的傑出成就，他作為“演員作家”的創作風格，他獨特的藝術觀念和無窮的創作能力...都在見證香港的“傳奇”。深入研究張的藝術成就並不是本文的主旨。也許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在什麽意義上張國榮可以被稱為“文化符號”？或者說，我們可以在什麽層面上理解“藝術家張國榮”這個詞至今帶給我們的文化思考和啟示？
應該承認，由於文化的隔閡和他的低調，我們對他還知之甚少。但我們相信，在他低垂的眼眸下，有著最天然的人格力量，有著挑戰規範、創造自由的強大能量。但他在夢中生活的真誠表現和精神對話，開啟了我們對生存乃至死亡的反思。
記得4月8日，鳳凰衛視悼念張國榮的時候，主持人為他的評價選擇了壹個平實穩妥的出發點:美、善、真。這是壹個很樸素的評價，這種評價風格接近張的生活。但今天，它似乎無意中觸動了壹個深層結構:真善美。對真善美的追求和所達到的境界，代表了張在我們心中形象的本質和意義。張國榮在他所投身的藝術生涯中真誠地擁抱世界，並以驚人的冷靜面對真理和探究真理。如果這個世界上需要給“誠實的人”下壹個定義，那就是張國榮。作為壹個公眾人物，他正視自己內心，面對生活的勇氣和力量，令人敬佩和感動。在這壹點上，他是在和魯迅溝通。他以壹種高貴優雅的姿態，用微笑和凝視獨自抵禦來自任何方向的霸權和壓力。他從不否認自己的淺薄或局限，而是承認淺薄是他的智慧和深刻。張國榮以壹種近乎不可思議和令人信服的方式維護和堅持著“善”的原則，這為他的個人形象乃至藝術形象帶來了某種“神聖”的意義。在生活中，在舞臺上，人們感嘆他的人性與溫情，又像《情色男女》和《春光乍泄》中的表演壹樣，藝術的、道德的、真實的純粹感讓他“化腐朽為神奇”，讓他“化幹坤”成了他不願認同的“仆街男孩”何寶榮。追求唯美主義的張國榮無意中打破了唯美主義壹直倡導的“美與善的對抗”的藝術法則:美不壹定要以破壞善為代價才能實現突破，而在更深層次上，完美的美與完美的善會相互融合。
在張國榮帶給我們的諸多反思中，對“善”的理解變得頗有意味:壹個不承載“啟蒙”使命的普通藝術家，生活在以私人利益為軸心的文明秩序中，可以在功利之外，為了自己的“心”獨自追求純粹的善。妳可以站在時尚的最前沿，用前衛甚至頹廢的形式，傳遞與靈魂親密無間的“善”的信息。他無意尋求官方“點名”，也不刻意反駁輿論中的扭曲。他只需要“站在壹個明亮的角落”，守住真實，付出真誠，與“心”溝通，直達人們渴望美善的靈魂。是什麽元素構成了他內心的自律？是否類似於韋伯所說的“新教倫理”的精神？是超越時代和政治壁壘的偉大傳統文明嗎？是面對虛無縹緲的人生的深思和頓悟？張國榮是香港的“楚門”，壹個在公眾眼中長大的人，公眾的眼睛塑造了他，他也重塑了公眾的眼睛。他是如何在壹個禁錮的世界裏，堅守個人自由，堅持並完善壹個倫理原則的？有人說他是上天賜予的“尤物”，但我們更願意相信，那是他對人格境界的不懈追求，因為他難得壹次次超越自我，敢於冒險，引領潮流。
張國榮挑戰規範的能量可圈可點，但事實上，他的出現已經改寫甚至顛覆了許多我們自以為熟悉的概念。隨著張國榮的去世，“傳奇”、“偶像”、“流行文化”乃至“藝術”、“尊嚴”等壹批詞匯被更深層次的解讀和發現。在張國榮看來，“傳奇”這個詞不再是好萊塢式的美麗故事，而是對“普通現代生活”的嚴肅追問，是人文理想的悲劇守護者。張國榮的人格無疑是豐富而深刻的，他具有多層次的可解釋性。他的智慧和真誠，註定了他的復雜和曖昧。他註定占據矛盾的兩極。“兩極性”是他重要的精神特征。他前衛而傳統，靈活而剛烈，率直而內斂，憂郁而飛揚...人們用各種似是而非的句子來描繪他性格中的悖論，描繪他藝術中的人性和時代精神，豐富深刻的個性和他的藝術形象融為壹體，魅力無窮。林培利先生在提出他的“演員作家”概念時寫道:“作為壹個浪漫的符號，壹個文化的符號，壹個表演者，張國榮因其模糊性和不可預測性而引人入勝。”我們忘不了他在“97年以上演唱會”和壹場“紅”的演出中挑釁而冷漠的眼神，頹廢中蘊含著堅定的舞蹈。它充分展示了巴赫金的復調藝術，解構了觀眾的獵奇心理期待，傳達了生命的深刻痛苦，散發著難以言說的美。我們不能忽視的是，他以壹種另類的、邊緣化的表演風格，向主流和大眾發起了雙重挑戰，在紛繁復雜的流行文化中堅守人性的尊嚴，追求“純粹的藝術”。張國榮給出的壹個啟示是，對“美”的偏見往往是對人性的誤解，人在美麗的大自然面前的自我迷失會有復雜的心理含義。我們可以看到，“美”成了人們抵制張國榮的壹個理由，就像他的壹首歌的歌名:“怪妳太美”。但他卻壹直以驚人的坦率和微妙的恰當限度，揭示了我們在文化面具下對美、性別、性感等人性問題的微妙回避和心理訴求。正因為如此，他的表演成了健康、自由、人性的美好隱喻，成了人們面對新的社會焦慮時的棲身之所。
毋庸諱言，張國榮的性取向，他對“愛”的理解和堅持，依然是《張國榮傳奇》中最難破解的密碼，這也是他被貼上“不凡”和“爭議”標簽的潛臺詞。生活在“愛規範”中的人可以善意地“理解”和“容忍”同性戀者的生存權，但這種善意往往隱含著等級和霸權，並不具備與張思想對話的基礎，更難以揣摩他所承受的生存壓力。誤解是多重的，這些誤解可能和他在舞臺上的表現壹樣模棱兩可。張國榮曾含蓄而謹慎地宣稱自己是雙性戀，他還策劃了壹部自己的電影來描述他對愛情的理解。或許他想說明，正因為他的率真不羈，他才能最終超越人類理性的自我局限，到達人性的真愛。但我更願意推測，程蝶衣自我標榜的“男女都在同壹個地方”的形象，是張國榮用生命建構的壹個有意義的結構。他拒絕將表演“程式化”，拒絕“復制”藝術——拒絕“拿二”。他調動自己生活的資源進行藝術創作，在藝術創作中探詢生活的意義和可能性，這使他成為壹個不可多得的“演員作家”。他甚至把個人生命的終結設計成了最後的表演。他賦予了“夢想生活”的生存狀態壹種全新的文化反思。在他的藝術思想中，張國榮清晰地傳達了壹種相當前衛的"後現代主義"的文化態度，他有著非常自覺的"精英"意識，並承認"創造性"是藝術的永恒價值。正如他跨越了性別界限、人與戲劇的界限、生與死的領域壹樣，他也穿透了我們關於"大眾"和"精英"的兩點壁壘，顛覆了我們對大眾文化的先入之見――包括我們對"文化沙漠"的看法。如果能認可“文化英雄”這個概念，我覺得他當之無愧。
從某種意義上說，欣賞張國榮、了解張國榮、感受張國榮，是壹種奢侈、壹種境界、壹種能力。今天，理解張國榮可能是壹種壓力，壹種奢望，但也是壹種責任。
如果我們仔細品味張國榮去世所帶來的震撼，會發現它包含了壹種非常特殊的性質，那就是相當“自私”，它直擊每壹個個體的心靈。借用“粉絲”壹個極端直白的表達就是，它不同於親人、父母的離去甚至精神領袖的去世，而更像是我們個體生命中壹部分的失落或升華。這是發生在我們身邊的遙遠的事。這是壹個私人的、可觸摸的靈魂。作為壹個公眾人物，張國榮以他的表演生活與我們展開了個體的精神對話，其中，他具有強烈的人文力量。用他的話來說，他用心付出了最好的自己，同時也呼籲他的觀眾回饋壹顆真誠的心。這讓我們意識到，當我們說“文化符號”的時候，它也是有生命的，就像我們自己壹樣，就像我們普通的生活壹樣。自四月以來，也許張國榮給我們的最重要的啟示是，他發現了人類的力量，這種力量彌漫在人民中間，充滿了普通人的內心。他問我們這個問題:為什麽我們的“文化研究”中那麽多的“批評”和“解釋”只是對別人理論的改寫？批評是批評家以文字和概念為載體探索世界和人生的方式，是批評家的生活方式。在什麽意義上更是？
或許，我們真的不應該過於“理性”而只記住某種“理論操作”的過程，而忘記人文主義者應該堅守的“人文精神”。
或許，我們也可以捫心自問:面對張國榮，我們真的無言以對嗎？
我想問妳這個問題以紀念張國榮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