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在治軍方面，諸葛亮重視部隊的節制和訓練，主張以法治軍，講究為將之道。
3.作戰時，諸葛亮用兵力主審時度勢，謹慎從事；每戰力求速決；重視後勤，常年派官兵千余整修都江堰，確保軍糧生產；每次退卻時都十分慎重，采取在山地設伏等手段，以掌握主動，保證安全。
4.戰略上，諸葛亮未出世便知天下三分，他在《隆中對》對當時形式的分析可謂高瞻遠矚；而且善觀大勢，始終堅持聯吳抗曹，致蜀漢得與魏、吳鼎立。
不足之處
1.用人上的失誤。首先是讓關羽鎮守荊州，關羽性格高傲，剛而自矜，有勇無謀。關羽失荊州，使諸葛亮在《隆中對》中兩路出兵北伐的設想變空，並使蜀國在今後的戰爭中始終處於背動地位。其次是用馬謖守街亭，馬謖自幼熟讀兵法，好論軍計，甚為諸葛亮所器重。但劉備覺得馬謖言過其實，臨終時曾對諸葛亮說：“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諸葛亮卻不以為然，還經常同他談論兵法，有時通宵達旦。喪失街亭，使諸葛亮的主力側翼受威脅，整個作戰計劃遭到破壞，被迫撤軍。
2.對於人才的限制。諸葛亮輔政後，事無巨細，都要親自過問，這看上去很令人欽佩，但無意中卻限制了人才的發展。經如任免壹個縣官的小事，諸葛亮也要親自處理；軍中“二十罰已上皆自省覽”。結果諸葛亮死後，蜀國人才青黃不接，造成“蜀中無大將，廖化當先鋒”的局面。
3.用兵上的失誤。“諸葛壹生唯謹慎”，用兵謹慎，這是諸葛亮的優點，也是他的缺點。用兵應以慎為主，以奇為輔。奇正並用，並能建大功。時魏延曾提出自率萬人，偷襲潼關，諸葛亮認為此舉草率，未同意。後鄧艾滅蜀，正是用偷襲之策。司馬懿在給其弟司馬孚來的信中說：“亮誌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晉書·宣帝紀》)。此話雖有誇大，但也反映了壹定的事實。
後人特別推崇諸葛亮的運籌帷幄，神機妙算，將其視為智慧化身。小說《三國演義》更是將其神化，其情節更是廣布人口。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已成為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
陳壽在《三國誌·諸葛亮傳》中，對其評價如下：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遊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鹹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諸葛亮扶助劉備父子治理蜀國數十年，陳壽《三國誌》評價，“諸葛亮之為相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遊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鹹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蜀地的百姓也在諸葛亮死後追思景仰，“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1)蜀漢在諸葛亮的治理之下，“田疇辟，倉稟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2)由劉璋父子治下的“肌膏草野”，到劉禪降晉時仍然“百姓布野，余糧棲畝”，“錦、綺、彩、絹各二十萬匹”。(3)後來人們對諸葛亮的治國功績給予的評價就更高了，並且由治國功績上升到完善人格的稱頌。隨之又添人了文學渲染，迷信的色彩，從其人到其事都被神化了。從君主官僚、文人學士，到普通百姓，歷代以來真正達到“眾口壹詞”，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罕見的奇觀，形成了在中國古今社會所獨有的文化現象——“諸葛亮現象”。 今天我們分析這壹文化現象，就不能仍然沈緬於神話演義的層面，也不能為諸葛亮究竟是儒家、道家抑或法家而無謂地爭論，而應用現代歷史學、文化人類學、行為科學、政治法律哲學的方法來科學解讀，總結、闡釋這壹人類文化的傑出遺產本文擬通過對建構“諸葛亮文化現象”基礎的治國思想的分析並聯系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先秦諸子的思想，對其作壹不揣淺隨的探索。 三國時期與春秋戰國相似，社會處於文化轉型期。(4)。地方豪強大量兼並土地，形成惡性膨脹的地方割據勢力，中央集權的專制政治日益瓦解，兩漢以來占統治地位的儒家經學地位開始動搖。社會矛盾日益尖銳，農民起義紛起，這壹切都使東漢社會處．在沈重的危機之中。由於社會動蕩、群雄並爭，社會思想從穩定的禁錮中解放了出來，原來被兩漢統治者罷黜的百家都得以復興，被獨宗的儒術面臨著革命性的發展。諸葛亮的治國思想就是在這壹大的時代背景下孕育出來的人類文明的精髓。 壹、明罰信賞的法治精神 法治在諸葛亮治國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說法治思想貫徹於其治國思想的每壹方面。諸葛亮法治思想的內涵在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他的法治思想與先秦申韓的任法思想和西漢奠其端、隋唐達極盛、歷代延用的後來構成世界壹大法系的中華法系的儒教下的“德立刑輔”思想截然不同他的法治的核心不是儒家以禮為中心的有等差的道德，而是適應於社會轉型期的富國強民、有利於社會總體發展的價值原則是“昭平明之治”的法治。賀麟教授曾將諸葛亮的法治與申韓式的法治、近代西方民主式的法治並稱為人類法治三類型，稱是“諸葛亮式的法治或基於道德的法治”，雖然他這種區分未必科學，對所謂“道德”的含義也沒有作詳細的分析，但他指出諸葛亮的法治“有信賞罰，嚴紀律，去偏私，公平開明”的特點，有其獨有的內涵，則是準確的。(5)諸葛亮的法治思想，試從以下分析其內容：(6) (壹)將人類社會中有利於生產發展、社會進步、秩序穩定的壹般價值原則“嚴、公、明、廉、信、忠”等範疇、原則置於法律規範之上，偶於其中，貫徹於立法、司法、守法、法律監督等法律運行過程之中，使法發揮了最大的社會效用。這在古代社會特別是中國古代建立在農業生產方式之上的東方專制主義社會中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也是他治蜀得以成功的關鍵，也是“威畏而愛之”的根本原因。這壹強調價值基礎的法治模式自然與申韓式的法治截然有別。申不害、韓非子雖然也強調“有法必依、信賞明罰”，但卻存在忽視法的人道主義價值的構建，“重法不人重人”，“獨制天下而無所制”的弊病，必然走向秦始皇式的暴政。而儒家的法制雖然“德主刑輔”，但其“德”是建立在“禮”也即宗法倫理之上的價值，公然強調“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使法在特定社會階層面前失去了效用，必然阻滯法律的實現。(7) (二)主張“明法”，反對“濫刑”，刑罰講求人道主義。諸葛亮認為“賞不可以虛施，罰不可以妄加”(8)，如果賞罰不明，就會造成“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9)的局面，給國家帶來危害。在劉備集團據有蜀地之後，為了讓蜀地盡快得到治理，諸葛亮立即厲行法治，他親自組織了法正、劉巴、李嚴、伊籍等人制定了蜀漢的重要法典《蜀科》，同時他：還相繼制定了《法檢》、《科令》、《五懼》、《六恐》、《七戒》、《八務》等法規，作到上下“皆有條章”，“教令為先，誅罰為後”“(10)，俾使法制完備。 同時諸葛亮重視實法治的具體落實“決獄”，他說“忠直可使理獄，廉平可使賞罰”(11)。強調決獄行刑要慎重，既不冤枉好人，也不放掉壞的。在刑罰中講求人道，縱觀諸葛亮用法，雖“竣急”而不殘酷，對李平、廖立等人的處理就是最好的例證。 (三)刑事政策靈活，強調“教化在先”。在有名的《答法正書》中諸葛亮闡述了建立蜀漢之後之所以厲行法治而且是嚴法”的道理，“君知其壹，不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榮；榮恩***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在這裏諸葛亮壹方面強調依法而治的重要?又指出法律要因時而制，該寬則寬，該嚴則嚴。他比較了蜀漢與西漢初年的區別，認為漢初因為秦王朝有法無道”,“政苛民怨，急需緩刑息民，因此漢高祖“弘濟”，廢除了秦朝殘暴的法律，只“約法三章”，卻緩和了社會矛盾，鞏固了政權。而蜀漢由於此前劉璋父子統治時，昏庸懦弱，法紀不明，地方勢力專權放任，致使壹片混亂。在此時就必須制定嚴法，以打擊豪強，制裁放縱。另外諸葛亮還強調將厲行法治與加強教育相輔而行，使法真正實現“賞以興功，罰以禁奸”的目的。因此他主張“為君之道，以教令為先，誅罰為後，不教而戰，是謂棄之。”(12) 晉人習鑿齒在評價諸葛亮的法治時說：“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怨，天下有不服者乎!渚葛亮於是可謂能用法刑矣，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13)這種贊許並不過分，事實上在三國以後的中國其他王朝也再未出現過象諸葛亮勵行法治所得到的治國效果。 諸葛亮的法治思想雖然充滿了創造的智慧，但卻並非無源之水。從中國法律思想發展的淵源上看，他主要吸收了《管子》法、禮合壹的法律思想。《管子·心術》上解釋禮說“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論義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同孔子講的“禮”是有區別的。(同上文)解釋法說：“法者，所以國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殺謬禁誅以壹之也。”就是說法是人們***同遵守而帶有強制性的規範。同時對禮與法都作了肯定，強調禮的社會價值內涵和法和統壹規範性。諸葛亮就是對《管子》這種禮法結合的思想進壹步發展，從禮的義、理、宜的價值中派生出壹系列價值原則，並與法結合起采。 二、求道養德的知行合壹哲學觀 諸葛亮是政治家、軍事家，不是哲學家，但卻並不是說他沒有哲學思想，他治國之所以取得突出成就是與其“求道養德”的知行哲學觀分不開的。諸葛亮沒有留下專門的哲學文獻，但從其文集中依然可以理出其哲學思想的線索。 (壹)“循名求實”的唯物主義經驗論的辯證認識論。諸葛亮的哲學思想是在“廣學精擇”先秦諸子的思想而建立起來的。他吸收了墨子、管子的唯物主義經驗論的認識論，並作辯證的發展。他認為“聖人則天，賢者法地，智者則古”，(14)人只有廣泛認識自然、社會、歷史的規律，才能夠獲得正確的認識，而要認識這些規律就要耳聽、目視、博學，廣泛吸取別人的意見，前人的經驗，“視聽之政，謂視微形，聽細聲。形微而不見，聲細而不聞。故明君視微之幾，聽細之大，以內和外，以外和內。故為政之道，務於多聞。是以聽察納眾下之言，謀及庶士，則萬物當其目，眾音佐其耳。”(15)正因為“目為心視，口為心言，耳為心聽，身為心安”，(16)所以“人君以多見為智，多聞為神。”(17)通過感官與外物接觸，使心與物接，才能達到“智”、“神”的境界。要正確處理政事“覺悟其意”就要做到不疑不惑，思近慮遠。 (二)“修身養德”的知行合壹實踐觀.諸葛亮在有名的《戒子書》中說：“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誌，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才。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淫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o”在這裏諸葛亮將其認識論與人生實踐聯系起來，要“行”也即實踐，就須“明誌”，要“明誌”，首先就要在主體環節“淡泊”，“靜”，就是不要在外物到來接觸之前就急躁妄動，而應在“靜”觀中修養自己的身心。同時要“儉”，用節儉來培養自己的道德操守，只有這樣“靜”而又“儉”，才淡泊於世俗名利，正確立誌“明誌”，才能“致遠”，也就是擔當天下大任，實現遠大的報負。這裏可以明顯看出諸葛亮受《管子》四篇中“靜因之道”哲學思想的影響，而且作了創造性的發展，他在“靜”、“道”等哲學範疇中融入了“德”這壹傳統文化中重要的哲學範疇，“維賢維德，可以服人”，“善積者昌，惡積者喪”(18)。因此諸葛亮強調人要誌存高遠，強毅”，“意氣慷慨”，從而“忍屈伸”，“除嫌吝”，才能不憂“淹留”，不患“不濟”(19)，才能制勝於天下。這種知行合壹的哲學思想充滿了積極進取的精神和開放創造的信念，為其以後的政治實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通達權變的謀略思想 三國時期社會動蕩，“豪傑並起”，謀略家也紛紛湧現，謀略權術思想的發展也極壹時之盛，政治、軍事、外交活動中處處閃爍著智慧的光芒。而在這些群星中最為璀璨的則非諸葛亮莫屬。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諸葛亮之所以成為智慧的化身，根本原因也在於此。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諸葛亮的治國思想，壹言以蔽之也就是其謀略思想。他對先秦諸子及遊士策士的思想廣泛學習，結合實踐鬥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謀略思想體系這裏限於篇幅僅從兩個方面作壹簡要分析： (壹)“三分天下”的遠見卓識 劉備三顧茅廬的時候，曹操已統壹北方，傲視群雄，想盡快壹統天下，孫權據有江東、三代經營，已有雄厚的政治基礎劉表、劉璋、張魯、馬超等雖然勢力不大，卻也各有地盤，唯有他“智術短淺，遂用猖獗”(20)，身無立錐之地，依然寄人籬下。就是在這種形勢下，諸葛亮以其超人的預測能力，在《隆中對》中分析了當時各割據勢力之間的力量對比後，提出了“三分天下”的科學論斷，並為劉備提出了壹系列切實可行的發展、壯大勢力，實現國家統壹的戰略，策略。(1)消滅較為弱小的劉璋，劉表勢力，占據荊州、益州作為根據地；(2)此後，對內革新政治，積蓄力量，改善同西北、西南各少數民族的關系，穩定後方；(3)聯合孫權，孤立曹操，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4)捕捉戰機，從宛洛和秦川分兵兩路，采取鉗形攻勢，北伐滅曹，收復中原，最終統壹天下。終諸葛亮壹生，都是按照這壹總的戰略方針去執行的，並且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其深謀遠慮確實無與倫比。 (二)以弱圖強的赤壁決戰 赤壁戰前，曹操已占去劉表大半地盤，劉備隨時都有被消滅的危險，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諸葛亮以其過人的膽識，去柴桑拜見孫權，說服孫權與曹操決戰。在說服孫權的過程中渚葛亮充分運用其謀略，壹方面欲擒故縱，在氣勢上降服了孫權，壹方面又客觀地分析了雙方力量對比，闡清戰而必勝的原因。赤壁之戰決勝在於周瑜，可是最大的贏家卻是諸葛亮，戰後，劉備的勢力不僅占據了荊州，又據有了武陵、長沙、桂陽零陵等四郡，兵力大為增強。 四、靈活務實的外交策略 縱觀三國各路諸候，政治、軍事、外交常常結合在壹起，任何壹項成功的政治軍事活動都離不開外交策略的配合。諸葛亮非常熟悉春秋戰國時期蘇秦、張儀等人的外交謀略，並將這些前人的智慧靈活應用於自己的外交實踐。在諸葛亮的治國思想中“聯吳抗曹”的外交政策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後來雖然屢遇挫折，但他壹生都在堅定地執行，為他治蜀，伐魏創造了條件。赤壁之戰以後，孫劉聯盟大為鞏固，劉備集團“借得荊州”，取得益州、漢中、力量詳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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