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讀ji四聲，這是 無疑的。“車騎”是古文常用詞匯，譯為車馬。
但”將以下騎送迎。”這壹句爭議頗多。1982年高考考察這壹句的翻譯，後來給出的標準答案是:“將領和屬下們都騎著馬迎接和送行”，與下文安徽教育出版社《詞語手冊》相同。從高考翻譯來看，“騎”為動詞，譯為騎馬，讀qi二聲。但仔細考慮之下，又失妥當。
查壹下相關的教輔資料,對這壹句的翻譯大致有三種情況：壹是“將以下騎馬送迎”（安徽教育出版社《詞語手冊》）；二是“將士高接遠送”（語文版《教師用書》）；三是“將士們下馬送迎”。如果作“將以下騎馬送迎”意思解釋，朗讀的節奏應為“將以下/騎（qi）送迎”，而根據後文將軍周亞夫的話“介胄之士不拜”可知，迎接皇帝的最高禮節為跪拜，而此處寫霸上、棘門軍軍紀渙散旨在與細柳軍作對比，如果是“騎馬送迎”顯然不妥。像這樣頗有爭議的句子，課文卻沒有註釋，不知何故。而《教師用書》上的意譯很模糊也回避了問題，細加推敲，“高接”也有“騎在馬上迎接”之意，與文意不符。
根據文本的大意，在第二段中，作者是將霸上、棘門軍與細柳營軍作對比，前者對皇帝的來到，迎接儀式是“將以下騎送迎”，而細柳軍則相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駑，持滿。”由此可見，霸上軍絕不是騎在馬上接送，而是與細柳軍相反，紛紛下馬接送。如此看來，“將以下騎送迎”就應讀作“將＼以下騎＼送迎”，其中“騎”應讀成“ji”，意思是“將士們紛紛下馬迎接和歡送文帝”。
再論高考給出的翻譯的欠妥之處。“送迎”壹詞實屬聯合式的偏義詞，只有“迎”壹義，就如“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史記。刺客列傳》“得失”只有“失”壹義即是。顯然，譯註者把“將以下”看作此句主語，把“騎”這壹名詞視作“送迎”的狀語。在《史記》裏“以下”結構作主語的情形確乎常見，名詞做狀語亦屬常例。但是，《史記》在用到“以下”這種結構格式時，多在主語前加“自”或在謂語前加“皆”，如《孝武本紀》：“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至於“下騎”猶“下馬”《史記張儀列傳》：“秦帶甲百余萬，車千乘，騎萬匹”可證。這裏不言“下馬”而言“下騎”則是因為“下騎”乃是壹種禮節，《賈誼集階級》“遭君之乘輿則下”可證；而“下馬”卻只是表示壹種動作而已。據此，我們把“將”作主語，而把“以下騎”這個介賓結構作表方式的狀語不是更好嗎？
本來周亞夫軍細柳壹文著重在記敘周亞夫治軍有方，即在表明其為“真將軍”。為此，司馬遷把同時防守京都的霸上及棘門兩軍的治軍情形也略作陳述以為對比襯托。這樣，司馬遷在文章的布局謀篇方面就安排了兩虛壹實、兩略壹詳的兩方面的情形的對比：壹是漢文帝勞軍者壹行如何進入軍們的情形的對比；壹是營中主將以何禮相迎的情形的對比。關於第壹方面情形的對比。漢文帝壹行至霸上及棘門軍是“直馳入”，而到細柳軍時，不僅先驅不得入，因為軍門都尉傳將軍令“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而且，文帝至“亦不得入”只在文帝使使持節詔亞夫後，“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入而又“不得驅馳”，只能“按轡徐行”。這裏的對比是顯而易見的，所以我們要著重討論的是文帝至各營時主將以何種禮節相迎的問題。同入軍門情形壹樣，各營主將在迎接文帝時的禮節卻是迥乎不同的。先說細柳軍主將周亞夫。他“不拜”，而是“以軍禮見”即行的是“持兵揖”的禮節，所謂“不拜者，不跪也”（見《說文》條段註）就是說，周亞夫是坐不下騎，手不釋矢，這是春秋戰國以來，歷代名將的風度氣派。按照該文對比襯托的結構特點，霸上和棘門兩軍主將在迎接文帝時的禮節自應與周亞夫相對，不應亦在馬上，就是說，他們乃是“以下騎”的禮節相見的。要知道，這裏所說的“以下騎”的禮節，實際上表示的是下騎以行跪拜之禮。按漢朝禮法，文官武吏通常在見帝王之時，都要行跪拜之禮。如朝臣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史記。萬石張叔列傳》：“遭君乘輿則下”，即是太子、王入朝，亦皆下車，否則即被劾“不下公門不敬”（見《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每當大朝受賀時，“公卿群臣以次拜”（見《漢書》蔡質《漢儀》）其實武將如不在軍中，見帝王時亦要行跪拜之禮，如《史記》記“韓信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亦稱臣。”又如《史記》載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等見漢文帝（當時為代王），“皆再拜”。漢法更有甚者，就連“騎至廟”也要被判不敬因而“奪爵”、“失列侯”。做霸上軍主將的乃是漢朝宗正劉禮，自當對上述禮法猶為熟悉，所以“以下騎”行跪拜之禮迎接文帝則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事實上，我們也只能如此理解，因為我們不能想象，霸上與棘門兩軍連“馳三軍當斬”的軍法（見《史記司馬穰苴列傳》）都不能執行，難道在迎接皇帝時竟敢破格騎著馬不行跪拜之禮嗎？我們再看漢文帝對霸上、棘門軍和對細柳軍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司馬遷在這段文章裏對三軍的態度是十分明朗的，對前兩軍，只是如實記敘了兩句（即“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又借漢文帝的話評價了兩句“（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軍故可襲而虜也。”顯而易見，文帝的評價其理由只有兩條：壹是“直馳入”，壹是“將以下騎送迎”。唯獨其軍可“直馳入”，才被譏為“兒戲”，唯獨其將下騎釋兵而跪拜，自行解除了武裝，因而才推斷他們“故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的所為，司馬遷則多方對比襯托，這已有前述，這裏，我們再看看文帝及其隨行群臣如何看待亞夫的。當時，“既出軍門，群臣皆驚”，原因在周亞夫為“便國家”乃是按照歷代名將約束治軍，按“介者不拜”的周禮迎見皇帝，這在行慣了跪拜之禮的群臣心目中，自然是出格的不軌行為，怎麽能不“皆驚”呢？但文帝緊承群臣皆驚，對周亞夫所發出的卻是贊嘆稱善：“嗟乎！此真將軍矣……可得而犯邪！”兩種不同的治軍情況，兩種不同迎接皇帝的禮節，也只能得出上述截然相反的評價。總之，霸上及棘門兩軍主將在迎文帝時，“主將是用下馬跪拜的禮節歡迎文帝的。”
這同高考語文組所給答案是截然相反的。十幾種譯註本，尤其是被選作各類學校的教材，對兩個句子眾口壹詞的譯註，高考出題組向全國發布的標準答案也以訛傳訛，實在令人惋惜！我們應該肯定，註重對歷代名家名篇的譯註推介，大有益於古代文化遺產的整理普及，大有補於全民族精神文明的建設。但是，譯註者蜂起，對已有的譯註不肯“運用腦髓，放出眼光”，只是毫不費力的“拿來”，也就難免誤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