譜牒學·譜牒學的形成和發展·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譜學
東漢以來，地方豪族地主的勢力有了很大發展。曹魏時，開始實行九品中正制，門閥豪族的利益得到維護，族姓同社會地位、權利等密切相關，因而譜牒記載便成為選官、婚姻、社交等的憑證。正如鄭樵在《通誌·氏族略》中所說：“自隋唐以上，官為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在這樣的社會政治背景下，無論是士庶還是官私，莫不以家譜為重，於是競起而修纂、考訂家譜，促成了譜學的發達。
隋唐以前的時期，由於政治的多元和統治家族的頻繁更換，皇族家譜大量出現，名稱有屬籍、皇族宗人圖牒、帝譜、皇室譜。北朝的不少皇族家譜流傳到隋唐時代並為當時史書著錄。士族修纂家譜盛行，僅南北朝時期宋、齊、梁三代的士族家譜見於劉孝標《世說新語》者就達三十余種。受皇族家譜和士族家譜普遍化的影響，庶族階層也開始建立家譜，並出現了庶族在譜籍上競相作偽，力圖混雜於士族階層的現象。
為了適應收集、考辨、管理家譜的需要，官府設立了專門的主譜官員和修譜機構。於此，鄭樵在《通誌·氏族略》中有所介紹：“歷代並有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譜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狀者，則上之，官為考定詳實，藏於秘閣，副在左戶。若私書有濫，則糾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則稽之以私書。此近古之制，以繩天下，使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者也。”官府對集中的各地家譜進行總匯，編成總譜，亦稱百家譜。有全國性總譜和地方性總譜之分。
由於官方和民間都重視纂修家譜，自然地造就了專門從事家譜編纂、整理和研究的學者。這個時期的譜學著述豐富，據《隋書·經籍誌》記載，***有五十余種，近壹千二百卷。並出現了不少著名的譜學家，如世傳譜學的賈氏。晉太元中，散騎常侍河東賈弼，廣集百家之譜，撰為《姓氏簿狀》壹書，包括十八州百十六郡，***計七百壹十二篇，區分士庶貴賤，無壹遺漏。朝廷委令史、書吏抄繕此書，藏於秘閣及左民曹。至其孫賈淵，三世傳學，對家譜的研究精深，當世莫比。賈淵曾為竟陵王子良撰《見客譜》，又撰有《姓氏要狀》十五篇。賈淵之子賈執作《姓氏英賢》壹百篇。賈執之孫賈冠撰《梁國親皇太子序親簿》四篇。可見賈氏壹門世傳譜學，相沿達百余年。南朝有王氏之學，代表人物為王弘、王儉、王逡之、王僧儒等。王弘深好賈氏姓氏之學，善於記憶人名、別字與官號，曾日對千客而不犯各先人之諱。王儉悉心研究譜學，在賈氏著述基礎上，撰成《百家集譜》十卷。王逸之又作《續百家譜》四卷、《南族譜》二卷、《百家譜拾遺》壹卷。王僧儒又增定《百家譜》為三十卷、《百家譜集鈔》十五卷。王氏譜學也深得時人推崇。此外，當時著名的譜學家還有管寧、摯虞、劉湛、徐昭、徐勉、宋繪等。
綜上可見，官私修譜之風的盛行、總譜形式的普及、譜學世家等專門研究者的出現，都標誌著譜牒學已完全獨立成為專門的學問。阮孝緒《七錄》首次專類著錄譜牒，《七錄》中的第十壹類即是“譜狀”，著錄了四十二種譜牒，壹千余卷。此後，《隋書·經籍誌》等“正史”的史部目錄中，都立有譜牒類。這也表明譜牒學是作為史學的壹個部類存在的。
隋唐時期，廢除九品中正制，推行以才選人的科舉制，在政治上限制了門閥士族的勢力。尤其是隋末農民戰爭，沈重打擊了門閥制度和世家豪族。譜牒的作用因此有所改變。唐王朝出於政治的需要，主要由官方主持編修總譜，提高皇族地位，壓抑舊士族。如唐太宗令高士廉等修《氏族誌》，收集全國家譜，考定世系，定為九等，將皇族列為第壹等，老牌士族崔氏被抑為第三等。武則天時，下令改修《氏族誌》為《姓氏錄》，將後族武姓列為第壹等，其余以官職高下為標準，凡五品以上皆升為士族。唐代譜學的發展除了政治上的因素外，還直接與當時的社會文化風氣有關。門閥觀念在唐初仍有影響，譜牒仍然是舊士族自我標榜的依據。
唐代著名的譜學家和著作有柳沖撰《大唐姓氏錄》、路敬淳撰《衣冠譜》、韋述撰《開元譜》、張九齡撰《韻譜》、林寶撰《元和姓纂》等。唐代的譜學著作以史官撰述者為多，其中又以族姓為主，也有專論家史的，如劉知幾的 《劉氏家史》十五卷和 《譜考》三卷。劉知幾還在《史通·史誌篇》中論及史誌(此指譜牒) 的關系，“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氏族誌》，列於百官之下”，強調了譜牒在史書編撰中的作用。
唐代後期，舊士族已逐漸衰落，加之唐末黃巢領導的農民起義對殘余的門第制度以致命的打擊，世家大族的族譜亦大多在混亂中散失，譜學作為專門的學問流傳下來的不多。此後，譜牒學的發展進入另壹個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