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舫在說明中國搖滾樂的獨立傳統與獨特的價值的時候，曾經舉《紅旗下的蛋》為例，他的評價大意是：對九十年代中國的認識，有多少能超過崔健的這張專輯呢。（見《比零還少》）這個評價是恰切而中肯的。而從這壹評價視角出發不難看出：到《紅旗下的蛋》時候的崔健，又給自己提出了新的任務。此前，崔健的任務是要沖破因襲的束縛，擺脫身體與精神的麻木，找到真切的“感覺”（《新長征路上的搖滾》），並進而告訴人們找到了怎樣的感覺（《解決》）。這都是在解決自我的精神困境。而接下來，在《紅旗下的蛋》中，崔健將考慮自我與時代的關系，試圖描述時代的特點，同時在描述的過程中，勾勒出自己的表達的姿態。
也就是說，這個中國搖滾的老運動員（經過“文革”年代人們，對“運動員”肯定不陌生），又有了新的動作。
在談論《紅旗下的蛋》時的崔健之前，首先要提出這樣的壹個問題：搖滾樂，在彼時中國青年的印象中，應該是壹種怎樣的姿態？可能會有許多答案，但是我想壹個大體***同的取向是——憤怒。比較寬泛的意義上的“憤怒”包含許多內容：不滿情緒、反抗批判、無端發泄等等。那時的青年人需要搖滾樂，在很大程度上是為“憤怒”找到訴求的出口。而從非理性的迷失自我的巔狂年代剛剛走出來的人們，表達憤怒的水平還不夠高，呈現憤怒的方式還不夠多元化。於是，中國搖滾起步之初的行程中，有太多只是迷戀於甩長頭發並發出咆哮的狂熱行者與路邊看客。但是他們的情緒像突然接觸了空氣的鎂金屬，瞬間自燃，明亮耀眼，卻也轉瞬即逝。而這時，人們會發現，崔健早已在這條路上遠遠的在前方等候著那些可能已經喊沒了力氣的身影。
在《紅旗下的蛋》中，我們首先看到的是壹個積極走向時代的崔健，專輯中那些熱鬧的中國打擊樂，其意義絕不僅僅是給舶來的搖滾樂加入壹點中國元素。那些並不整齊的打擊樂聲，正是描摹了那個熱熱鬧鬧的，充滿可能性的，欲望四起而又必然摻雜著混亂的時代。劉元用嗩吶模仿出的那些雞鳴、北京站時鐘音甚至沒有了力量的《命運》交響曲，還有那些街頭車輛、鞭炮和人聲的采樣，是那個時代具體而生動的景深，是九十年代無比熟悉的聲音。
崔健對這時代的繁雜交織的聲響並不拒斥，而是置身其中。但是，他並沒有融入，並沒有在這紛亂的聲響中亂奔狂舞。於是他的身上呈現出二重角色特征：他是時代的參與者，但同時也是時代的註視者和反思者。他是這時代萬千身影中的壹員，但他也因其獨立的思考而孤獨。由此，《紅旗下的蛋》中的崔健的表達姿態呈現出不同於前兩張專輯的特征，也不同於那時許多對時代特征不夠敏感的搖滾人的表達。
這是壹個日漸浮躁的年代，八十年代的嚴肅感和人文情懷此時已經顯得有些不合時宜。如果還留著長發習慣於擔當啟蒙主義先驅，已經顯現出些許英雄末路的疲憊之態，但依然不乏追隨者。而此時，依然遊刃有余地搖滾著的崔健，作出了他的新姿態，表達著他的新話語。而這新的話語，卻是由我們曾經熟悉的元素構成的。
比如說，“革命”“運動”“風雨”等詞語，或類似的話語，在我們此前所熟悉的崔健那裏也可以看作是關鍵詞，但在《紅旗下的蛋》中有了不同的意味。“運動”這個詞語，在《紅旗下的蛋》之前的崔健作品中並不多見，但我們能夠感受到，那是崔健在有意避開這個詞語，但是越刻意避開，反而越強調了它的存在。這壹詞語的影響存在於崔健本人以及八十年代中國人的精神深處（“運動思維”時至今日依然左右著很多中國人的行為）。而在《紅旗下的蛋》中，“運動”被毫不回避地提出來，但是，這個詞語已經成為喻體，其最引人註目的本體是愛情。“運動”作為喻體呈現出的是愛情給人帶來的極致、癲狂與癡迷。而它過去所沒有的含義是真誠、自主與純粹。
而基本沒有發生轉義的“革命”壹詞，也由於其所處的話語環境不同以往而給我們帶來新的聽覺體驗。比如在《盒子》中，曾經的革命化理想作為壹個騙局被戳穿之後，“革命”那曾經使人失去自我的神聖光色頓然消失。與以往的作品不同，《紅旗下的蛋》之前的崔健，不太提“革命”這個詞語，但《新長征路上的搖滾》等作品卻常常提示我們彼時崔健身上那曾經的紅色意識在發生著作用，那種嚴肅的、昂揚的感覺更富煽情特征。而《盒子》中，“痞氣”在增強，嚴肅感已經不是停留在作品的表面，作品從直覺上呈現給我們的是撒潑耍賴的少年形象，而不再是《新長征路上的搖滾》、甚至是《解決》時代的嚴肅的搖滾文藝青年。
新姿態的最集中的體現，是《紅旗下的蛋》的專輯同名曲。在這首歌中，崔健向我們說明了新姿態出現的根本原因：此時的崔健，已經不是舉紅旗的人，而是“紅旗下的蛋”，是那個紅色時代的下壹輩。這樣的認知在此前的崔健作品中已經顯現，但並不明確。而在這張專輯中，明確的表達了出來。而在崔健同代甚至更後出現的壹些中國搖滾人，依然自覺不自覺的暴露著“舉紅旗”的思維定勢，比較著名的大概就是曾經的“呼吸”樂隊，那其實就是另壹種形式的“假大空”。
《紅旗下的蛋》壹曲則描繪出九零年代青年的普遍狀態：他們與時代不擰巴，不沖突，但是也帶著壹些玩世不恭。不再將空洞的啟蒙掛在嘴上，對上壹代人不再像馬小軍（《陽光燦爛的日子》主人公）著迷於父親的軍裝。他們對自我有更多的肯定與欣賞，但表面可能帶著自嘲的面具。這壹代不可能擺脫上壹代的精神遺傳，但更想走出上壹代，走出曾經的紅色年代的籠罩。這樣壹代的姿態，曾經被很多人認為沒有理想，不夠嚴肅，像崔健歌中唱的，這個時代，不如上壹代“堅硬”——像石頭壹般——它只是壹顆易碎的蛋。但是，崔健敏銳的看到壹個常識：蛋才有生命，才有無限的可能性。所以，此時的崔健，敏感地洞察了這個被上壹代很多人所搖頭嘆息的時代的內在力量。這種力量可能在拆解原有的壹切，可能讓人感覺“壹點正經沒有”，但是，崔健看到，這壹切的背後，是對自我真實的生命感覺的尊重和追肯定。
當彼時（其實現在亦如此）的許多人沈浸在《新長征路上的搖滾》帶來的的震撼式初體驗而不能出離的時候，崔健已經抽身而出，站在圍擁的人群之外，並漸行漸遠。所以，在《解決》和《紅旗下的蛋》出版後，有不少人認為崔健音樂的“力量”減弱了。這無疑是將“力量”等同於生猛和直接。而不認同其他的類型。而崔健敏銳的發現：力量，來自於蓬勃的新生命，而不是口號或是架勢。
崔健選擇了新的表達姿態，而當時很多固執的認為崔健應該在新長征路上繼續“搖滾”下去的人們，對崔健的這種新姿態是不大買賬。於是便產生了壹種觀念上的沖突。這種沖突也可以進行放大，描述上述整個社會、整個時代的觀念沖突。上邊已經提到，新的作為“蛋”的壹代，有著玩世不恭的表面姿態。但是，玩世不恭其實是對壹切要求規範化、同質化的社會而言。當面對“自我”的時候，這壹代青年並不缺少認真和勇氣。我覺得，這種認真和勇氣，可以體現在《最後的抱怨》中。這首歌想壹個宣言，壹次認真的表白。崔健的演唱中，副歌假聲的部分仿佛迎接風雨時被吹亂的頭發，但是真聲的部分又分明告訴我們，這歌者的腳步是堅定的。——這，就是崔健用新的姿態嫌我們展示的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