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為賢的翻譯為：壹般人看重古人，輕視今人，崇尚名聲，不重實際，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總以為自己賢能。
出處
曹丕〔魏晉〕《典論·論文》
原文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壹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裏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鹹以自騁驥騄於千裏，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
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
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誌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壹家言。
譯文
文人之間互相輕視，自古以來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兩人文才相當，不分高下，然而班固看不起傅毅，他在寫給弟弟班超的信中說：“傅武仲因為能寫文章當了蘭臺令史的官職，但是寫起文章來沒完沒了，不知休止。”大凡人總是善於看到自己的優點，然而文章不是只有壹種體裁，很少有人全都精通，因此各人總是以自己所擅長的輕視別人所不擅長的，鄉裏俗話說：“家中有壹把破掃帚，也會看它價值千金。”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當今的文人，（也不過）只有魯人孔融孔文舉、廣陵人陳琳陳孔璋、山陽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幹徐偉長、陳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應玚應德璉、東平人劉楨劉公幹等七人。這“七子”，於學問（可以說）是（兼收並蓄）沒有什麽遺漏的，於文辭是（自鑄偉辭）沒有借用別人的，（在文壇上）都各自像騏驥千裏奔馳，並駕齊驅。以這樣的情況而能互相佩服，誠為難能可貴的了。我審察自己（之才，以為有能力）以衡量別人，所以能夠免於（文人相輕）這種拖累，而寫作這篇論文。
王粲擅長於辭賦，徐幹（文章）不時有舒緩之氣，然而也是與王粲相匹敵的。如王粲的《初征賦》《登樓賦》《槐賦》《征思賦》，徐幹的《玄猿賦》《漏卮賦》《圓扇賦》《橘賦》，雖是張衡、蔡邕也是超不過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卻不能與此相稱。陳琳和阮瑀的章、表、書、記（幾種體裁的文章）是當今特出的。應旸（文章）平和但（氣勢）不夠雄壯，劉楨（文章氣勢）雄壯但（文理）不夠細密。孔融風韻氣度高雅超俗，有過人之處，然而不善立論，詞采勝過說理，甚至於夾雜著玩笑戲弄之辭。至於說他所擅長的（體裁），是（可以歸入）揚雄、班固壹流的。
壹般人看重古人，輕視今人，崇尚名聲，不重實際，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總以為自己賢能。大凡文章（用文辭表達內容）的本質是***同的，而具體（體裁和形式）的末節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駁議適宜文雅，書信、論說適宜說理，銘文、誄文崇尚事實，詩歌、賦體應該華美。這四種科目文體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長各種體裁的文章。
文章是以“氣”為主導的，氣又有清氣和濁氣兩種，不是可以出力氣就能獲得的。用音樂來作比喻，音樂的曲調節奏有同壹的衡量標準，但是運氣行聲不會壹樣整齊，平時的技巧也有優劣之差，雖是父親和兄長，也不能傳授給兒子和弟弟。
文章是關系到治理國家的偉大功業，是可以流傳後世而不朽的盛大事業。人的年齡壽夭有時間的限制，榮譽歡樂也只能終於壹身，二者都終止於壹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樣永久流傳，沒有窮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於寫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見表現在文章書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辭，也不必托高官的權勢，而聲名自然能流傳後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顯達而制作了《禮》，（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業，（周公）不因顯達而更改誌向。所以古人看輕壹尺的碧玉而看重壹寸的光陰，這是懼怕時間已經流逝過去罷了。多數人都不願努力，貧窮的則害怕饑寒之迫，富貴的則沈湎於安逸之樂，於是只知經營眼前的事務，而放棄能流傳千載的功業，太陽和月亮在天上流轉移動，而人的身體狀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間就與萬物壹樣變遷老死，這是有誌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
孔融等人已經去世了，只有徐幹著有《中論》，成為壹家之言。
註釋
傅毅：東漢初年的文學家，字武仲，茂陵(今陜西興平縣東北)人。漢章帝時為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等人壹起整理王朝的藏書，早卒，現存詩賦凡二十八篇。班固：字孟堅，東漢安陵(今陜西省鹹陽縣東)人，明帝時為郎，典校秘書。著《漢書》等。
伯仲：兄弟的排行，長為伯，次為仲。
伯仲之間：意思是彼此相差無幾。
小之：看不起他(傅毅)。
超：班固的弟弟班超，字仲升，曾出使西域。
屬(zhu)文：寫文章。屬：連綴。蘭臺令史：漢代整理王朝圖書和辦理書奏的官。
下筆不能自休：寫起文章來沒完沒了不知休止。
鮮(xian)：很少有人。備善：全都精通。
裏語：俗話。裏：同“俚(li)”。
享：當。
魯國：今山東曲阜縣。孔融，字文舉，東漢魯國人。
廣陵：今江蘇揚州。陳琳：字孔璋，曾在何進、袁紹處做過事，後歸曹操。當時軍國書檄，多由陳琳擬稿，有《陳記室集》壹卷。
山陽：今山東南部。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
北海：今山東昌樂縣境。徐幹：字偉長。曹操辟為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有《中論》二卷。
陳留：今河南省開封市。
阮瑀：字元瑜，曾受學於蔡邕，後歸曹操，辟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當時軍國書檄，多是他和陳琳所作。有《阮元瑜集》壹卷。
汝南：在今河南省汝南縣東南。應玚：字德璉，曹操辟為丞相掾屬，轉平原侯庶子，後為五官將文學。有《應德璉集》壹卷。
東平：在今山東省東平縣東。劉楨：字公幹，曹操辟為丞相掾屬。有《劉公幹集》壹卷。
斯七子者：這七個人。“建安七子”之稱始見於此。
遺：遺漏。假：依傍。
鹹：都。騁：馳騁，跑馬。驥騄(lu)：駿馬。齊：疾。
以此相服，亦良難矣：以七子各自的才能，要互相推服，也很難的了。良：很。
審：辨識。度：估量。累(lei)：弊病。君子：曹丕自指。
齊氣：壹般解釋為古代齊國地方習俗文氣舒緩。這裏是指徐幹文章氣勢比較舒緩。
《初征》、《登樓》等篇是王粲所作的賦;《玄猿》、《漏巵》等篇是徐幹所作的賦。
張、蔡：張衡和蔡邕。張衡：東漢文學家和科學家。蔡邕：東漢文學家，字伯喈。有《蔡中郎集》。
這句意思是：王粲、徐幹除賦外，寫別種文體就沒有如寫賦那樣高明了。
稱(chen)：相稱，符合。
章表書記：章，臣子上給皇帝的書。表，漢魏以來，臣子向皇帝表白心跡的書。
書記：壹般公文和應用文。
雋：同“俊”，才華出眾。
和而不壯：文章的氣勢緩和但不雄壯。
壯而不密：文章的氣勢雄壯但不綿密。
這幾句意思是：孔融的稟性和才氣都很高妙，有過人的地方，但不善於寫理論文章。他的文章辭藻勝於說理，還常常摻雜壹些嘲戲的詞句。
體氣：氣質。
揚：揚雄，字子雲，西漢末年的著名學者和辭賦家。
班：班固。
儔(chou)：匹侶，同輩。
貴遠賤近：這裏的“遠”、“近”既指時，又指地，但主要指時。向聲背實：趨向虛名而背棄實際。
闇(an)：昏暗。此指受蔽。
本：根幹。
末：枝梢。
奏議宜雅：奏章議事要典雅莊重。
書論宜理：書信和議論文要有條理。
銘誄尚實：記載功德的銘文和記敘死者生平的誄文應崇尚真實。詩賦欲麗：詩歌、辭賦要辭藻華麗。
科：科目，種類。
通才：全才。
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文氣的或清或濁應有類型和來源，不是勉強可以達到的。
體：分別。致：招致。
曲度：曲譜。均：相同。檢：法度。
引氣：運氣行腔。
素：素質，指人的天賦、本性。
經國：治國。
榮樂：榮耀歡樂。止乎其身：限於自己壹身。
二者：指年壽有盡，榮樂止身。常期：壹定的限期。
寄身於翰墨：從事文章著作。翰墨：筆墨，文章。
見(xian)意：表露心意。篇籍：篇章，書籍。
飛馳：指達官顯貴。
西伯：指周文王。“殷之州長曰伯，文王為雍州之伯，在西，故曰西伯”(語見《詩經·周南·召南譜》疏)，史載，文王曾被紂王囚於羑裏，因推演《易》象而作卦辭。
周旦：即周公旦，武王之弟，成王的叔父。成王即位時年幼，由周公旦攝政。當他平定管、蔡、霍三監之亂後，曾改定官制，創制禮法。
顯：顯達。
不以隱約而弗務：不因為貧困失誌而不寫文章。
隱約：窮困。
不以康樂而加思：不因為富貴安樂而轉移心思(不寫文章)。加：轉移。
璧：玉的通稱。
懼乎時之過已：深恐時間流逝過去。
強力：努力。
懾：害怕。
流於逸樂：縱情享樂。
流：放縱。
遷化：變化。與萬物遷化：指死亡。斯：這。大痛：最大的悲痛。
逝：逝世。
《論》：即《中論》。
成壹家言：指自成壹說足以著名於世。曹丕在《與吳質書》中說：“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誌，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余篇，成壹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為不朽矣。”
創作背景
從文學創作與文學理論的關系看,《典論·論文》的產生既是文學創作的總結,又是文學創作經歷建安的繁榮之後,要求理論指導的必然。它繼承和發展了文學具有社會功能的理論,並發現了文學與經學的矛盾。肯定了文學的獨立地位。
從思想上說,它突破了儒家傳統的文學觀念,繼承了漢樂府民歌的“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優良傳統,強調文學的抒情特征。
賞析
建安時代，由於曹操招賢納士，文人群集於鄴下(今河北省臨漳縣) ，形成壹個文學集團。其時曹操忙於軍政大事，曹植比較年輕，而曹丕和這些文人“出則連輿，止則接席” (曹丕《與吳質書》) ，壹同切磋詩文，相處密切。因此，他便成為“鄴下風流”的核心人物。在那文學繁榮、創作經驗不斷積累和交流的情況下，文學理論研究有了基礎，曹丕的文學思想逐漸孕育成熟; 同時，作家們也急需理論指導，於是，我國文學批評史上第壹篇專論《典論·論文》便應運而生了。
這篇評論壹開始就指出文人的壹種積習：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隨即舉例說明：傅毅與班固相比，文才相差不遠，在“伯仲之間”，但是班固卻小看傅毅，嘲笑傅毅寫起文章來沒完沒了，不能很好地駕馭文字。作者在舉這個事例時，就表明了自己的觀點，在敘述中寓批評之意。接著，文章分析“文人相輕”的原因，指出人們善於看到自己的長處，而文章並非只有壹種體裁，能把各種體裁的文章都寫得很好的人是少有的，所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看問題的片面性造成了“文人相輕”。文章在分析了“文人相輕”的原因之後，又舉出壹個諺語來說明問題，“裏語曰： ‘家有弊帚，享之千金。’ 斯不自見之患也。”作者指出，這是看不見自己短處的弊病。文章至此為第壹段。在這壹段中，批評“文人相輕”，先說那些文人善於看到自己的長處，再說他們看不見自己的短處，從壹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交錯論述，只寥寥數語，就把問題講得很清楚。不過，曹丕論文，為什麽首先批評“文人相輕”的積習呢? 因為這種積習，妨礙相互研究和取長補短，不利於文學的繁榮。而在曹丕看來，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所以對於這種妨礙文學繁榮的“文人相輕”的積習，壹開始就提出批評。
第二段開始，遂舉出建安七子。曹丕認為這“七子” “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就是說他們無所不學，為文不因襲別人，能夠創新。又說他們都自以為是能日行千裏的良馬，仗著自己的才能，步伐壹致地並肩馳騁，以這樣的情況而能互相佩服，誠為難能可貴的了。這是稱贊“七子”沒有“文人相輕”的陋習。文章在上壹段批評了 “文人相輕”的積習，這壹段接著稱贊“七子”能互相佩服的風範。壹批評，壹贊揚，作者的目的都在於培養壹種良好的文壇風氣，使文人能更好地互相尊重，互相切磋，互相學習，以促進文學的發展，來為“經國”服務，並求得“不朽”。至於作者自己，他認為是能“審己以度人”的，即能夠看清自已再去衡量別人，所以能夠避免“文人相輕”的積習，而平心地寫出這篇《論文》。我們從這壹段和上壹段的對照中可以看出，作者是要改變“文人相輕”、“弊帚自珍”的積習，而代之以“審己以度人”的態度來公正地評論作家。“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作者指出，王粲擅長於寫辭賦，徐幹的辭賦常有齊地舒緩之氣，但是仍可以和王粲相媲美。接著舉出王粲的《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四篇辭賦以及徐幹的《玄猿》、《漏巵》、《圓扇》、《橘賦》四篇辭賦為例，說明即使是辭賦名家張衡和蔡邕的作品也沒能超過它們。這是很高的評價。不過，作者隨即指出： “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王粲和徐幹對於其他體裁的文章，就不能象辭賦那樣寫得好了。這裏對王粲和徐幹的評論，既看到他們的長處，也看到他們的短處。“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對於陳琳、阮瑀，作者指出他們的奏章、表文、書信之類，是當今寫得最出色的。至於別的文章如何呢?作者沒有說，但不言而喻。這裏同樣是既看到他們的長處，也看到他們的短處。不過長處實寫，短處虛寫，以實帶虛，言約意密，在修辭上是很高明的。“應玚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 對於應玚和劉楨的評價，從他們的文章風格著眼，各用四個字來概括其特點，兼及長處和短處，語言也極其凝練。“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對於孔融，作者說他稟性和才氣都很高妙，有超過別人的地方; 但不善於寫理論文章，辭藻勝於說理，還常摻雜壹些嘲戲的詞句。這裏對嘲戲之辭的批評，是有歷史背景的，最明顯的就是建安九年曹操破袁紹後，讓曹丕娶了袁紹的兒媳甄氏，孔融遂寫信給曹操，說： “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 ，嘲諷曹操。不過作者在指出孔融的短處後，接著說，至於孔融那些寫得好的文章，是可以和揚雄、班固的文章相匹敵的，仍堅持全面地看壹個作家。至此，論文的第三段結束。在這段評論中，曹丕力求用全面的觀點、公正的態度來對待“七子”。從“七子”現存的文章來看，曹丕的這段評論是比較合乎實際的。不過，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或者還有些私人關系上的原因，曹丕對“七子”的評論，也還不免有偏頗之處。例如對孔融的評價就難免夾雜壹些成見。據史載，孔融起初與曹操交好，後來“既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後漢書·孔融傳》)對於把文章看成“經國之大業”的曹丕來說，孔融的政治態度，當然會引起他的不滿。再加上為娶甄氏的事，孔融嘲諷曹操，曹丕當然也很難堪。所以，對孔融的評論，雖力求全面，終也難免有些成見和偏頗。正如郭紹虞先生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中所說： “至於他對孔融，就稱他‘不能持論，理不勝辭’ ，不免有些微辭了。”曹丕在這壹段中，初次提出了文氣問題，接觸到文章風格和人的關系 (即與作家氣質的關系)，這是在曹丕之前不曾有人談到過的，對後來文論的發展影響很大。
第四段開頭，文章遙承第壹段意脈，指出文學批評者的兩種錯誤態度： “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為賢。”接著再遙承“文非壹體，鮮能備善”的意脈，進壹步論述： “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 唯通才能備其體”。作者說明，文章的本源相同，支流各異，就是說既有***性，又有不同文體的特殊性。由此提出四科八目的文體論，認為奏議要典雅，書論要有條理，銘誄要崇尚真實，詩賦要辭藻華麗。這“四科”不同，作家的所長只偏於某些方面，只有具備各方面才能的人，才能掌握所有的文體。“通才”當然是很少的，所以，“闇於自見，謂己為賢”是不對的。曹丕把文體分類，雖非首創，但是他在前人的基礎上大大前進了壹步，把文體分得更細密了。他對各體的特點和要求的論述，雖然還不完全恰當和周密，但對我國文體論的發展，無疑是壹個重大的貢獻，是壹個裏程碑。在曹丕之前，人們對文章的認識，重在本;曹丕這種把本末結合起來的看法，推進了後來的文體研究。桓範的《世要論》、陸機的《文賦》、摯虞的《文章流別論》、李充的《翰林論》、劉勰的《文心雕龍》裏的文體論，都是這篇《論文》中文體論的進壹步發展。這壹段既照應上文，又闡述了對文體的新鮮見解。筆法上不脫不黏，搖曳生姿。
文體各有特點，作家通常只長於某些方面，那麽，為什麽偏偏只長於此而不長於彼呢?曹丕在文章第五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曹丕認為，文章如何，主要在於作家的才氣。俊爽超邁的陽剛之氣和凝重沈郁的陰柔之氣是有分別的，不是用力勉強可以達到的。他接著舉例說：譬如音樂，曲調雖然相同，節奏法度也壹樣，但是運氣行腔不壹致，人的素質有巧有拙，即使父兄具備了這樣的才能，也不能轉移給自己的子弟。曹丕在壹千七百多年前就提出“風格即人”的命題，這是難能可貴的。但是他過分強調了氣質、個性、風格的天賦性，甚至說“不可力強而致”，這就陷入了“先天決定論”的泥潭。盡管如此，曹丕的文體論卻啟發了後來許多人去研究，對推動文藝批評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
最後壹段，作者先鄭重指出：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這是本著致用的精神強調了文學的價值。在曹丕的時代，文學本來還包括哲學、歷史等著作，而以“文章”來稱我們現在所說的文學。漢末的大動亂，使封建秩序遭到重大破壞，儒家思想的支配力量大為削弱，於是，文學從經學的支配下解脫出來，取得了獨立的地位。曹丕拋棄前人輕視文學的觀點，指出文學可以為“經國”服務，寫得好的可以“不朽”。這種對文學的獨立地位和重大作用的認識，在我國文學史上，有劃時代的意義。正如羅根澤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中所說： “曹丕是提出文學價值的第壹人。”但曹丕對文學的社會功能的強調尚有過分之處。接著，曹丕進壹步闡述自己的觀點，指出人的壽命有終了的時候，榮樂也只限於自己的壹身，這兩者都有壹定的期限，不如文章能永遠流傳。可見文章的價值真是“不朽之盛事”。他鼓勵文人們說： “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就是說古代作者從事寫作，把見解表現在文章裏面，就無須乎借助良史的文辭，無須乎依托權貴的勢力，而名聲自然流傳於後世。這些話有力地促進了文學事業的發展。從事文學寫作有這麽大的意義，是不是所有文人都努力寫作呢?曹丕說： 西伯被囚禁而推演易象作卦辭，周公旦顯達而作《周禮》，不因窮困就不著作，也不因安樂就改變著作的意圖。因此，古人輕視尺璧而重視寸陰，害怕時間流逝。可是，人們大都不肯奮發努力，貧賤時懼怕饑寒，富貴時縱情享樂。於是就只經營眼前的事務，而丟掉了千載不朽的功業——做文章。這裏通過兩種寫作態度的對比，作者表現出他對前者的熱情贊揚和對後者的強烈不滿。隨後，作者深有感慨地寫道： “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誌士之大痛也! ”曹丕簡直是在大聲疾呼，催促文人們抓緊時間，努力寫作。末了，更以孔融等人已經逝世，唯有徐幹著有《中論》，能夠成壹家之言的事例，說明抓緊有生之年努力寫作的重要性。筆端帶著感情，使人在覺得言之有理的同時，更受到情感的感染。
縱觀全文，我國文學史上關於文學批評的幾個重大問題： 文學的價值問題、作家的個性與作品的風格問題、文體問題、文學的批評態度問題等等，都已涉及到。雖然曹丕對這些問題的看法並不完全恰當，而且對問題的論述僅僅是“略引端緒”，但它畢竟在文學批評史上起了奠基作用，對後代的影響是深遠的。
《文心雕龍·才略篇》評論魏文(曹丕)之才說： “樂府清越，《典論》辨要。”用“辨要”二字來概括這篇文章的內容和語言特點，是非常準確的。
作者簡介
曹魏高祖文皇帝曹丕（187年冬－226年6月29日），字子桓，三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曹魏的開國皇帝，公元220－226年在位。他在位期間，平定邊患。擊退鮮卑，和匈奴、氐、羌等外夷修好，恢復漢朝在西域的設置。除軍政以外，曹丕自幼好文學，於詩、賦、文學皆有成就，尤擅長於五言詩，與其父曹操和弟曹植，並稱三曹，今存《魏文帝集》二卷。另外，曹丕著有《典論》，當中的《論文》是中國文學史上第壹部有系統的文學批評專論作品。去世後廟號高祖（《資治通鑒》作世祖），謚為文皇帝，葬於首陽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