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皇帝和張居正有什麽樣的恩怨？

皇權與相權的糾葛，壹直是中國歷代王朝的主要政治矛盾。這其實是皇權制度的必然結果，存在歷史必然性。只要這種社會制度存在，皇權和相權就始終是互相利用，相互鬥爭中存在的，中國政治具有傳承性，根源也在此。 張居正是壹個什麽樣的人 張居正，字叔大，號太嶽，謚號“文忠”，湖廣江陵（今屬湖北荊州）人，又稱張江陵。明代政治家，改革家。其人少聰慧，5歲入學，7歲能通六經大義，12歲考中了秀才，16歲中了舉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進士，時年僅23歲。隆慶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與高拱並為宰輔。萬歷初年，與宦官馮保合謀逐高拱，成為首輔。當時萬歷皇帝年幼，壹切軍政大事均由居正主持裁決，前後當國10年，清查地主隱瞞的田地，推行壹條鞭法，改變賦稅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財政狀況大為改觀；用名將戚繼光、李成梁等練兵，加強北部邊防，整飭邊鎮防務；用潘季馴主持浚治黃淮，亦頗有成效。萬歷十年（1582年）卒，贈上柱國，謚文忠。死後不久即被宦官張誠等攻訐，家產抄沒充公；至天啟時恢復名譽。 權謀時代，權謀人物的傳記文章自然盛行。前幾年湖北作家有歷史小說《張居正》，銷路暢旺，而且獲得優秀長篇小說獎，關於此人的作品，有名者如《萬歷十五年》，余者更是汗牛充棟。在中國官僚文化中，官至宰相，就是位及人臣了，當官生涯到了頂點。國內對於曾國藩、李鴻章、張居正等人的興趣，也源於此。但前兩人與張大為不同，曾國藩還算是真道學分子，而李鴻章則更多的是鉆營，這是壹高壹低兩個標桿，惟獨張居正，卻是要才有才，要奸有奸，所謂權相，雖非奸臣，但其攬權專斷則與權奸無異，而其治理國家的本事也是超眾的，成就不在曾國藩之下。《明史》描述他:“ 頎面秀眉目，須長至腹。勇敢任事，豪傑自許。然沈深有城府，莫能測也。”壹個很有城府的美髯公。大概才高八鬥的人也自視甚高，他曾說:“非得磊落奇偉之士，大破常格，掃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將自己比為磊落奇偉之人。《張太嶽集序》說:“公（張居正）生平不屑為文人，然其制作，實亦非文人所能為。”“公與新鄭（高拱），時同在政府。其初謀斷相資，豪傑自命，即丙、魏、房、杜，固未肯多讓也。” 後人評價張居正有“才太高，性太拗，權太專，心太險”的說法，“遇事有執持”，“湛靜沈默，聲色不露”。他為人矜持，沈靜少語，喜怒不形於色，但要發話，威勢逼人。具有驕橫、剛愎和偏狹的性格特征。生活在明朝中後期，張居正也不能免俗地做個純粹的清官，他也拉幫結派、排斥異己、貪汙受賄，生活奢侈，妻妾成群，年僅五十七歲就死於過量食用“春藥”導致的慢性中毒。 張居正的身上同時具備了能臣和奸雄兩種特征。作為能臣，他從整頓吏治開始改革。萬歷元年(1573)十壹月，上疏實行“考成法”，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內閣控制六科。對於要辦的事，從內閣到六科，從六科都到衙門，層層監督，改變了以往“上之督之者雖諄諄，而下之聽之者恒藐藐”(張居正《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的現象，從而使朝廷發布的政令“雖萬裏外，朝而而夕奉行”(《明史張居正傳》)。他通過清丈土地和追繳富戶欠稅、逃稅，充實了國庫。萬歷五年歲入達435萬余兩，比隆慶時每歲所入(含折色、錢糧及鹽課、贓贖事例等項銀兩在內)250余萬兩之數，增長了74％(《明通鑒》)。財政收支相抵，尚結余85萬余兩，扭轉了長期財政虧虛的狀況。作為奸雄，對於政敵從不手軟，翻雲覆雨功夫了得。《明史紀事本末》有壹段描寫張居正被彈劾後的“潑皮無賴”表演:“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合疏言:‘居正忘親貪位’，居正大怒。時大宗伯馬自強曲為營解，居正跪而以壹手須曰:‘公饒我，公饒我!’掌院學士王錫爵徑造次喪次，為之解。居正曰:‘聖怒不可測。’錫爵曰‘即聖怒，亦為公。’語未訖，居正屈膝於地，舉手索刃作刎頸狀曰:‘爾殺我，爾殺我!’錫爵大驚，趨出。”堂堂宰相，在下屬面前又是跪倒，又做刎頸狀以自殺相威脅，很難與壹個飽讀經書的才子，倜儻豪放的翰林，威震當朝的宰相聯系起來，這就是活生生的具有多重性格表現的張居正。既有進退徐疾，洞若觀火的智慧，胸中藏兵，決勝千裏的勇氣，又工於心計，深諳權術。 制度決定了命運 張居正在生前享受了各種尊榮，但死後僅第四天就被彈劾，繼而很快演變成為壹場政治大清洗的犧牲品，致使其黨羽、家人革職抄家，自己被剝奪所有名號，差壹點被割棺戮屍。史家往往將其歸結為張本人的性格缺陷和盛極時不知收斂，如清人林潞認為，“才大而溢，任重而疏，以忠君愛國之心，而雜以壹切吐棄之意，此則太史公責淮陰，不能學道謙讓，不矜不伐者也。”犯了“威權震主”的大忌，因此“禍萌驂乘。”此說有壹定的道理，但誰人沒有缺點，張居正再貪也比不上前朝宰相嚴嵩，但遭遇卻悲慘得多。 真正造成張居正人生悲劇的是當時的政治制度。在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小雅·北山》）的皇朝，所有人都只是皇帝的家臣，權力是皇帝授予的，也隨時可以剝奪，可以讓人登上權力頂峰，也隨時可以將其打入地獄。為了避免皇權旁落，明太祖朱元彰取消了宰相，親自統領中央各部，但是，統治這樣大的國家，絕非個人親歷親為就能夠做得到的。明朝中後期仍恢復了沒有宰相之名而有其實的官僚政治，這就出現了皇權與相權博弈的局面。 中國歷代的政治模式都是中央集權，缺乏其他制衡力量。雖然設有監察部門，但這種監督的力度、範圍和效果十分有限。如果不設宰相，皇帝勢必得事必躬親，這樣苦的差使，除了開國君主，其後代很少願意去做。明朝皇帝中，除了朱元彰，多數都是庸庸碌碌之輩，萬歷的父親和祖父都是如此，隆慶皇帝更是因房事過度而在三十六歲去世，當時萬歷皇帝還不到十歲。當時國力匱乏、盜賊橫行，官吏貪汙，地主兼並，引起“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張居正《答應天巡撫宋陽山論均糧足民》)，萬歷的母親很倚重張居正的治國才能，將教育和輔佐小皇帝的重任托付給他。皇朝需要這樣的能人提振朝綱，收拾嘉靖、隆慶留下的爛攤子，這是張居正得到重用的時代背景。壹旦小皇帝長大成人，張居正的攝政地位難免與皇帝親政產生沖突。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張居正主政期間那些不當的做法和日益驕橫，對任何壹個處於他那種地位的人來說，都是自然而然要發生的事情。在集權體制下，誰掌握了不受約束的權力，都會產生那種無所不能的錯覺，從而無所不為，種下禍根。中國壹直就沒有權力制衡機制，誰掌握權力都會成為皇權的威脅，又不能指望每個皇帝都喜歡親自承擔行政重任，所以因功高震主而被迫害的情況史不罕見。 張居正的命運，整體而言也逃不出這個規律。至於報應的時機，則和當時的人事有具體的聯系。比如張居正是在萬歷十年去世，當時皇帝已經十九歲，如果再晚幾年，可能與年輕皇帝的矛盾會更大，晚節不保也有可能。張居正本人也清醒地認識到了這壹點，深感“高位不可以久竊，大權不可以久居”。他在給老友的信中寫到“蓋騎虎之勢自難中下”，擔心自己會不免霍光、宇文護的悲慘下場。在萬歷皇帝大婚後即提出辭職歸政的請求。皇太後的堅定挽留的態度，也是造成最後悲劇的壹個重要原因。皇太後親口對萬歷說“內外壹切政務，爾（皇帝）尚未能裁決，邊事尤為緊要……待輔爾到三十歲,那時再作商量”雲雲,造成年輕皇帝無法壹展抱負,對於已經成年的皇帝刺激很大。 明朝皇帝出色者幾希，正如老鼠下崽，壹窩不如壹窩，到了萬歷皇帝，居然能在前期達到盛世，與張居正和皇太後的盡力幫扶是分不開的。萬歷十五歲成婚之前，壹直生活在皇太後身邊（這也是出自張居正的建議），外有張居正的嚴教，內有母親的督促，萬歷親政前儼然是壹位明君聖主做派，與萬歷中後期判若雲泥之別。內外夾擊之下的萬歷皇帝，對於張居正既敬又畏，有壹則故事講到張居正給小皇帝講課，萬歷把《論語》中的“色勃如也”，誤讀成“色背如也”，居正壹聲“應當讀‘勃’! ”使其頓然驚悚。而母親將其當作孩子，不放心讓其當政，又嚴重地挫傷了青年皇帝的自尊心，這種出於需要和無奈之下的不得已最終在張居正死後爆發了。 對於萬歷而言，當初種種改革政策未必都是出於其本意，而張居正當國十年，所攬之權，是本應由他掌握的大權，張居正的當權便是萬歷皇帝的失位。同時，年輕皇帝久被壓抑的情緒發作，急於擺脫無所作為的尷尬局面，使得他完全不再顧及張居正為皇朝所做的壹切，為此不惜放棄張居正的改革政策，甚至否定自己以前對張居正的所有贊譽，在政治上大幅倒退。張居正身後的這位已經成年的以享樂和追求財富積累為天性的年輕皇帝，很快現出了原形，開始享受復仇的快慰。張居正逝世後不久，言宮把矛頭指向張居正。萬歷下令查抄其家，並盡削其宮秩，迫回生前所賜封號，以其“鉗制言官，蔽塞聖聰”、“專權亂政，罔上負恩，謀國不忠“罪狀昭示天下。其家屬或餓死或自殺或流放或逃亡，這就是所謂壹代能相之家的可悲的下場。 樊先生的這本書，是在有關史料和野史劄記的基礎上，並參考了其他有關張居正的研究資料而成的，在內容上有較高的可信度，可以參考小說“張居正”，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壹起看。 希望對妳的問題有所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