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邀：
開篇明義，在蘇軾的眾多名號中，最為人們熟知的就是“東坡”，由於這壹名號被人們接受的程度很高，所以人們也親切地把蘇軾稱為“蘇東坡”。
很重要的壹點是，“東坡”這個名號是蘇軾自己給自己取的，那麽，他的這壹名號有著怎樣的故事和來歷？
經過烏臺詩案的事件之後，蘇軾的足跡踏上了黃州大地。來到黃州後，蘇軾最初寓居定惠院，後來搬遷到長江邊上的臨臯亭，逐漸開始適應黃州的貶謫生活。
隨著生活的逐漸安定，蘇軾也從烏臺詩案的陰影中走了出來。到黃州的第二年，蘇軾在朋友的幫助下租借了黃州城外的59畝荒地。之後，蘇軾置辦農具，親自勞作，躬耕田間地頭。
因為這塊開墾的荒地正好在黃州東門之外，而且是壹塊坡地。於是，他想到了唐代詩人白居易在忠州東坡種花種樹的故事，便將這塊耕作之地命名為“東坡”，他也自號“東坡”，也就是說，蘇軾是在黃州期間才有這壹名號的。
那麽，蘇軾為什麽要效仿唐代詩人白居易在忠州東坡種花種樹的故事，這兩者之間有什麽內在的關聯嗎？抑或說蘇軾對白居易的生活方式持有什麽態度呢？
要弄清楚這壹點，就先要走進白居易的故事，以“知人論世”的方法去探討這壹問題。原來唐代詩人白居易任忠州刺史時，曾在忠州東坡墾地種花，並寫下了《步東坡》詩：“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
原來，白居易在唐憲宗元和十三年由江州司馬調任忠州刺史，元和十四年春天到達忠州（重慶忠縣）。在任職忠州兩年左右的時間裏，白居易在工作上恪盡職守；工作之余，他會遍遊忠州山水，體察忠州風物民情。
白居易平素裏很很喜歡養花種樹，到忠州後，這壹習慣也保持良好。他在忠州城東的山坡上，開墾荒地，親手種了許多花草樹木，在《東坡種花》壹詩中，白居易就這樣寫道：持錢買花樹，城東坡上栽。
就在白居易要離開忠州，離開他心心念念的東坡時，他心中是有許多不舍的，尤其是他親手栽植在東坡的壹花壹草、壹樹壹木。於是白居易在詩中寫道：“樓上明年新太守，不妨還是愛花人。”
即使白居易離開忠州到長安任職，可是他仍然懷念忠州東坡上自己栽種的花草樹木：最憶東坡紅爛漫，野桃山杏水林檎。
話說回來，蘇軾之所以將躬耕之地命名為“東坡”，而且自號“東坡居士”，除了與白居易種花種草的事跡相似之外，還有壹個深層次的原因，那就是蘇軾對白居易人格的認同與欽慕，這就有點“異代相逢成知己”的感覺了。
為什麽這樣說呢，還得從蘇軾和白居易的思想轉變和認知層次說起。蘇軾自號“東坡居士”，這個自號意味著蘇軾對白居易處世哲學和人生態度的認可與仰慕，意味著蘇軾思想上的個重大變化。
黃州是蘇軾人生之旅中的壹個驛站，他在這裏度過了五年的時光，這五年不但是仕宦旅程中跌宕無盡的晦澀期，也是他人生中的低潮期，而且是經濟上為解決衣食而躬耕農田，節儉持家的時期。所以，黃州也是蘇軾人生旅途中的重大轉換期。
在黃州的蘇軾，對白居易心生欽慕之情，如果聯系白居易任忠州刺史的背景，則剛好與蘇軾謫居黃州的背景相吻合，他們雖然是不同時代的人，但卻有著相似的人生經歷和仕途履歷。
而蘇軾呢，黃州時期的蘇軾在遭遇和心境方面都與他壹直敬慕的白居易極為相似，這時他靠朋友的幫助有了自己可以耕種的土地，可以種樹種花種糧食，自然而然就想到了白居易在忠州種樹種花之東坡。
因此，在黃州兩年後，蘇軾有意效仿白居易忠州種花種樹的故事，也在黃州城外開辟荒地，躬耕於此，給地取名“東坡”，並自號“東坡居士”，這就是蘇軾對白居易在忠州東坡墾地種植的壹種仰慕和認同。
其實蘇軾並不是壹到黃州，就自號“東坡”的，而是居黃州兩年後才有了“東坡”之號。烏臺詩案之前的蘇軾，書生意氣，滿懷自信，有兼濟天下的誌向。
然而經歷了烏臺詩案後，蘇軾在黃州躬耕於東坡，此時的他對仕途、對人生有了新的認識，也有了新的感悟，他的心靈更多地轉向自然之趣味。
經歷過改寫人生命運與仕宦軌跡的“烏臺詩案”後，蘇軾初到黃州時便已萌生歸隱之意。彼時的蘇軾，躊躇滿誌，無所適從，所以才會透露出歸隱的想法。
其實蘇軾的這種想法也受到了白居易歸隱思想的影響。蘇軾羨慕白居易晚年對閑適生活的追求，他對白居易的道德稱贊有加。
除了對白居易人格、道德方面的贊美之外，蘇軾對白居易最大的認同，是白居易持有的人生哲理和處世態度，白居易曾說：“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
小隱隱於野，大隱隱於市。在白居易看來，閑逸瀟灑的生活不壹定要到林泉野徑去才能體會得到，更高層次的隱逸生活是在都市繁華之中，在心靈的壹沃凈土中獨善其身，找到壹份寧靜，找到心靈的歸宿。
小隱和大隱恰似壹條線的兩端，但白居易並沒有在這條線的兩端躊躇徘徊，舉足不定，找不到合適的立足點。但經過白居易壹番嚴謹的審視後，他將這條線對折了起來，並將目光聚焦在了這條線的折點上，也就是中點，他覺得中點才是最合適的立足點。
換句話說，這時的白居易與隱逸生活達成了壹種默契的平衡，找到了壹種更適合他自己的生活方式，那就是“中隱”——這條線的中點。
中隱是壹種介於小隱和大隱之間的壹種生存方式，這是壹種動態的平衡。也就是說，白居易對閑適的生活方式是高度認可的，他的思想從“兼濟天下”轉向“獨善其身”。
在黃州的蘇軾，不僅在尋求壹方心靈的沃土，而且他在努力地適應黃州的生活，他要與自己達成和解，甚至要與生活達成和解。蘇軾在黃州時期的壹首詩中是這樣寫的：未成小隱聊中隱，可得長閑勝暫閑。
蘇軾認同白居易“中隱”之處世心態，並在後來的仕宦生涯中，保持內心的泰然，並結合自身的思想修養，加以提升，在處世態度上達到曠達而超脫的境界，這更進壹步地完善了白居易“中隱”的深度和廣度。
哪怕是後來不是在貶謫就是在貶謫的路上的蘇軾，即使生活不如白居易那麽閑適安樂，他仍然保持著樂觀豁達的心境，這樣的心態與他選擇的“中隱”是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的。也可以說，蘇軾直接從白居易的“中隱”中獲益。
在黃州及以後的歲月裏，蘇軾覺得自己在人生經歷和處世心態方面都與白居易有著相似的軌跡，他不止壹次地訴說著異代相逢成知己的貼切與默契。那是蘇軾在歷經了世事沈浮之後的生命感悟，這種感悟往往意味著各種不為外人所道的心靈體驗。
蘇軾認為自己與白居易人生際遇有諸多相似，常常在詩詞中以白居易自比。如《贈寫真李道士》壹詩中的“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再如《贈善相程傑》壹詩中的“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都是蘇軾欽慕白居易的文字明證。
北宋文壇巨擘蘇軾從唐代詩壇名流白居易身上看到了另壹個自己；還有壹種可能，就是蘇軾從白居易的人生經歷和處世心態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從以上的論述來看，蘇軾取號“東坡”，本身就是對白居易的人生的欽慕、追隨與仿效。所以，異代相逢成知己，是蘇軾有意對白居易人生亦步亦趨的最有力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