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長期處於封建王朝的統治之下，封建地方階級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使廣大人民群眾常常處於衣不蔽體、食不裹腹的饑寒交迫的生活之中，尤其到封建王朝的家庭統治的末期，政治統治、經濟壓迫，使社會民不聊生，人民群眾被逼上梁山，壹次又壹次的農民起義，無不以“均貧富、等貴賤”為旗幟，貧苦的農民壹呼百應。
人類自組成社會，從生存的角度講，由於生產水平的低下和個人生存能力的低下，加之母系社會的發源，從家庭而氏族而部落而社會，“集體主義”成為人們生存、社會發展的精神和物質源泉，是人們在實踐過程中，對自己、對自己與他人的關系、對人類與自然關系的樸素而深刻的認識。而這種“集體主義”形成、發展、傳承的條件，就是集體中的所有人‘均貧富，等貴賤”，即是後人總結的所謂“原始***產主義”。在這樣的集體中，所謂領袖、幹部、負責人所擁有的只是責任——讓這個集體生存、發展的責任，讓這個集體，保持“均貧富、等貴賤”的責任。也可以說：均貧富、等貴賤，是社會發展的最初的原始動力。人們之所以相信、維護這個集體，就是因為這個集體無論在任何種情況下，可以保證每壹個生命個體生存與發展權的平等的實現。這是社會公平、正義的原始形態和從未變異的DNA。
而每壹次農民起義，便是這壹原始形態的回歸和這壹從未變異的DNA的重生。這正是“均貧富、等貴賤”這壹口號具體影響力與號召力的原因所在。它經過長期的社會發展，已經從壹種社會質變成了壹種遺傳質。不平則嗚——，平者，均、等也。
“允許壹部分人先富起來”，是造成目前貧富差距越拉越大、腐敗現象愈演愈烈的理論根源！這個理論即沒有說哪壹部分應該先富起來，也沒有說怎麽樣富起來，更沒有可操作性的政策進行相應的規範化管理，整個社會在“誰發家誰英雄，誰受窮誰狗熊”反社會理念和“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黑社會哲學支配下，因而導致官商勾結、黑社會、黃賭毒都成為先富起來的人！特別是“先富帶後富”，這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混亂的。自私是人的天性，在人類歷史上從來就沒有先富帶後富的例子！如果先富可以帶後富，西方發達國家都富了數百年了，為什麽世界上還有那麽多落後國家？即使在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皇親國戚、貪官汙吏、地主都早就富起來了，妳聽說過他們“帶後富”的例子了嗎？國民黨統治時期，蔣宋孔陳四大家族都富可敵國了，如果他們想著“帶後富”，中國***產黨人就不可能動員起窮苦百姓起來革命！還用得著無數革命先烈流血犧牲嗎？到***產主義階段人們的覺悟也許可以達到這種程度，但在私有制條件下，人們的覺悟永遠也不可能達到“先富帶後富”的程度，何況眼下只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不患貧而患不均！不均，這是中華民族數千年社會動蕩的政治原因。不是財富多少的問題，說到底，是權利如何公平、公正分配的問題。中國數千年的封建統治並沒有很好解決這壹問題，歷代的統治者，壹直到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都因此無法跳出中國政治歷史的那個“怪圈”。只有到了毛澤東領導的中國***產黨的成立，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實際相結合，為中國***產黨確立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從而使中國革命在全國各族、各界人民的全力相助之下，二十幾年就奪取在全國的勝利。新中國建立後，***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以全國壹盤棋的思路合理地分配權利（社會資源），各地區、階層差距不大，較好地解決了不患貧而患不均這個歷史難題。這是中華民族社會穩定的核心問題。但也不是絕對平均主義。由於那個時代的經濟基礎才建立，社會財富還不多，再加之國際上政治、經濟因素對中國生存與發展的嚴重制約，造成生產力的發展嚴重滯後於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的狀況，所以大家都比較清貧。但我們應該知道，生產力的提高也是需要壹個過程的。遺憾的是毛澤東沒有等到這個時機。現在過於強調調動地方的積極性，從而造成各地區之間越拉越大的貧富差距，也自然形成各地區不同階層的貧富差距。這是中國走向動亂的信號和導因！因為地方政府對地方自主權的理解就是——我就是這兒的皇帝！什麽國家利益、人民利益根本不在地方政府的考慮範疇內，他們想要的只是“權利”，而不是“責任”。或者說，有意地把“責任”偷換成了“權利”。“責任”代表著“付出”，而“權利”對應著“享有”。因此，從社會管理的角度講，對其成員的教育，不應該是“權利”的使用，而應該是“責任”的恪守。
資本主義制度無法解決的，生產資料個人占有與生產方式社會化之間的矛盾，正是由於個人占有生產資料，從而導致社會為全體社會成員“盡責”的物資基礎的缺失，造成社會矛盾的不可調解。因為社會資源，也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說中的“生產資料”，大部甚至全部被個人占有，而作為社會管理者，沒有了利用這些資源（生產資料）滿足全體社會成員的物質文化需求的前提，必然造成與生產方式社會化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因為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中，生產的社會化，是資本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最優方式，而生產的社會化，必須依靠社會管理機構的組織與協調，但作為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卻掌握在少數人手中，這些少數人追求資本利潤最大化的目標與社會管理的公平、正義的職能，不可避免地要發生種種沖突，解決這種沖突的最終辦法，只有無產階級革命，推翻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制度，使生產資料真正為全體社會成員所擁有，從而使社會管理者，能夠運用這些生產資料，滿足全體社會成員的物質文化需求，實現社會的公平與正義。沒有對於生產資料的占有，社會管理者，滿足全體社會成員的物質文化需求，就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也就失去了保證社會公平與正義的物質前提！正是在這個特定的意義上，毛澤東同誌才將馬克思主義通俗化，向廣大人民群眾通俗易懂地講解了馬克思主義作為無產階級革命指南的精髓所在：“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句，歸根結底，就是壹句話：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只有通過“造反”的方式，才能打破私有制，使社會資源歸全體社會成員所有，使社會管理者能夠利用社會資源，滿足全體社會成員的物質文化需求，從而實現社會的公平與正義！什麽是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從這個角度講，就是社會成員，平等地分享社會資源（通過生產資料的社會化生產）所帶來的物質文化成果！由此，毛澤東同誌把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過程與目的言簡意賅地概括為兩句話：“我們不但要善於破壞壹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壹個新世界。”毛澤東同誌集畢生之精力，創立中國***產黨並帶領全國人民，做的就是這兩樣兩件事，而且取得令世人矚目，並且使全國人民***享了這場革命的實實在在的階段性成果。這正是毛澤東及其創立的中國***產黨得到全國人民擁護與愛戴的原因所在——盡社會管理者的責任，讓全體社會成員***享社會資源（生產資料的社會化生產）所帶來的物質文化成果，從而達成了社會的公平與正義。但這並不是毛澤東等老壹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胸懷與抱負的全部，他們的胸懷與目標絕不是讓中國人民永遠地享用低水平的平均主義的大鍋飯。周恩來總理，在四屆全國人大會議上，宣布的中國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向全世界展示了他們作為社會管理者的責任意識讓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遠大前景。
“均貧富，等貴賤”是中華民族數千來形成的公認的、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理想！因為“均貧富、等貴賤”是中國特色的社會公平與正義的具體化。但“均貧富，等貴賤”並不是絕對平均主義，也不是抹殺個體差異與分工差異，這是保證社會和諧的大前提，是人類社會的最原始、最樸素、最合理、最科學的社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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