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的性格特征

“壹生謹慎”、“事必躬親”，是歷代眾所公認的諸葛亮性格特征。從主觀上講，“謹慎”、“躬親”體現了高度的責任感；從客觀來說，這是十分有害的專制心理和利己行為，這種性格特征造成了諸葛亮處事為人、權力分配和人才任用，以及政制“年名不易”而乏開拓進取的諸多局限性。從諸葛亮壹生來考察，他的這種性格的形成是有其環境、條件的。他在南陽時，自比於管仲、樂毅，可知決不是壹個隱居避世的人，這對於“躬耕隴畝”、壹介村夫的諸葛亮來說，自大狂傲是不言而喻的了。直至後來，開始他身為蜀漢丞相的“政事無巨細，鹹決於亮”（《諸葛亮傳》）的賢人政治生涯：既極大地揮發他那深厚而蒂固的儒家傳統文化的智慧、人格與精神，又雜用法家、道家和謀略家思想，高度集權專制的做法，也只宜修內政、“治戎”“理民”而已。至於“治大國如烹小鮮”的軍事方略，打天下、開疆土的才智德行就不是那麽如人意了：三國史籍就有其德行不如其兄諸葛瑾的記載（《諸葛亮傳》及註），他的《出師表》，“文彩不艷，而過於丁寧周至”（《諸葛亮傳》），針對後主劉禪，除了重叮嚀內政瑣事壹壹安排交待外，就無壹字涉及軍事方略問題；而《後出師表》指向“議者”，重心雖轉到軍事方略，而雄心全挫，語氣沮喪，不僅悲觀之情無以復加（不像壹個出征前主帥所應說的喪氣話），且連著作權都成問題，兩《表》相比，《前表》悲壯、意周而辭簡，風格高致；《後表》衰颯，意窘而辭繁，風格庸陋。其論點類同諸葛恪的《論征魏》（《諸葛恪傳》）。總之，諸葛亮處事、用人、權力分配的失策，實際上就是他“謹慎”、“躬親”等小農意識和書生意氣等心胸狹窄、守成獨尊等性格特征所決定的，也是構成諸葛亮式的大成悲劇的根本原因。

諸葛亮聲名的初立和個性的形成，是由其家庭生活、環境、條件所決定的。“亮早孤”，在南陽隆中，過著“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諸葛亮傳》）的田園耕讀隱居生活。這就養成並奠定了諸葛亮惟我獨尊、孤高自傲的個性人格和保守自私的小農意識與謹小慎微的生活習慣方式。這些也成為諸葛亮佐助劉氏父子經營西蜀時，運用種種名目排除異己，滿足並實現其用權獨尊心態需要的手段。當時，諸葛亮躬耕的南陽隆中，在今天的襄陽、樊城壹帶（壹說襄陽城西二十裏處）。從地理位置上說，正是後來三國接壤之處和政治、經濟、文化的交匯點，是壹些有才之士和有識之人雲集的地方。諸葛亮選擇這樣的地方隱居，實則是坐觀大勢，以求出士天下。諸葛亮常與崔州平、石廣元、孟公威、徐元直等好友誌士在壹起縱論天下大事。其實，“南陽有隱居，高眠臥不足”的諸葛亮，他高臥隆中，並非逃避現實，而是享受著“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的隱居生活，時時關註當時現實社會的犬牙交錯矛盾變化和發展動態，借躬耕以待價而沽罷了。此時，諸葛亮與荊襄文人壹方面靜觀時勢，“以待天時”，為自己施展政治抱負、雄才大略積聚機遇成本；壹方面蓄積力量，進行智力和知識的提升，準備進階的身價，以期日後選擇明主，作為大顯身手、揚名天下的資本。可以說，這正是諸葛亮及這樣壹批下層知識分子的心態的集中坦露。事實上，盡管諸葛亮及其壹批荊襄知識分子朋友，是當時壹群人中俊傑，卻毫無“打點”門路和進階身價的本錢，只好待時互薦，確立“三顧”策略，***薦諸葛亮來先打廣告，不料很快吸引了正處於落魄境地而又雄心大誌的劉備。諸葛亮這個智囊團***同策劃的廣告效應，果然壹舉成名，尤其是諸葛亮以“隆中對策”博得劉備的賞識，使諸葛亮及壹批荊襄知識分子朋友都先後打入了劉備的陣營，深受劉備集團的親睞，成了諸葛亮後來執政中所倚重的壹群智囊人才。

從管理策劃來說，諸葛亮等荊襄知識分子特立的廣告策劃雖然很成功，然而諸葛亮的個性人格，“惟謹慎”、“事躬親”卻孕含著用權用人失策的內蘊及人才管理理念的局限：從用兵上講，頭腦清醒，穩打穩紮，步步為營，不敢冒進，這是諸葛亮的壹個重要的軍事思想；而從用人與執法上，就說不上“謹慎”了，“違眾拔謖”及殺馬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