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之材用法制推動壹切，用強硬手段整治腐敗、歪風邪氣，會收到良好的社會效果。如果用同樣嚴厲的方法來治理貧困地區，因手段殘酷，反而搞得人心惶惶。
王安石是壹位傑出的政治家。他在宋神宗熙寧年間領導的變法運動為積貧積弱的北宋王朝註人了新的活力，重新振興了衰弱的宋朝。因此，連列寧也稱王安石為“中國十壹世紀時的改革家”。但在當時，王安石變法的內容並不為絕大多數人所贊同。
王字石，字介甫，江西臨川人，嘉裙三年春，被擢升為了三司度支判官。他根據自己在地方任職的親身經歷，於第二年寫成《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因為其洋洋灑灑有上萬言之多所以又被稱為《萬言書》。
在這篇文章中，王安石開篇就分析了宋朝所面臨的政治經濟及內外交困的窘境，指出造成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文武大臣不知遵守國家法令和方針、政策，主張“按照宋太祖、太宗的思想進行革新，為改革找到了壹座靠山，希望以此減少變革的阻力。
對於人才，王安石提出了“教之、養之、取之、任之”的人才培養、選擇和任用方案。此外，在理財方面，王安石認為朝廷的財政困難是由於“理財未得其道”所造成的，提出要發動天下所有的勞動力去生產人們生活所需要的物質財富，並將這些財富用之於必需的開支。
盡管《萬言書》切中時弊，對挽救時局具有壹定的功效，但曾經支持過範仲淹改革的仁宗皇帝已經老矣，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維持現狀，而對王安石的《萬言書》沒有予以足夠的重視。但是通過這次上書，卻為王安石十年後主持變法作了思想上的準備。
當神宗即位時，這位久仰王安石風範的年輕皇帝任其為宰輔大臣。熙寧二年，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並設立“三司條例司”，由王安石親自負責，作為主持變法的專門機構。次年，又以王安石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成為正宰相，將變法運動推向了高潮。
然而，王安石的變法立即遭到了極大的阻力，壹批元老重臣紛紛辭職，朝廷中也流傳著“生老病死苦”的譏諷之語，說是王安石變法革新天天“生事”；曾公亮以“年老”而周旋其中，時依時違；富弼、韓琦二人因不滿變法而“稱病不出”；唐介反對王安石，與之爭論不是對手，又得不到神宗支持，結果背瘡發作而死；趙則對當時的局勢表示無可奈何，大喊“苦也，苦也!”，這種“生老病死苦”的說法還流傳到了社會上，壹時間人們議論紛紛。
盡管如此，神宗還是堅持信任王安石，對那些元老舊臣的反對不予理睬，而王安石則當面譏貶這些人是“糞壤”、“爛石”、“朽木”。按理神宗應該為老臣們找個臺階，但他不僅沒出來打圓場，而是大笑壹聲，不置可否。因此當時就有大臣感嘆：“皇上與安石如壹人，此乃天意!”可見神宗與王安石的密切關系。
但神宗和王安石的改革畢竟基礎太弱，在反對派的鼓噪下，不久竟引起太皇太後的幹預。太皇太後說：“我聽說民間苦於青苗法和助役錢。不如將其罷免。”
神宗說：“這是利民之事，不是苦勞百姓。”
太皇太後又說：“王安石的確有才學，但是怨恨他的人太多了。皇上想保全他，不如暫且讓他外任，過壹兩年可再次召用。”
太皇太後是神宗最為敬重的人，加上此時神宗面臨的壓力也越來越大，而變法派內部也出現了不同聲音，部分變法措施電產生擾民現象，使神宗不得不將王安石調出京城，到江寧任知府。不過，不到壹年神宗又召回王安石，復其相位，希望將變法事業進壹步推行下去。二次任相的王安石雖然想再展宏圖，但變法因為呂惠卿的破壞而遭到致命打擊，另壹些曾積極參與變法的官員也起來反對變法。
為了堅持變法，王安石又任用了所謂的少壯派，對文彥尊等元老則壹律排斥，對於其他神宗看重的官員也不予任用，這就使君臣之問的矛盾逐漸尖銳。分歧越來越嚴重，最終導致君臣失歡。
於是，王安石第二次在相位上待了不到兩年又黯然辭職，以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而罷歸江寧，次年又幾度上表辭去江寧府職，只領集禧觀使虛銜。從此以後，王安石過著田園生活，論詩會友，甚至皈依佛門，在佛教中尋求精神的解脫。
元豐八年，神宗病逝，哲宗即位，由神宗母、太皇太後高老太太攝政，以司馬光為相，王安石所掀起的變法設施也被壹壹廢止。
就這樣，暮年的王安石更加悲憤失意，原本瘦弱的病體更加虛弱，難以支撐。第二年，這位以改革為己任的赤膽忠心之臣壹病不起，與世長辭，終年才六十六歲。
王安石生活於宋朝由盛轉衰的時期，他親身經歷了宋代積貧積弱而導致被動挨打的恥辱，因此他針對時弊，勇於革新，提出了“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口號，從經濟、軍事和科舉等方面開展了全面改革。盡管變法過程中有不當的地方，但對於增強當時朝廷經濟實力來說，卻大收功效。他所提出的“以義理財”思想，與今天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思想不謀而合，所以國學大師梁啟超在評價王安石的經濟思想時，贊嘆道：
“嗚呼，此其言何其與今世經濟學、財政學原理相吻合之甚耶。荊公理財之政策，具於是矣。而後世乃以聚斂之臣目之，抑何其與公之精神適相反耶?”
改革就是壹種創新，改革並無固定模式。王安石的改革雖以失敗告終，但他的改革精神對於今天正處於改革大潮中的我們，又何嘗不是極好的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