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絕大數中國人知道敦煌藏經洞的就是余秋雨的這篇帶著幽怨的散文，作者通過對敦煌文獻的散失，表達了對中國文化的沈重回顧，作者通過對王道士的渲染，給出了壹個愚昧無知的王道士的形象。
這個曾經給了絕大多數中國人以內心極大痛苦的愚昧的中國人，其實卻有著另外的具有血肉的模樣和人格，和余秋雨本人描述的相差很大。這也是余秋雨在此篇文章中的壹個硬傷，把眾多的歷史積怨，以文人特有的方式，發泄到壹個脆弱的個體身上，這是具有理性思考的絕大多數人所不能接受的。
王道士曾經數次為了保護這些文物做出了別人難以想象的努力，包括涉險送這些古籍到地方政府，最後冒死寫奏章給慈禧太後，這些都是余秋雨沒有向此文的讀者所袒露的，也就是這樣壹個冒死保護古籍，卻連連失敗的人憑借著自我堅定的宗教信仰，為了清理當時的洞窟，出賣了珍貴的敦煌文獻。
余秋雨並沒有仔細的描述那段坎坷的歷史，卻以文人的特殊喜好，置王道士以死地——這也有“余”的優勢，因為王道士不會和他爭論，即便從道士塔裏面走出來，也爭辯不過這樣壹個所謂的為了文學痛苦並思考著的，以有知做盾牌的文人。
擴展資料
背景
莫高窟是我國最著名的佛教石窟。在甘肅省敦煌縣境內東南25公裏處，開鑿在鳴沙山東麓的斷崖上。歷經壹千多年的歷史。是我國文化藝術的壹大寶庫。
發現藏經洞
光緒二十六年(1900)王圓箓發現藏經洞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說必然性，是因為他走進洞窟，雇用人員清理洞窟中堆積多年的淤沙，踏踏實實做了大量的具體工作，只有清除淤沙，藏經洞的洞門才能顯露出來。說偶然性，是因為王道士當初清除洞窟淤沙，不是為了要發現什麽，而是為了保護洞窟，發現藏經洞完全是偶然的。
可以說，無論什麽人發現藏經洞都是壹種貢獻，都是壹個了不起的重大發現。因為藏經洞的發現就預示著“敦煌學”的產生。王圓箓發現了藏經洞同樣有功，而不能視為過錯。至於有人說應該在某個時代發現合適，那純粹是壹種主觀主義的壹廂情願。
賤賣國寶
1907年，斯坦因到來，他通過宗教精神的交流將王道士俘虜了。斯坦因說：“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對面新建涼廊上的繪畫有顯明的證據，所畫的都是壹些很荒唐的傳說……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國話向王道士述說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著他的足跡，從印度橫越峻嶺荒漠，以至於此的經過，他顯然是為我所感動了。”
當時王道士把經卷賣給斯但因有三方面的原因：壹是在長達7年的時間裏，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視，而且是逐級上報，但無人過問，致使他灰了心。二是為了完成他的宏願，清掃洞窟，修建三層樓，架設木橋。三是唐玄奘溝通了他們的思想，斯坦因這個探險家追求事業的精神感動了他。因此他雖則思想極為矛盾，極不願意外國人將這些文物帶走，但在無奈的情況下，也只好讓了步。
作者思路
作者對於這些寶物的損失深感痛心！從中深省釀成那場不堪回首的民族文化悲劇的社會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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