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西南聯大的故事壯懷激烈。在日寇鐵蹄踐踏中國，戰機的轟炸之下，中國最優秀的知識分子群體在昆明和全體中國人***赴國難。在9年的時間裏，他們以其剛毅堅卓的堅韌，忍受著物質上的極度貧乏，對抗著國民黨的政治壓迫，內樹自由主義之典範，外建民主堡壘之基地。無論是從《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的縫隙，還是何兆武《上學記》、張世英《歸途：我的哲學生涯》、許淵沖《追憶似水年華》《續憶似水年華》，以及何炳棣的《讀史閱世六十年》，甚至鹿橋的小說《未央歌》中，都可以看到這些親歷者對母校飽含著壹份深深的眷戀。在張曼菱的電視片《西南聯大啟示錄》、《西南聯大人物訪談錄》中，那些年事已高的老者同樣如此。
尋“道”，而不止於“器”
與親歷者的體驗不同，易社強顯然有著旁觀者的視角。但這並不妨礙他在從事西南聯大研究時飽含熱情與敬意。如果說，聯大師生創造了壹個教育奇跡，那麽，易社強則創造了壹個學術研究的典範。在二十多年的時間裏，他以持續的熱情追蹤著每壹個聯大師生，記錄著他們過去生活的點點滴滴，曾經的喜樂和悲歡。而長達60余頁的訪談清單、註釋、參考文獻和索引又可看出，《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的作者幾乎窮盡了所有能夠接觸到的資料。
正如易社強所說，“西南聯大真正的歷史（THE HISTORY）是無法用文字書寫的，而我能與諸位分享的只是這樣壹部西南聯大史（a history）。”作者以史景遷的著史方式，從不同的側面切入，通過壹個又壹個具體的細節和壹幅幅生動的畫面，將西南聯大的歷程做了立體的呈現，生動又具體。然而，作者的目的遠遠不止呈現聯大師生的集體群像，和他們在戰爭和革命中的生活場景。透過這些現象，易社強追問了造就西南聯大教育奇跡背後的“道”，那些讓西南聯大之所以成為西南聯大最核心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他還揭示了西南聯大的遺產被徹底敗壞的原因。在我看來，這本書除“迄今最佳聯大校史”（何炳棣語）之外，還兼具了知識分子思想史和中國現代教育史的重要特色。與紀念西南聯大時所註重的層面相比較，易社強提供了更重要，也更不可或缺的核心性補充。至少，它是《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最為有力的補充。
人們迄今津津樂道西南聯大的歷歷往事，甚至將其演繹為壹個遙遠的傳說，顯然因為它有著多方面的維度和不朽的因素。我曾參加過在清華園舉辦，數百人參加的西南聯大紀念大會。人們津津樂道的是，西南聯大的校友中，出現了李政道、楊振寧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鄧稼先、錢學森、朱光亞、王希季、郭永懷、陳芳允六位“兩彈壹星”元勛，以及近百名兩院院士。大會註重的是它所造就的教育碩果。不可否認，這首先是西南聯大為世人矚目的原因。然而，這樣的追憶顯然僅僅停留在“器”的層面。要解答“錢學森之問”，顯然必須將目光投向那些造就西南聯大的充分因素，而非僅僅只是愛國主義、民族精神和被強調多年的“民主堡壘”。而易社強的研究和分析所得出的結論，恰恰對此給出了最具說服力的答案——自由。
易社強說，在這所大學存世的整整9年時間裏，說它是自由的，包括下面幾重含義：聯大是通才教育的重鎮，思想開放，兼容並包，發揚了大不列顛和美利堅的民主傳統——英美兩國是該校大部分資深教授負笈深造之所。
何兆武在幾年前出版的《上學記》中，將聯大七年視作自己壹生中最幸福的時光。顯然，幾次自由的轉系，自由的聽課，自由的思想和表達，自由的學習和辯論……這些構成了他幸福感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而張世英不僅在《歸途》中說，“在西南聯大，德先生和賽先生這兩位北大舊交，似乎友情依舊，往往攜手同行”，更以《沐浴在西南聯大自由的陽光雨露下》為題，追憶自己的聯大求學過程。正是在自由的學術氛圍中，聯大教師從事學術研究和創造，學生自由地成長。
由史景遷發揚光大的“細節式著史”方式，在這本書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這種寫作方式的優點是，生動、活波、具體、易讀，有鮮明的畫面感。而潛藏的危險則是，壹旦史料掌握不全，不免裁剪不當，前面付出的努力都付諸東流。易社強顯然避開了這種陷阱。長達二十多年的史料收集和訪談，使得他在運用接觸到的眾多資料時成竹在胸。這本書中的多個教授和人物，在作者筆下頗為傳神，讓人疑為文學筆法——然而，書中所有的描寫，顯然都有出處。其中，著墨較多的是聞壹多。在作者看來，聞壹多的形象被人為拔高，遠遠超過他的同事，進入革命烈士先烈祠。
中國文化界曾有“假如魯迅還活著”的廣泛爭議。而這本書也可引申出壹個同樣的問題，假如聞壹多還活著，其結果又會怎樣？
聞壹多的形象被人為拔高，首先與他被國民黨殺害有關——無疑，拔高他有利於團結反對國民黨的力量。其次，聞壹多反對獨裁，追求民主，顯然也是可資利用的政治主張。吳晗的結局，固然為其生前所始料不及，同時也可成為聞壹多命運的參照——不難想見，以聞壹多的個性，如果他沒死且1949年後留在大陸，顯然將在劫難逃——他當年的眾多同事如吳宓等人的結局即為明證。
顯而易見的是：如果聞壹多沒有被暗殺，那麽可資利用的地方倒沒有那麽多，這也意味著，他的地位也不會被人為拔高。
不是奇跡的“奇跡”
西南聯大至今被人們津津樂道，顯然有著“壹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意味。中國大學教育現狀扭曲，教育失卻靈魂而徒具軀體，無疑引發了人們的不滿和思考。壹旦他們發現，中國過去曾經有過壹所教育成就顯著，教育思想領先，教育方法優秀，教育精神崇高的大學，他們就必然會回頭關註，而聯大本身的魅力，無疑又激發了人們的想象和心馳神往——甚至忽視其物質的極端貧困，以及它所面臨的戰爭威脅和政治壓迫。
由於聯大培養了後來獲得諾貝爾獎的楊振寧、李政道，六位“兩彈壹星”元勛，以及近百名兩院院士，人們往往會追問其何以如此輝煌的原因。壹旦獲知西南聯大在飽嘗戰爭的艱辛之時，對應於它在人才培養，教授所取得的學術成就，不免稱之為“奇跡”。那麽，西南聯大真的是壹個“奇跡”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