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已經過去70年了，臺灣省島外的朋友想讓我談談五四運動。作為壹個思想家和歷史學家，我有信心把這個話題講透，以此來糾正大家幾十年來對五四的誤解。
我的父親李在五四運動後壹年進入北京大學。他正趕上五四運動帶來的雪崩。他和當時很多人壹樣，無法冷靜地觀察動作，重新評價。奇怪的是，三十六年後，我在《不歸之河》裏，還能心平氣和地觀察。胡適和羅嘉倫，我都知道。五四時期，他們是天下英雄，但在浪跡天涯的時候，他們都被局限在海的角落，沒有壹點恢復。這些雕刻的人物是我觀察五四運動的具體證據，使我在寫作時有了更好的理解。
胡適去世前，我寫過壹篇文章《播種者胡適》，文章指出，1919年，“有壹件事可能對胡適是不幸的，那就是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把胡適所希望的壹場單純的文化運動變成了政治運動，攪亂了他為中國建立非政治的文化思想基礎的夢想。對於這個夢想的實現，五四運動顯然是壹個岔路口。新文化運動被認為是壹場反對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非政治革命。當時那些運動員認為，只有思想革命成功了，政治革命才是真正有保障的，才不會再次崩潰。中途爆發的五四運動固然為新文化運動做出了“廣為流傳”的貢獻，但它也是新文化運動的“罪人”，因為它讓許多優秀的知識分子身不由己，忘記了自己真正而深遠的使命。他們不怕“責任重”，只是有點太“任重道遠”了。最終，他們終於暴露了狂熱的本質，選擇了求近成功的情緒反應模式。每個人都拒絕靜下心來重新研究這個問題。大家都跑到十字路口，加入黨的陣營，鼓吹他們的主義。」
我的文章發表後，胡適給我寫過信，但還沒寫完就去世了。他死後，他所有的文件都被監管。但據看了這封信的臺大校長錢思亮說，他並沒有否定我的上述論斷。其實胡適是肯定我的看法的。早在去世前四年，在與我的壹次談話中，他就批評了五四運動後各界人士搶奪青年人搞政治的行為。他對國民黨和* * *產黨橫加指責，甚至提到“梁任公(齊超)搶年輕人”，溢於言表。另壹方面，我在《播種者胡適》中提到“只有胡適還信守不談政治的諾言”，引起了臺灣省老朋友陳獨秀的不滿。我寫過壹篇文章，問我憑什麽證據，“知道陳(獨秀)、李(大釗)和胡適的“會面”？胡適親口告訴妳的嗎？其實胡適寫他回國時“下定決心不談政治，要在思想和文學上為中國建立創新的基礎”，有壹封遺書，就是佐證。這封信被收錄在張的《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中。這封信是寫給陳獨秀的，信中有“如果‘新青年’要改變內容，除非我們恢復‘不談政治’的誓言，否則我們是辦不到的。”他建議北京的同事們發表壹個新的宣言，“註意學術思想和藝術的轉變，宣布不討論政治。“看得出來，大家都同意集中精力為中國的文化和思想打基礎，而且確實是在約好之後。可惜的是，這些優秀的知識分子最終在五四的雪崩下被政治卷走了。
五四運動發生在1919年，僅廣義上包括1917年和1918年的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是五四運動的基礎。新文化運動是孫中山命名的壹個詞，在南方，他深思熟慮地把視野投射到北京，他肯定了“壹二覺醒”所引起的“思想界前所未有的變化”。他寫信給海外同誌，告訴他們“我黨革命的成功取決於思想的轉變”，他極力贊揚來自北方的轉變。可惜的是，所有革命者在思想轉變的過程中都是把政治放在第壹位的。結果五四變成了岔路口，《我們的黨》應該在五四蓬勃發展，卻結束了。
為什麽說五四是新文化運動的岔路口？因為新文化運動的主流雖然是“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但實現這些主流的基礎無非是個人的解放。個性解放的前提是思想解放。五四運動十六年後，胡適寫了《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回憶說:“1967年北京大學倡導的新運動，無論形式如何五花八門，都只是思想和個人的解放。民國元年，蔡元培先生提出“遵循思想言論自由的壹般規律，不拘泥於壹派哲學的原則。“他後來創辦了北京大學，主張思想自由、學術獨立、百家平等。在北大，辜鴻銘、劉、黃侃、陳獨秀和錢同時任教。其他人認為這很奇怪。蔡先生只說:“這是思想自由的總原則，大學是偉大的。”“這樣的百家爭鳴是平等的，最能引起年輕人的思想解放。」
然而，思想解放的實現有賴於表現個人主義的“健全的個人主義”。胡適回憶說:“那天我們介紹易蔔生的著作，正是因為易蔔生的思想最能代表那種健全的個人主義。這壹思想有兩個中心思想:第壹是充分發展自己的才能，正如易蔔生所說:“如果妳想造福社會，最好的辦法是把自己的材料鑄造成器皿。二是塑造自由獨立的人格，像易蔔生《民族公敵》劇中的斯托曼博士，“窮不可動，富不可淫，權不可屈。”因為信奉“健全的個人主義”的人深信“新社會、新國家永遠是由熱愛自由和真理的人造成的，而不是由壹群奴隸造成的。””而這種“健全的個人主義”，在十多年後，已經被胡適確認為無非是“自由主義”。」
不幸的是，五四運動後，“我們黨”拋棄了“健全的個人主義”，走上了集體主義的道路。無論是國民黨還是* * *產黨，都“以俄為師”，進口了蘇聯式的黨組織和黨紀。但是，維也納的這種東西，蘊含著窒息思想解放的可怕危害。胡適回憶說:“從蘇聯和俄國引進的鐵的紀律，包含著極端的〖忍〗態度和不允許異己的思想。這種態度與我們在五四前後提倡的自由主義是非常相反的。”可見，無論是右翼的國民黨，還是左翼的* * *產黨，他們所謂的“我們黨屬於什麽”，其實要麽是布爾什維克，要麽是法西斯，都是走在集體主義的道路上。但是，這種方式對於個性解放和思想解放的新文化運動來說，是壹條痛苦的錯誤道路。
新文化運動的主題是“啟蒙”，是思想的、文化的、改造的。五四運動的主題是“救國”，這是政治性的，從而使黨富起來，使別人翻身。在救亡圖存的迫切心情下，如果我們為國家瘋狂，認為時間不多了，想中風，組黨辦公，也是可以理解的。問題是，如果沒有各路英雄救國，中國會更慘嗎？等不及了？1898年政變時，與康有為同為“救國”人物的王昭，30多年後回憶說:“1898年那壹年，我和老康談過，就是說，”......我覺得只有盡力多辦幾所，逐步擴大，風氣日日變，才能實行壹切新政策。”老康說，“列強瓜分指日可待。妳怎麽能及時趕到呢？“已經三十二年了。太晚了，太晚了，無關緊要。按照王昭的意見，三十多年過去了，中國並沒有滅亡。但如果是救了孩子而不是“救國”，救了第壹代而不是救國，那麽三十年後，人民的智慧就會大開，思想就會解放，個人就會解放。這些不是奴隸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國人，是建設新中國的資本。當然，誰也不要聽王昭的迂腐之論。大家都在嚷嚷中國快不行了，他就慢了。這種焦慮最終使許多從事新文化運動的優秀知識分子投身於五四帶來的政治領導。結果經過30年的鬥爭，收復了臺灣省，卻丟失了比臺灣省大44倍的外蒙古，右翼法西斯國民黨逃到了臺灣省，左翼布爾什維克* * *產黨得到了大陸。幾十年來，中國人民付出了“救國”的代價。最後，中國站起來了，中國人卻崩潰了。
中國站起來了，但中國人倒下了。為什麽？因為經過幾十年的浩劫，中國人在思想解放和個性解放方面已經面目全非，極其悲慘。來自外部的壓力，中國人受困於集體主義體系，個人自由和個人主義的條件很少。從內部突破可以看出，中國普通人都是自保的，大部分都是混蛋。至於其他優秀的人，也在“破網”(譚嗣同的話)中亂作壹團。五四運動已經過去70年了，但新文化運動的真正精神與70年前相比在哪裏？臺灣海峽東岸的優秀人士，至今仍受國民黨舊神的影響，不敢攻擊三民主義，有的甚至夢想“在三民主義下統壹中國”。雖然海峽西岸的優秀人民有著勇敢的思想解放和個人解放的意識，但這種意識由於幾十年的教條汙染，在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到處留下了汙染的痕跡。總的來說水平確實讓人不敢恭維。他們跳來跳去，以為自己已經跳出去了，但還是在如來的手掌裏。他們著書立說，始終不脫馬克思的心靈感應和唯物主義的獨斷專行，盡管他們不斷為自由民主而戰。海峽兩岸的傑出人士，不應該是普通女性那樣的混蛋，但他們有多聰明呢？
為什麽中國人會變成這樣？根本原因是思想解放和個性解放基礎太差。70年前的新文化運動，在它紮根之前，是“紮根漂浮”的。當時優秀的知識分子在思想解放和個人解放上變成了外行，他們的初衷是幫助別人，結果卻不足以拯救自己。如果世界沒有危險，我們如何得到它？
當時從事新文化運動的優秀知識分子，宣傳的項目不全面，但總體還不錯。但因為他們自己也在摸索中進步，矛盾時有發生。就拿深度收費的陳獨秀來說吧，他強於講道理。他談到了古典主義的廢除，但同時又以古典主義而聞名於世而不自知；他明明宣稱自己信奉尊重自然科學的實驗哲學，卻誤以為唯物辯證法就是科學。他說實驗哲學和辯證唯物主義是近代最重要的兩種思維方法，並希望它們能成為統壹戰線，但這是完全錯誤的。辯證法在達爾文進化論成立之前就是形而上學，真的不是科學，但陳獨秀不知道，他的弟子也不知道。陳獨秀後來率先為中國選擇了* * *產品主義。* * *產品主義的理想是美好的，偉大的，無可挑剔的，壹直是古往今來有誌之士的美好夢想。不就是《禮記》“各盡所能”的“不必為己”嗎？“恨之不可藏於己，棄之於地”，不就是* * *資本主義的“各取所需”嗎？但是，把這麽偉大的聖人所能達到的境界運用到普通人身上，又是如何可行的呢？難怪中國人讀了兩千年的《禮記》，只會讀不會做。陳獨秀不知道國內* * *產品主義不可行，但他反對引進國外* * *產品主義。他的弟子和孫輩用階級鬥爭的方法，壹次成就幾件事，然後就是階級專政，長治久安，但是他們對馬克思並不了解。早在1865年，馬克思就寫完了《資本論》第壹稿的最後兩卷，但他沒讓恩格斯看。事實上，在第三卷中，他已經動搖了他在第壹卷中的勞動價值論的論點。他在1872年海牙會議上的演講中，還發表了“我們不否認某些國家，如英國、美國甚至荷蘭的工人可以用和平手段達到目的”的開創性言論，這說明馬克思本人對馬克思主義是有懷疑的。恩格斯在1890寫信給施米特，提到馬克思曾諷刺說:“我只知道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可見此馬之大，有先天自知之明。現在壹個世紀過去了，馬克思預言的資本主義依然活得好好的，* * *資本主義還得在明暗之間，顯然很難教會普通人做聖人，做仁人誌士。70年前，陳獨秀率先把唯物辯證法誤認為科學，證明了他錯把賽先生。新文化運動中的人物，主張“破羅網”的思想解放和個性解放，卻陷入羅網而不自知。五四是岔路口，這是最大的證明。
新文化運動時代的優秀知識分子在思想解放和個性解放中淪為業余愛好者，陳獨秀不是唯壹。其中，無論上層還是下層，都不難找到《指導中國》的毛病和笑話。比如魯迅，當時他的思想實際上是反對“自由平等的主張，社會民主主義的主張”。他不僅反對自由民主，而且反對代議制。這是什麽心態？再比如毛澤東，他在中國湖南團成立前夕，在長沙《大公報》上鼓吹“湖南獨立”，主張中國要“實行”各省人民自決，22個省，3個特區，2個藩屬，27個地方，最好分成27個國家。”而湖南本身，要建立“湖南* * *和國家”，以免“湖南累中國”！這是什麽心態？
這種當時優秀知識分子給中國看病、亂帶路的現象，表現了他們的“對目的的熱衷”，也往往造成了他們的“對方法的無知”。沒有別的原因，為了自己的思想解放和個人解放，無可指責，滿腔熱情，缺乏潛水。當時最明智的人是胡適。胡適看到馬克思主義不是萬能的，就勸人們多講問題，少講馬克思主義。他的眼睛很銳利，他確實在其他人之上。但胡適也有他的盲點。例如，1926年，他宣稱，“18世紀的新宗教信條是自由、平等和博愛。19世紀中期以後的新宗教信條是社會主義。”當時我講了很多這個命題。但27年後，他公開懺悔，公開承認自己“與當時許多知識分子犯下的錯誤；當時有壹批知識分子壹直認為社會主義的潮流當然是未來的潮流。”他說，30多年來，“極左極右的社會主義以國家的偉大力量做實驗；“兩次實驗的結果都去了非奴隸制，集中營，政治犯和強迫勞動，極端* * *，沒有辦法維持他的政權。因為這三十多年的政治經濟大實驗，極左極右大實驗的失敗，給了我們壹個教訓。”這就是為什麽每個人都有意識。“在國外，比如美國，現在有幾個雜誌，最有名的是《自由人》雜誌。裏面的作家很多都是以前的生產者黨和社會主義信徒，現在回來鼓吹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經濟制度。我們不能不把這種思想上的根本轉變歸功於過去30年來世界上幾次重大社會主義實驗的失敗，這些失敗喚醒了我們的意識——包括我自己——並使我們在今天這樣的大會上公開懺悔。”可見，新文化運動時代的壹代宗師胡適，有時也會誤認“德先生”，在指導中國方面誤入歧途。連胡適都如此，其他優秀知識分子更是可知！
壹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的優秀知識分子為祖國引路。他們嘗試過君主立憲，開明，保皇派，革命派，勤政復辟，重建，新華春夢，金陵春夢，北京紅樓夢。我什麽都試過了，除了壹件事，就是帝國主義治港的腔調。結果壹個多世紀的競爭，最成功的考驗就是帝國主義下的香港！百分之七十的香港人來自中國，但在洋鬼子的統治下，卻造就了壹個贏得全世界敬仰的地區。在全球經濟衰退期間，它能保持每年10%的GDP增長，成為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更重要的是，除了繁榮，它給了中國人充分的言論自由。結果比賽結束後，他們的“殖民地”待遇比我們的“大國”水平還要好。即使是最起碼的自由和繁榮也遠勝於中國人自己的統治。這種國恥是否比香港被割讓給英國還要屈辱？有時候，我們覺得除了“作為壹個中國人感到驕傲”之外，還有太多其他我們可以驕傲的事情。除了“愛國”、“民族”、“光榮”、“正義”這些抽象的東西，我們很難為自己的成就感到驕傲。做中國人不可憐嗎？試想想，當道光願意亡國的時候，不僅是香港，整個中國都割讓給了英國。壹個多世紀過去了，中國人不壞嗎？我覺得至少，至少，不會比國民黨統治更慘吧？當然，愛國者會說:這算什麽！我們不想成為被征服的人！但是，我們不妨想壹想另壹種聲音:很多時候，在被征服的民族中自由而富足，甚至比做壹個政權的國內奴隸還要體面。我們怎麽能這麽說呢？富蘭克林說過，“哪裏有自由，哪裏就有我的祖國。”這種聲音，不也是值得我們比較的嗎？
五四運動以帝國主義的垮臺開始，以帝國主義的垮臺結束。70年來，我們走過了漫長的道路，但現在我們沒有自由和繁榮的機會。上層是獨裁，下層是混亂，所謂的思想解放和個人解放還比較滯後。不知道什麽時候，什麽時候，我們會到達彼岸，迷失方向。回首往事，我真的忍不住為五四擔憂。也許再過70年，我們才能真正實現新文化運動所宣揚的工程。但是，前提是不能再走錯路。如果再走錯路，再過70年也沒用。那時候我們已經是世界上第壹窮二白的國家了，連帝國主義都不要我們了！
梁實秋:我參加過五四運動。
我在清華大學讀書，那是在北京以外的地方。我們只能在周末進城壹次。我記得第二天所有的學生都聚集在操場上的體育館前，陳長通作為主席站在體育館的陽臺上。我們的老同學是天生的領袖。他有條理，有才華，風度翩翩。清華的學生和城裏的學生穿著不同。平時都是壹身布衣，但列隊出門時卻相當整潔嚴肅。高級課程的學生都穿著軍裝，中級課程的學生都穿著男生制服。我們進入城市，受到了隆重的歡迎。天安門廣場前的集會被軍警包圍，並被送往北京大學法學院。清華的同學也在其中。今後，我們將每天派隊到城市參加遊行，並進行街頭演講，以激勵人們抗議政府。這時，壹輛汽車開了過來。不知道是誰喊著要打。我們沖上去用旗桿打碎了汽車玻璃。汽車倉惶逃離。我們不知道誰坐在車裏。我們以為拿車的人被打沒錯。
這個運動是由學生發起的，而且是自動的。沒有人指使或操縱，但這只是壹種愛國熱情。所以當學生運動擴大，為商人罷工，從北京到上海，運動的目的初步達到，運動也就停止了。但就影響而言，學生覺醒了，五四運動變成了新文化運動。壹方面加強了學生的組織力量，成立了學生會。就清華的學生會來說，它的組織是相當民主的。理事會成員在各級選舉產生，官員們將集體為執行機構工作。我們學生會連續三次與校方發生沖突，將校長開除出校。根本原因是當局的官僚主義未能因勢利導。全國各地的其他學校也受到事故和混亂的困擾。但另壹方面，學生思想開放，求知欲強。我們不能都滿足於舊的，而是歡迎國外的新思想，比如政治理論，經濟理論，文學藝術，這些都是接踵而至的。
關於作者:
梁實秋(1903—1987)，著名文學評論家、散文家、翻譯家。曾與徐誌摩、聞壹多等創辦新月書店，主編《新月月刊》。後移居臺灣，歷任臺北師範大學英語系主任、英語教學研究所所長、文學院院長、國家編譯館館長等職。代表作品有《雅舍隨筆》、《雅舍談吃》、《看聚》、《偏見集》、《秋室隨筆》、《長文集》、《淮園夢憶》等。用莎士比亞全集等翻譯。主編是遠東英漢詞典。(編輯:蔣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