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歷史上，海河流域的山區曾經是草地和茂密的森林。明朝中葉以後，北京的建築、燒炭、冶煉、戰爭破壞、寺廟寶塔的過度建設、毀林開荒等，對這裏的森林資源造成了毀滅性的破壞。它不僅積累了沈重的環境代價，也造成了嚴重的生態問題。
[關鍵詞]明清；海河流域；森林破壞；情況的變化
位於首都的海河流域是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和經濟發達地區。這壹地區有北京、天津、石家莊等26個大中城市，地位特殊而重要。歷史上這裏曾經是植被茂盛、動物繁衍、水資源豐富甚至氣候宜人的生態環境。自明代中期以來，自然氣候的變異和人為破壞造成了日益嚴重的生態問題。本文試圖從生態史的角度闡釋人為破壞山林對海河流域生態環境的巨大影響，從區域生態的歷史變遷中揭示生態環境變遷的規律，以期對海河流域的生態環境建設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有所借鑒。
壹個
自古以來，海河流域的太行山和燕山山脈以其豐富的森林資源而享有盛譽。雖然在歷史上屢遭破壞，但直到明朝初年，這裏仍有大面積的森林覆蓋。馬文升在《山邊禁伐護東西》中描述成化(1465—1487)以前的森林分布:“紫偏頭、雁門、紫荊花，居永、潮河、喜峰口，綿延千裏，直至山海關，山高林密。說明直到成化，恒山、太行山北部乃至燕山山脈仍然有豐富的森林資源。在文獻中描述的各種山脈的不同部分也有許多森林。
邱浚在《邊陲》中描述衡山山區的禹州(今蔚縣)和渾源，說:“渾州、魏國等州山高、路窄、林密”[1](卷73)，自明初以來就是蒙古罪犯的天然屏障。禹州屬於梅峪口、九宮口、五龍山風景名勝區等地，都是深山老林，木材豐富。禹州以南，太行山北部(包括北京西山)相連，明初多森林。張明峰《西遷筆記》中曾說“林之足蒼，溪之錯刻，內地物產甚豐”[2](P165)。
北京西山以南，紫荊關附近的益州(今易縣)、淶水、滿城等地的山區，是益州柴壇山工廠所在地，各種樹木特別是橡樹相當豐富。紫晶關外，廣昌(今淶源縣)、靈丘也是“幽谷密林”[3](卷九十二)。從紫荊關往南，經過馬、龍泉乃至靈壽、屏山的關內，是壹派盛況。靈壽、平山曾是工業部柴潭山廠的廠子。東有鎮定府，轄鎮定市(今正定縣)。明代設立竹木稅坊，征收木材交易的商業稅。經過這裏的商品樹都是山西平山、靈壽、五臺賣的。太行山南段，井陘縣蒼巖山“峰巒疊翠，高於雲表”，百花山“林深巖嶙峋”；贊皇縣十八潘玲是“山勢險峻，林木蔥郁”[4](卷14《直隸五》)。
西部的隆慶(今延慶縣)和永寧(今延慶縣)的燕山山脈，自金元以來壹直被稱為“百裏松林”。因為森林深處，樹木繁茂，不方便騎行。“中間有地道，騎(只)壹人可行”[1](卷218《書·直隸三關後》)。懷柔黃花鎮、紅螺山，“兩百年來，松楸樹密，足以避風”[5](《關震雜記》卷七)，明代永樂年間(1403-1424)，曾是皇宮取柴的主要場所。密雲(今興隆縣)武陵山，“山之左右，有山有峰，有松柏深，內地人民多取材”[4](卷11直隸二)。元代和明初，這裏設置了伐木官，進行大規模的伐木。宣德九年(1434)，明政府招募商賈將糧食從中延運往密雲黑魚口倉庫，以供養聚集在此的拾柴人和工匠每月的口糧[6](卷110)。東起武陵山，從古北、西峰等地至山海關，山巒疊翠，山北“百裏松林”，“其山之南，五谷豐登，良材良木”[4](卷10直隸)。明朝永樂初，建遵化冶鐵廠。“拾柴燒炭會使冀州(今薊縣)、遵化、馮潤、玉田、灤州、遷安”[7](卷八十二《食貨誌》)，說明這些地方樹木繁茂，足以滿足當時鐵廠的燃料需要。這些都不是系統的記載，但足以反映明初海河流域森林的景觀，說明海河流域的山區仍然保持著良好的森林環境，生長著大面積的森林。
二
明朝中期以後，海河流域的森林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雖然原因不同，但後果都很嚴重。元明清都城北京和皇城的大規模建設也是山林被毀的重要原因。自永樂復建北京以來，第二次修建了宮殿、皇陵和官邸。這些項目數量眾多，成本高昂。雖然四川、湖廣、蘇南和浙江省是建築工程用木材最多的地區，但也有許多木材用於太行和恒山林區。如東正教初建正陽門城樓時，曾派數千兵，“命豫州、寶安(今涿鹿縣)等山廠采木，木筏自渾河運至蓄小輦廠”[8](卷四十三)。嘉靖年間，朝門午樓建成，奉命到山西、鎮定采松樹[9](卷190)。成化以後，北京的風俗越來越奢華，官民之家爭第壹居所，造成了木材、木料價格的上漲。資本雄厚的木商應運而生。”傅玄大同，官員之家，專門販賣筏木”以賺取巨額利潤。這些木材商“往往從外地雇傭軍民來校正山勢，他們會任意砍伐本該禁止的樹木”，然後運到京城。”壹年有十幾萬”[1](卷63《禁止砍伐山邊樹木以保護東西》)。五臺山在明代是壹處林木蔥郁的風景區。永樂之後，伐木者數千，覆山覆田，喊聲震山，“川木疲又入谷”，致使五臺山樹木“全伐，樹剩百分之壹百”[10](卷五《侍郎高虎不伐傳》)。到了萬歷年間，五臺山變成了光禿禿的山。經過官方砍伐、私人砍伐、非法砍伐，凡是交通方便的地方，山林基本都被壹掃而空。
明清時期，為了給皇宮提供柴火，太行山的森林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燒炭是政府內部和人民生活所必需的。不需要巨大的樹或樹，但是砍伐量巨大，主要在北京附近的山區，所以位於首都的海河流域山區的樹首當其沖。永樂定都北京後，皇室使用的柴火“購於白洋口(屬昌平府)、黃花鎮、紅螺山(屬懷柔縣)”[7](卷72正史)。玄德四年設沂州山廠，“專事燒柴供應內府”。至景泰元年，益州山廠“久用，木竭，命移廠至鎮定平山、靈壽”[8](卷188)。景泰七年，“山田仍移至益州”。山場初建時，史書上並沒有記載柴火和木炭的數量。據《明會典》2005卷記載，天順八歲處理柴炭430多萬斤，成化元年650多萬斤，三年增加到654.38+0740萬斤。成化三年的年辦額等於天順八年的四倍。此後，雖然沒有系統記錄每年的辦公量，但可以肯定的是，總的趨勢是在增加。如成化二十年，安年柴炭數為2400萬斤，光祿寺年柴炭數為13萬斤，合計達3700萬斤。山場柴火每年增加壹年，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宮中監牢的不斷增加。明初獄警人數較少，成化年間增至壹萬多人。到明死的時候，“宮女九千，獄卒十萬”，用柴的人越多，用的柴就越多。所以“宮中用的馬口鐵柴火和紅螺炭有幾千萬斤”[11](卷39《中國》除了年辦之外，每當修建宮殿或其他工程時，還有許多臨時辦公室。年辦外有調度室，年辦外和調度室外消費比較多。所以每年放出的柴火多達上億斤[12](p66)。據研究，沂州山廠每年需要木材10-12萬立方米，消耗森林1300-1600公頃[13](P 16)。永樂遷都北京至明朝滅亡的223年間，僅宮內就焚燒木材2200-2700萬立方米，消耗森林29-36萬公頃。如果算上北京其他衙門、軍營、寺廟、貧民消耗的木材和木炭，簡直是天文數字。難怪為了滿足皇室的需要，“人民公仆幾億歲。”明代僅在太極廠擡柴的人就多達3000人[9](卷205《工部》)。“第壹山原料有限，民取之不盡，山麓盡，危崖盡，取之虎穴”[14](卷二，土地與物產)。由於過度砍伐，太行山的樹木“日漸稀疏”。到了清朝，宮廷用的木炭都要“從口外取”。由此可見，明代燒炭對太行山森林破壞嚴重。
明清時期，由於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和手工業生產的空前發展，冶鐵、煉銅、磚瓦等各種手工業生產部門對木材的需求極大增加，超過了以往任何時代。以冶鐵為例，明代的鐵廠都位於森林資源豐富的山區。“木炭壹定離老森林很近，所以鐵廠總會開在老森林旁邊。若老林漸空，雖有礦石不可扇出也無用。”【15】(卷九《山貨》)鐵廠關門之日，即森林被砍伐之時。太行山沿線的磁州(今磁縣)、武安、歙縣和燕山山區的遵化、遷安、盧龍都有比較發達的礦冶業。比如遵化冶鐵廠，始建於永樂元年，萬歷九年停辦，178 * * *存在。遵化鋼鐵冶金廠冶煉各種生鋼和熟鋼，都使用木柴和木炭作為燃料。按鄭德年計算，鐵廠生產的生熟鋼每年生產75萬多公斤，消耗的木柴和木炭燃料有幾百萬公斤。這種以大量木炭為燃料的能源消耗方式，幾乎耗盡了冀州、遵化、馮潤、玉田、灤州、遷安等州縣山區工廠的樹木。“那時候樹木茂盛，柴火好辦。經過100多年的建設，山場的樹木被砍伐，造成了今天柴火的昂貴[1](補遺二《尊》柴炭來源枯竭，最終決定萬歷九年停止冶煉，鐵廠和山場整體關閉。其他手工業，比如首都制造的玻璃，黑窯廠制造的磚，都是用柴火來燒的，也要消耗大量的柴火。
自明朝建立以來，與北方少數民族的戰爭連年不斷，大量樹木被戰爭砍伐和燒毀。明英宗天順年間，金逸瑋命王瑩談八件事。其中壹條是“守邊不擅燒荒地，使呼瑪無水草可依，積糧不擅耕田。”【16】(卷二十五)明英宗采取“焚屯田”政策。所謂燒，就是把山林中有礙了望、有助於敵兵潛伏的雜草燒掉。為了保證邊塞的安全，明朝的九個邊塞都督經常派丁壯深入蒙古遊牧地搗窩燒荒地。如在古北口長城，“在弘治、尤楊、張瓊，守軍因燒荒地，包庇濫殺無辜，邊境事端而起。”【1】(卷232《九界總述吉州鎮》)“附近地區在明嘉靖年間被胡守忠亂砍，自遼、元以來，古樹稍盡。”[17]為了防禦蒙古鐵騎，明代修築長城二十余次，僅吉州鎮長城，“東至山海，西至居庸關，沿途二千三百七十余裏。”[1](卷304《修邊》)當時長城沿線居住著數十萬軍士和民夫。他們搭窩棚，搭馬架，吃飯，燒水，燒磚燒石灰，取暖，綁木架修敵樓，勢必要砍伐無數樹木。
毀林對森林的破壞更為嚴重和徹底。明政府雖然禁止在山邊的要害地方砍柴，但並沒有禁止開墾土地，所以有錢官員的權貴家庭往往趁機砍伐樹木，通過開墾土地建立私人村莊。在這種情況下，山西境內的雁門、寧武、偏殿關最為重要，但“這種劣勢不僅限於山西境內的三關，紫荊、道馬、居庸關、龍泉等關隘也存在”[19](卷123)。此外，官、兵、商、民賣木牟利、亂砍濫伐的現象也很嚴重。明代宣德九年，工部尚書吳中工作，說:“余州的梅雨、九龍口、五浮山等都是產材之地，宜栽培以供國用。今軍民擅自伐木，亦禁之。”但明宣宗以“山河之利，古之利，民之利* * *”[6](卷111)為由，拒絕了吳中的邀請，放任砍伐，造成了余州、保安府、保安衛等地濫采山林的現象。直到隆慶，“民間薪材的種植不能被某些公司所禁止”[20](卷33)。其長期的破壞情況可想而知。
清朝以後，由於邊境地區的變化，以前的森林不再是防禦所必需，於是官方管理進壹步削弱，農業生產進壹步發展，人口增加，平原地區的旗地擴大，加速了對山區的開墾。由於引進了紅薯、馬鈴薯等適合山地種植的作物，山區的人口和村落得到了迅速發展。據河北省地名普查，位於太行山區的曲陽、阜平、祿勸、井陘、歙縣、武安等縣(市)有9% ~ 18%的村落形成於清代。山區村落數量比明代增加約14%。人口和耕地數量相應增加。比如鹿泉(今鹿泉)，明嘉靖時，戶數2158，人口26091，清光緒時，戶數31846，人口176021。耕地從萬歷的962.5公頃增加到道光的1747.1公頃【21】(《紀賦》卷四)。耕地面積的增加，無疑是以原有植被帶的減少為代價的。大規模毀林對森林植被的破壞遠遠超過對森林的濫砍濫伐。
長期過度的掠奪性采伐已經耗盡了海河流域山區的森林。研究表明，隋唐時期，太行山的森林覆蓋率為50%。元明時期從30%下降到15%以下。清代從15%下降到5%左右，民國時期又下降到5%以下[23](p60)。在許多地方，巖石裸露，寸草不生。
三
森林是陸地上最大的生態系統，在涵養水源、防風固沙、保持水土、調節氣候和生態平衡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是自然界最重要的物質和能量交換樞紐。森林是水的守護神。河流上遊良好的植被就像壹個巨大的水庫，可以調節河流徑流，減少洪峰。據研究，森林對洪峰的最大削減量可達50%，林地在壹次連續降雨中可積累70-270 mm降水。砍伐森林意味著破壞生態平衡和水土流失，後果是災害頻發。
河流的水文條件已經惡化。破壞森林，就會破壞水源涵養條件，必然導致河流水文條件惡化，水源銳減，泥沙增加，水位快速升降，河流頻繁遷移。比如永定河，漢魏時期因水質清澈見底，被稱為“清泉河”。從其自身明確的文字記載到公元936年的兩三千年間，鮮有洪水改道的記載。相反，它不僅帶來了壹個又壹個灌溉的好處，也給人們帶來了航運的便利。遼金時期，由於上遊大面積的森林遭到破壞，森林的破壞速度超過了其自然再生能力，地表原有的枯枝落葉層和完全分解的腐殖質層被沖走，“清泉河”中的水逐漸變黑。“呼黑為魯”，盧溝河因此得名。隨著太行山森林的破壞和水土流失的加劇，河水變得渾濁，攜帶了大量的泥沙。元代改稱渾河，又稱小黃河。元代修建大都城，加劇了太行山森林的破壞，渾河改道泛濫更加頻繁，河床變化不規則，故改名為“無定河”。康熙年間，在盧溝橋下的河上修建了壹座大壩。康熙皇帝將無定河命名為“永定河”，希望桀驁不馴的無定河從此安定下來。但由於森林破壞，水土流失加劇，幾年後河床因淤積變得越來越淺，洪水漫過新建的河堤，導致決口溢出，河流遷徙飄忽不定。遼代94年永定河泛濫壹次，晉代22年，元代約7年，明代約13年，清代3.5年壹次。從1912-1939，永定河盧溝橋以下河道溢出14次，其中兩次洪水湧入北京[24]。近幾百年來，為了治理永定河，花費了無數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但壹直沒有掌握地表水循環的調節和分配機制，結果效果不佳。新中國成立後，永定河中遊修建了官廳水庫，對調節洪峰流量和補充灌溉用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基本上使下遊地區擺脫了洪水的威脅。但由於流域宜林荒山綠化工作滯後，永定河大部分地區水土流失依然嚴重，導致新建水庫有淤積危險。從1965開始，永定河不斷斷流，已經面目全非。海河流域其他河流的水文條件也嚴重惡化。上世紀50年代，南運河、衛運河、子牙河、大清河、薊運河等河流常年有水，是黃金航運水道，通航裏程達3500公裏。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海河流域中下遊的河流失去了活水，相繼幹涸。4000多公裏的平原河流基本變成了季節性河流。
洪水和幹旱經常發生。明清時期森林遭到破壞後，海河流域的“森林水庫”消失了，失去了儲存雨水和調節流量的功能，加重了洪水。明代以前，海河流域上遊山區林木茂密，洪水少，災害輕。明代中期以後，由於山林破壞日益嚴重，山林中枯枝落葉組成的海綿狀蓄水層消失，海河流域洪水逐漸增多。據統計，唐五代每8.8年發生壹次，宋遼金每4年發生壹次，元朝壹次，明朝壹次，清朝壹次，民國壹次。唐宋時期水災最多波及24個縣，元明時期增加到四五十個或六七十個縣，到清代和民國時期擴大到八九十個甚至壹百多個縣[25]。統計表明，隨著山林破壞的日益嚴重，海河流域洪水發生的頻率越來越高，範圍越來越廣，危害程度越來越嚴重。
海河流域生態環境被破壞後，氣候和下墊面條件發生變化，空氣濕度降低，降雨條件減少，導致幹旱加劇。西晉至元代1103年間，河北共發生71次旱災，平均每百年發生6.4次。今後，隨著森林破壞的日益嚴重，幹旱也在增加。明代25次，清代41次，民國51.4次[26](p3)。這說明幹旱的頻率與森林植被破壞程度成正比，森林植被破壞越嚴重，幹旱的頻率越大。
沈積和淤積。歷史上，湖泊、湖泊、河流、溝壑、惡湖、池塘遍布海河流域平原。明朝中葉以後，隨著太行山毀林造成的水土流失加劇，幾乎所有的湖泊都沈積為平地。如今天的白洋澱、文安窪壹帶，《水鏡註》中明確記載的湖泊有大窩湖、小窩湖、範陽皮湖、狐貍湖、大浦湖、陽澄湖、小泥湖、大泥湖等。北宋初年，為了防止契丹騎兵南下，宋朝利用白洋澱、文安窪周邊地勢低窪、河渠密布的優勢，煞費苦心地構築了壹道“池塘”防線。沈括在《孟茜碧潭》中記載其規模:“沈園長在子洲西北，古泥海口在滄州東，數百裏，知其窮，而寬者六十裏，至今倚籬。”當時，羅棠地區分布著30多個湖泊。後來，由於黃河三次北伐的決定，它流經中原奪取了禦水河，侵占了羅棠。六十余年，“渾水過之，為平地”[27](卷九十二《河渠》)。再加上引入池塘的“章水、須陀、濯水、桑幹”，自然帶來了大量的泥沙。因此，自宋徽宗以來，這個池塘已經“幹涸”。但到了明代中期，由於永定河南遷帶來的大量泥沙，北宋界河已經淤塞，附近的地表徑流匯聚到界河南側的塘湖地區，形成了許多具有壹定規模的新湖。比如橫跨任丘、新安、萊文三縣的白洋澱，壹周60回；霸州高橋湖每周達400裏；武清縣南部的三角湖，每周回流200多裏；任丘縣的五官湖也是多溪而歸，其東與武清縣的三角湖相連。嘉靖年間，雄縣境內共有29個湖泊，其中最大的是貓兒灣，分布到直沽壹百多裏。這些在明代平原中部的湖泊被稱為東西湖。東電”延伸霸州、文安、大城、武清、東安、靜海邊界，東西長壹百六十余裏，南北二三十裏，六七裏六十七裏，是七十二清河交匯之地。永定河來自西北，子牙河來自西南。”[28]“西電地跨雄縣、新縣之境，既寬又深，西北山之水皆匯。”[29](卷二《直隸河事》)清康熙以來，由於引入含有大量泥沙的永定河，東電湖群相繼淤塞，“變桑田”[29](卷二《治河預測》)。以三角湖為例，三角湖是東電湖的主要蓄水湖。嘉慶《大清統誌》中說“古之時，三角湖最大，但在西固之上，故諸水必在此，今漸淤漸小”[30](《順天府》)。到了清末，三角湖已經“淤成平地”。其余的湖泊也“大部分淤塞”或只剩下淺瀨，或化為桑田”[29](卷二《文安河堤事》)。近幾十年來，東電湖群已淤入文安窪。
西湖也變得越來越淺。白洋澱是西電系統中最著名的。境內有、湯、清水、府、曹、瀑、平等河流，俗稱“九江之下梢”。由於森林破壞和水土流失的加劇，白洋澱在弘治時期淤積嚴重。到了清代，江河入湖，水寬而緩，泥沙下沈，尾淤頻繁[31](方)。整個白洋澱的淤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在20世紀50年代上遊修建水庫之前，唐河和朱龍河的年輸沙量達到370萬立方米[32](P21)。據1981年水利部海河委員會調查，清順治元年至光緒七年(1650-1881)，因泥沙淤積，湖區面積減少9/10。就白洋澱的沈積速度而言，雖然之前的速度無法估算，但從1924到1966 (P77)的42年間，白洋澱的總體積減少了32.25億立方米[33]。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白洋澱已幹涸7次，最長幹涸時間為連續5年1984-1988。
在海河平原南部，先秦、漢唐時期以陸澤為代表的大部分湖泊湖泊也淤塞消失。作為“地球之腎”的湖泊已經淤塞，湖水幹涸，湖區面積不斷縮小，使其調節氣候、儲存洪水、凈化水體、提供野生動物棲息地和作為生物基因庫的功能大打折扣。
綜上所述，明清以來，由於北京地區的建築、燒炭、冶煉、戰爭破壞和亂砍濫伐，海河流域山區的森林資源遭到毀滅性破壞，產生了壹系列環境問題，特別是水土流失加劇，河流水文條件惡化，水旱災害頻繁，平原湖泊、泥沙變平或萎縮。這是大自然對森林砍伐和環境破壞的無情懲罰。森林作為陸地上最大、最復雜的生態系統，對區域環境有著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因此，在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環境的發展要適度，人與環境的關系要協調。如果不註意保護珍貴的森林資源，就會破壞區域生態平衡，導致嚴重的生態問題。這是明清以來亂砍濫伐留下的歷史教訓。[參考文獻]
[1]陳子龍，等石聞卞[C].北京:中華書局，1962。
[2]張剛。河北通史:明朝卷[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3]張軒。西園新聞記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顧祖禹。讀史記[M]。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印本。
[5]姜異魁。長安客家[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6]明宣宗實錄[Z]。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7]傅偉麗。舒鳴[M]。北京:中華書局，1985。
[8]《明英宗實錄》[Z]。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印本。
[9]徐普。明慧殿[M]。臺灣省:文遠格斯Ku全書影印本(出版日期不詳)。
[10]清代梁山實錄[M]。民國二十二年(1933)刻。
[11]清代文學通考[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12]張剛。明代益州柴場及其對森林的破壞[J].河北學術期刊，1985 (3)。
[13]河北省林業誌[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14][光緒]唐縣誌[M]。清光緒四年(1878)出版。
[15]顏如玉。三省概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6]譚倩。郭確[M]。北京:中華書局，1958。
[17][乾隆]熱河實錄[M]。清乾隆四十六年(171)刻制。
[18]明神宗的壹個記錄[Z]。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印制。
[19]明武宗記錄[Z]。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印制。
[20]《明·穆宗錄》[Z]。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對印刷版。
[21]獲鹿縣誌[M]。清光緒七年(1881)出版。
[22][中華民國]林縣誌[M]。民國21年(1932)石印本。
[23]翟王。太行山森林與生態簡史[M]。太原:山西大學出版社，1994。
[24]余希賢。永定河的森林破壞與變遷[n]。光明日報，1982-04-02。
[25]劉洪生。唐宋以來海河流域洪水頻發的原因分析[J].河北大學學報，2002 (1)。
[26]河北省水利廳。河北省水旱災害[M]。北京: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1998。
[27]脫脫等.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7。
[28]陳毅。李智何屈直[M]。臺灣省:文遠葛斯Ku全書影印本。
[29]陳毅。陳文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5。
[30]清朝統壹實錄[M]。臺灣省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1986。
[31]文安縣誌[M]。雕刻在11年(1922)。
任丘水利誌[M]。北京: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1993。
保定水利[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