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壹世紀是中國的世紀。
中國到2018年才會好起來。
二十壹世紀二十年代是中國進入全面小康的時代。
我們要為它準備。
中國人現在最需要的，是民族魂，是全中華民族的統壹思想，是13億中國人都能接受的、切實可行的口號。
我們是未來的主人。
我們要在未來的大蛋糕上切壹塊。
這是我們學習的緣由。
但我們在學習中，有很多誤區。
第壹個誤區，我們要向西方學習。
對中國人最適合的是中國文化。
西方文化適合西方人，我們是學不來的。
歷史上所有沖突都是文明的沖突。
歷史證明，我們如饑似渴地向西方學習，虔誠地拜他們為師，但結果永遠是先生侵略學生，永遠是先生欺負學生。
西方文化自顧不暇，更無從救中國。
只有中國文化才能救中國。只有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近壹百年來，中華民族的所有成功，都是中國文化的勝利。
最民族的也就是最國際的。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我們需要了解西方文化，這是文明沖突的需要。
第二個誤區，民族復興就是讀經、穿漢服、恢復禮教、彈古箏箜篌，……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文化的復興。復興不是復舊，復興不是復辟。
中國文化是世界上現存的的最古老的文化。
現存的、活生生的、而又最古老的，就是最有生命力的。
中國文化是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沈積。炎黃子孫片刻都不能離開。
第三個誤區，三皇五帝是個人。
先秦古籍不是如是說。
說到華夏祖先，公認盤古開天地和三皇五帝。 許多人認為三皇五帝是八個領袖人物，其實我們的歷史不是這樣講的。
根據《莊子》、《綱鑒易知錄》的說法，有巢氏、燧人氏、知生氏為三皇。《太平廣記·老子》則稱天、地、人為上三皇，而有巢、燧人、知生為下三皇。既然叫“氏”，就不是人名，而是氏族名。三皇就是有巢解決住、燧人解決吃、知生開始生產的三個歷史時代。
五帝也不是五個人，而是以五行為代表的周期：伏羲（木）、神農（火）、黃帝（土）、少昊（hào，音浩）（金）、顓頊（zhüanxü，音磚須）（水）；嚳（kù，音酷，嚳是其繁體）（木）、堯（火）、舜（土）、禹（金）、啟。其中對中國文化進程影響比較大的，是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這是壹個由口耳相傳到有文字紀年的過程。
伏羲氏進行畜牧、神農氏確立農業。伏羲、神農，沒有氏的時候是人，冠以氏則應視為壹個長達壹個歷史時期的占統治地位的氏族。
伏羲又叫庖羲，可見從物質上講，伏羲文化的特點仍是廚房文化，是建立在新興的畜牧業基礎上時代的廚房文化。伏羲畫卦結字，表明我們的先民在有物質生產的同時，也就有了精神的生產。
《綱鑒易知錄》說神農“傳八世”。提拔黃帝的和被黃帝替代的，是兩個不同的“神農”。
黃帝之後，就不再冠以氏，也就是說，不再是氏族，而是個人了。
到了唐堯，我們就有連續的甲子紀年的記錄了。《綱鑒易知錄》認為，“甲辰，唐帝堯元載”。我們用甲子紀年推算上去，這個甲辰是公元前2357年。從天象記載推算，唐堯據今4500年。這個甲辰推算大致是不錯的。
第四個誤區，諸子百家只能爭鳴不能兼容。
《漢書》不是如是說。
《莊子·天下》雖有“百家之學”之說，但“百”並非實際數目，不過是形容家數之多而已。
諸子百家，到漢代才有明確定義。 《漢書·藝文誌》認為，並非百家，“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十家即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家。究其實，諸子十家都是國家各部門管理經驗的總結。
《漢書·藝文誌》說，“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攘，《易》之嗛嗛，壹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指出道家純系歷史史實的記錄，是“君人南面之術”。這裏的“南面之術”就是我們今天講的管理學。而“君人”即可作動詞翻譯為“行政”，也可作名詞翻譯成“最高領導”。因此道家學說就是最高領導的管理之道。《漢書·藝文誌》道家名下，有黃帝、伊尹、辛甲、太公、老子、鬻子、文子、關尹子、莊子、列子、孫子、田子、鶚冠子等。
道家之外的其余諸家則是各管理部門的經驗總結，不是個人閉門造車苦思冥想出來的，而是政府各部門的管理之道。《漢書·藝文誌》認為，以孔、孟、董仲舒為代表的儒家，“出於司徒之官，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陽陽明教化”；以商鞅、韓非為代表的法家，“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名家，出於禮官，根據名位不同，確立禮數；墨家，出於清廟之守，主持宗祀，選士上賢，處理民事，推行兼愛，不別親疏；縱橫家，出於行人之官，“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陰陽家，出於羲和之官，研究天文、律歷、地理，術數、讖緯、象數、占驗、蔔筮，“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農家，“出於農稷之官，播百谷，勸耕桑，以足衣食”；《伊尹說》、《天乙》、《黃帝說》、《封禪方說》、《百家》為代表的小說家，出於稗官，記載“街談巷語、道聽途說”；《鶚冠子》、《淮南子》、《呂氏春秋》等雜家，“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總之，諸家都是國家各部門管理經驗的總結，無非都是“南面之術”（即管理之術）的實際應用。由於道家出於史官，需要記載全國乃至各部門的活動，所以也可以說諸子不過是各部門“史官”對本部門的史實記載與歸納總結，因此諸子也可以說都由道家蛻化而來，實為道家之別派。
當然，從藝文而言，除了易、書、詩、樂、禮、春秋六藝，以及上述九家管理之道，還有詩賦、兵家、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數術、經方（中醫）、房中、神仙、方技等，但後者壹般認為是術。《漢書·藝文誌》認為，詩賦，“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雲”；“兵家（包括兵權謀，兵形勢，陰陽，兵技巧）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兇之象，聖王所以參政”；“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五行者，五常之形氣”；“蓍龜者，聖人之所用”；“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征”；“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兇”；“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蔔之職也”；“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為之節文”；“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遊求於其外者也。聊以蕩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為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壹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晻昧”。
對於諸子，司馬遷獨贊道家，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說，“《易大傳》：天下壹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君臣父子之禮，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壹，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摘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直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