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2期《歷史教學》發表了張宏偉、蔡中堅老師所寫的《鴉片戰爭也應有“維護商業”性質》壹文，引起眾多人士的關註，專家學者、普通歷史老師都參與到爭鳴之中，至今也沒有平息。拜讀了各位學者、老師的大作之後，受益非淺。我把我對此問題的看法和認識記錄在後，與各位磋商，請批評和指教！
壹、爭鳴的起因
高中歷史教材《中國近現代史》上冊《鴉片戰爭》壹課的後面附有壹道課後討論題：西方學者說鴉片戰爭是“維護商業”的戰爭，對不對？為什麽？教材編輯設計這道題的用意很明顯，是想老師在教學中正確引導學生去分析和認識鴉片戰爭的性質。但仔細分析這道題，它應該是壹道開放性試題，理由如下：此題既沒有交代清楚“西方學者”是誰和他說這句話的上下文，又沒有講清是誰在“維護商業”的戰爭。我們知道與現在的“西方學者”早已不是貶義詞，至少是壹個中性詞。“維護商業”前可以加西方的任何國家。如果要得出馬執斌先生的唯壹正確結論的話，“西方學者”應改成“西方殖民者”或“所謂西方學者”為好。我以為將這道課後練習題界定為開放題是最合適不過的，它既可以引導學生從不同角度去思考，有利於培養學生分析問題和求異思維的能力，它又符合新課改的要求。既然是壹道開放性試題，我們為什麽要去追求答案的唯壹性呢？
二、鴉片戰爭具有三重性質
我的觀點是鴉片戰爭具有三重性質。
聶幼犁先生在《從“鴉片戰爭可否稱為商業戰爭”看中學歷史學科研究性學習》壹文中說：“馬先生說鴉片戰爭是英國發動的侵華戰爭，揭示的是這場戰爭的政治屬性；張宏偉、蔡中堅老師說鴉片戰爭也有英國維護其商業的性質，揭示的是這場戰爭的經濟屬性。這是兩個既不矛盾、也不排斥的具有互補關系的判斷，***同揭示了鴉片戰爭的不同屬性。”在聶幼犁先生這個結論的基礎上我再補充壹個屬性：鴉片戰爭還具有客觀上的進步性。
(壹)、根本屬性：英國發動的侵華戰爭
（1）從戰爭爆發的背景來看，工業革命後的英國成為頭號資本主義強國，急需海外資金、原料和市場，為打開中國大門絞盡腦汁，1825年英國爆發了嚴重的經濟危機，資產階級更是急於開拓海外市場，竭力慫恿政府采取強硬的對華政策，英國的炮艦和走私船出沒在中國東南海域，進行騷擾和侵略。但早期中英貿易對英國不利，於是英國商人想到了對他們最有利的特殊商品——鴉片，把它作為掠奪中國財富，打開中國大門的“敲門磚”，從掌握的資料可說明，19世紀30年代英國在華的最大利益就是鴉片走私的利益。鴉片戰爭是英國蓄謀已久的侵華政策的繼續，即使沒有林則徐的禁煙，英國也必然會尋找別的借口發動侵華戰爭，正如馬克思所說鴉片戰爭是“旨在維護鴉片貿易而發動和進行的對華戰爭”。
（2）從戰爭的結果來看，《南京條約》是在炮口的威逼下訂立的，是戰勝者意誌用條約形式的體現。在這個條約下，中國的領土、領海、司法、關稅、貿易等主權遭到嚴重破壞；中國成為西方列強的商品市場和原料產地。鴉片戰爭後“短短幾年間，英國輸華商品比戰前增加了三點五倍，其中棉紡織品占總值的70%以上，增加了4倍多”(教材)。中國由壹個獨立自主的封建國家開始淪為壹個半殖民半封建的國家。鴉片戰爭是英國為掠奪中國而發動的侵略戰爭。
(二)、經濟屬性：具有商業戰爭的性質
鴉片戰爭為什麽會爆發，是多種因素促成的。從西方資本主義擴張的歷史來看，鴉片戰爭是工業資本主義時期西方殖民國家向亞洲發動新進攻的重大步驟，是全球殖民體系形成過程中極為重要的壹環。馬克思在論述“火與劍”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主要過程之後說：“接踵而來的是歐洲各國以地球為戰場而進行的商業戰爭。這場戰爭以尼德蘭脫離西班牙開始，在英國的反雅各賓戰爭中具有巨大的規模，並且在對中國的鴉片戰爭中繼續進行下去，等等”。維護對華鴉片貿易利益的直接現實需要和為英國制成品打開中國市場的強烈願望相結合，是英國對華發動第壹次鴉片戰爭的根本原因。這也是當時資本主義對外擴張的真實寫照。
1820年輸入中國的鴉片為5959箱，1835—1836年為30202箱，1838—1839年達40200箱。從1828年到1836年，從中國流出了三千八百萬元的白銀。1830年，東印度公司稱，每年至少有四百萬英鎊從印度運回本國。印度的這筆盈余的大部分變成鴉片在廣州賣掉，然後購買茶葉運到國內，這又為英國政府增加了三百三十萬英鎊的關稅。由於鴉片貿易至1839年的巨額增長，事態在紛擾和令人不安的狀況下發展著，那壹年的3月，呈現出更加嚴峻的局面。是年歲暮，帝國的欽差大臣頒發布告禁止壹切英國貨進口廣州；但經義律上校（即第四任英國駐華商務監督查理·義律）辯訴，中國欽差大臣允許英國（人）在虎門以外進行貿易。然而……這導致事態擴大為爭端。（李丹陽（譯註）：《英國外交部檔案中壹件鴉片戰爭起因全譯》，《歷史檔案》1997年第4期。）顯然這場戰爭的根源為貿易，並且直接因素都與商業相關聯。在當時中、英、印三角貿易中，鴉片貿易給鴉片販子、英國和印度政府帶來滾滾財源，但自由貿易的聲浪在英國呼聲極高，1834年英國廢除東印度公司的對華貿易壟斷權，更是集中反映了英國制造商“自由貿易”的要求。說這場戰爭為商業戰爭也未嘗不可。從這個意義上說，將這次戰爭概括為商業貿易戰爭是可以的。
從戰爭的結果來看，全面占領中國市場是英國發動第壹次鴉片戰爭的重要動因。誠然，《南京條約》確實包含中國向英國賠償煙價的規定，並且英國企圖鴉片貿易合法化。但從資料及我們的教材來看《南京條約》，英國對華的自由貿易的要求是主要的——五口通商，協定關稅等。鴉片戰爭後“短短幾年間，英國輸華商品比戰前增加了三點五倍，其中棉紡織品占總值的70%以上，增加了4倍多”(教材)。由此可以看出，英國借“鴉片”之名而發動戰爭，其根本目的是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尋找原料產地和商品市場。這場戰爭的影響也早已超出了“鴉片戰爭”本身。因此我認為這場戰爭具有商業戰爭的性質，但它也絲毫沒有掩蓋這場戰爭中英國的侵略性，二者之間不具備肯定B就否定A的這種關系。
馬士在《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說：“當中國人實行壹種激烈的禁煙運動而使危機加劇的時候，戰爭果然就來到了，可是它並不是為了維護鴉片貿易而進行的鬥爭，它不過是壹個維持了二十年，並且要決定東方和西方之間應有的國際和商務關系的鬥爭的開端。”馬士的認識，既是他主觀意誌的表述，也是當時資本主義發展的客觀現實的反映。
不過，我們應當看到，這個商業貿易戰爭包括強行推銷鴉片和英國機器制成品的雙重目標，前者是傷天害理的販毒罪行，後者雖說是為了通商，但英國政府為了實現上述雙重目標，采取了完全無視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炮艦政策，悍然發動戰爭，到中國來攻城掠地，燒殺淫掠，強占中國領土，逼簽不平等條約。因此，英國發動第壹次鴉片戰爭的動因雖有兩重性，這絲毫也不能構成替這次戰爭骯臟侵略性和不義性進行辯護的理由。（劉存寬：《試論英國發動第壹次鴉片戰爭的雙重動因》，《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
(三)、鴉片戰爭具有客觀上的進步性
“鴉片戰爭具有客觀上的進步性”這個命題，有的人是不愛聽的，但是這是事實。在現行教材中就能找到充足的論據。
《中國近代現代史》上冊第壹章引言部分第壹小節就說：“從17世紀開始，西方主要國家相繼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卻依然在封建主義道路上緩慢發展。”第壹節第壹目“鴉片戰爭前夕的中國和世界”中指出：“鴉片戰爭前夕，清朝統治下的中國，已經處於封建社會的晚期，危機四伏。”“從乾隆後期開始，清朝政治的腐敗日益暴露。”“正當清朝衰落之時，歐美資本主義國家迅速崛起。……”。“可是，清王朝依舊做著‘天朝上國’的迷夢。皇帝和多數大臣閉目塞聽，愚昧無知。”這些敘述表明教材編者的意圖是引導我們去認識鴉片戰爭爆發的必然性，但我們也能夠看到鴉片戰爭具有客觀實在的反封建的進步性。
教材在講“鴉片戰爭的影響”時寫了以下壹段話：“鴉片戰爭以後，通過不平等條約，中國的領土、領海、司法、關稅、貿易等主權，開始遭到嚴重的破壞”，“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從此進入了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鴉片戰爭是中國歷史的轉折點，是中國近代史是開端。”與封建社會相比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畢竟帶來了中國社會的某些進步。因此，鴉片戰爭在推動和促進中國近代化的進程上，客觀上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教材在講“鴉片戰爭”的影響時還寫了這樣壹段話：“鴉片戰爭以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利用侵略特權，瘋狂地想中國傾銷商品和掠奪原料，逐漸把中國市場卷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中國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逐步解體。”教材第二章第三節“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中寫了以下壹段話：“鴉片戰爭後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壹方面摧殘了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截斷了中國資本主義獨立發展的道路；另壹方面分解著中國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擴大了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某些客觀條件和可能。”鴉片戰爭以後，在與外國人打交道的過程中，產生了洋務派及其洋務運動，客觀上起到了壹定的抵制外國資本侵略的作用；“受外商企業的刺激”，催生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在19世紀40、50年代，中國無產階級先於民族資產階級的外商企業中誕生，其發展壯大，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奠定了階級基礎。應該說這些都是鴉片戰爭帶來的客觀進步性。
“鴉片戰爭驚醒了先進的中國人。他們睜眼看世界，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是促進“向西方學習”為核心的新思潮萌發的壹個十分重要的原因，顯示了中國在思想文化領域裏的進步，這種進步性是客觀實在的。
三、關於歷史事件稱謂的壹點看法
關於歷史概念的稱謂（符號）與概念本身的關系，聶幼犁先生用邏輯學和語義學作了深刻的令人信服的分析。在《從“鴉片戰爭可否稱為商業戰爭”看中學歷史學科研究性學習》壹文中聶先生說：壹個概念的稱謂（即語詞）與概念本身（即該名詞所代表的史實）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稱謂是概念的語言形式，概念是稱謂的具體內容。史學對壹個歷史概念用什麽稱謂大抵有兩種類型：有些是從不同的特征來命名的。這些不同的稱謂從不同的角度揭示了歷史概念的特征，反映或充實了史學的研究。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前者表明了戰爭的時間和範圍，後者彰顯了戰爭的性質。“文化大革命”和“十年動亂”，前者保持了這壹概念的原有名稱，後者概括了這壹概念的後果；但更多的是約定俗成的中性名詞，如“甲午戰爭”、“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七七事變”、“慕尼黑會議”、“馬歇爾計劃”等，分別是用國名、時間、地點或人物來命名的。誰能因為史學界和馬先生自己編的教材對這些是非“十分鮮明”的概念用了中性的稱謂而認為是“空殼立論”呢？關鍵還在於“空殼”所代表的概念的本身！
聶先生的分析，使筆者對鴉片戰爭的性質的認識更加深入。鴉片戰爭的政治屬性（英國發動的侵華戰爭）和經濟屬性（英國維護其商業），以及客觀上的進步性是互補的，三者辯證統壹於鴉片戰爭這壹概念之中，我們深刻分析其經濟屬性有益於更深的理解其政治屬性，當然這決不意味著我們為英殖民者開脫其罪責，他們帶來的客觀進步性永遠抵消不了他們道德上的缺陷給我們帶來的屈辱和災難，但如果我們將其經濟和政治屬性割裂開來，我們又怎麽能全面理解鴉片戰爭的性質呢？正如當時的馬克思所說：西方的原始積累“在對中國的鴉片戰爭等等中繼續發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