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廣東高新技術產業網
戰後日本的科技體制與教育模式具有非常適合於工業經濟時代的特征，對戰後日本成為工業經濟時代的“成功者”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進入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連年出現“零增長”（不到1％），1997年度甚至出現了石油危機以來未曾有過的負增長。出現這壹變化的根本原因在於，它作為舊時代———工業經濟時代的良好適應者，卻未能跟上已經到來的新時代———知識經濟時代的潮流。也許正是日本在工業經濟時代“太成功了”，它的那套科技體制與教育模式“太適應”工業經濟時代了，以至於新時代來臨時，壹時難以擺脫對舊體制舊模式的依戀。
1994年，日本政府提出“科學技術創造立國”的口號，強調日本要告別“模仿與改良的時代”，創造性地開發領先於世界的高技術。“科學技術創造立國”方針正是帶著對“避免成為知識經濟時代的落伍者”的強烈危機感，在新舊時代交替之際出臺的。它以新時代的視角重新審視了日本科技體制與教育模式的另壹個側面，這個側面在工業經濟時代雖然時而也被提起，但人們總是不怎麽拿它當回事。
相比而言，日本的科研支出太少，在全國科研經費中所占比重只有21％，遠低於美、德、法的36％、37％、46％。研究人員的研究條件不如歐美：人均研究費只及美歐的2／3多壹點，若以購買力平價計算，這個差距就更大；每位研究者的研究輔助人員只有0．13人（相當於8名研究者***用1名），而在歐洲主要國家每位研究者均配有1名以上研究輔助人員；國立研究所超過耐用年數的設備占全部設備的82％。在創造新科學知識方面所作的國際貢獻太少：整個科研中基礎研究的比重只有14．5％（按研究經費計算）；僅有5名科學家獲諾貝爾獎，其中兩名還是以其在國外的研究成果獲獎的，而美、英、德國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分別為175名、66名、61名。在應用研究方面真正比美國占優勢的僅是生產、機械領域，其他如生命科學、物質材料、信息電子、海洋與地球科學、能源技術等均不如美國。1997年底，日本因特網用戶僅占全世界的8％，遠低於美國的54％。高層次人才不足，1991年取得理科博士學位的只有600人，不及美國9700人的壹個零頭，在產業界工作的博士學位獲得者只有7000人，只及美國14萬人的5％。
針對上述問題，“科學技術創造立國”方針特別強調了要努力充實作為“全人類的寶貴資產”的科學技術知識；大力發揮研究人員的創造性；力求達到基礎研究、應用研究、開發研究的均衡發展；積極推進產業、政府研究機構及大學的密切合作；切實加強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相互結合。
日本“科學技術創造立國”方針得到了法制手段的有力支持。1995年制定了“科學技術基本法”，1996年又制定了“將1996年—2000年的科學技術政策具體化”的“科學技術基本計劃”。這項計劃規定把預算總額增加到17萬億日元（約1600多億美元）。與此同時，日本政府提出了培養未來科技人才的方針，預計到2000年，日本科研人員將達到84．5萬人，平均每萬人中擁有65人，高於屆時美國的45人。除了確保、培養人才外，日本政府還決心為人才提供良好的研究條件，諸如為人才提供更多的發揮才能與參加交流的機會；加強研究設施建設與研究後勤保障；為每位研究者配備具有通信功能的計算機，並將國內主幹網絡的通信速度提高到與美國同等的水平；為每位研究者配備1名研究輔助人員（第壹步先達到0．5名）；開展“萬名博士後支援計劃”；振興有關科學技術的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等等。在改善科研者的研究條件與待遇的同時，也采取各種措施將競爭機制引入科研工作之中，以更好地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