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分為四個部分，包括立命之論、變法之法、積善之法和謙抑之效。
第壹篇《天命之學》，是整篇文章的基礎。其基本觀點源於孟子，融合了儒、道、釋。孟子說，修身養性，安身立命是壹回事，不管活多久。只是盡壹個人的本分，坦然面對壹切情況和遭遇去等待命運。“長命百歲非必由之路”和“為天命而矯其身”。命運雖不可違，但自身修養不可或缺，這就是人生。
在書中，袁了凡告訴自己，他早年喪父，拋棄儒學，結識了壹位易學大師，計算了自己的財富和名聲，這些都在他的晚年得到了應驗。但據師傅說，他只能活到53歲，膝下無子。袁了凡如此相信大師的占蔔，以至於他沒有取得進展。我覺得反正壹切都是命中註定的，不需要努力。直到有壹天，他遇到了雲谷禪師。雖然這位禪師是個和尚，但他啟蒙袁了凡的思想來自儒家思想。他說，“我創造自己的生活，我追求自己的幸福。詩書明明教我。”其實壹個人的命運是自己定的，壹定要尋求自己的幸福。佛教經典說，“求富貴，求男女，求男女，求長壽”，要什麽就給什麽。六祖慧能曰:“福田萬物以方寸為單位”。
袁了凡很困惑，認為既然命運已定，道德知識可能仍然存在，財富也可能存在？更何況，易學大師給我的計算都管用。禪師告訴他:“凡人不能成聖，只是糾結於妄想。”“人不可大意，但受陰陽束縛，便有無數平安？但只有凡人才算，極其優秀的人也阻止不了他算。窮兇極惡的人數也阻止不了他，《易經》說。“天若作孽，猶可違。自己做就活不下去。”“有好人家，必有玉”，也就是說，緣分不是不可侵犯、不可改變的。“易是君子之計，趨吉避兇就好。如果說緣分是不變的，怎麽去追求呢？為什麽可以避免？”緣分也是培養出來的，不是無緣無故的。
如何謀生？當妳想要無憂無慮、不動的時候，這裏的想指的是妄想、執念、貪婪。當妳處於欠考慮的狀態時，妳不僅會英年早逝，還會後悔。溝通不暢，吉兇禍福都是壹回事，這樣才能維持生計。然後做好事積德，給他記錄表格，開展掛圖工作。之後，袁了凡帶著妻子回家，按照禪師的要求做好事，如扶貧濟困、布施捐款、捐稅減稅，三千功德，壹萬功德。日復壹日，他漸漸發現自己的命運發生了改變，53歲的他並沒有死。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他已經69歲了，有了自己的兒子。他想起了史書上的壹句話“天難塌，命長”。命運不可預知，但人的壹生不是壹成不變的。
袁了凡認為雲谷禪師傳授的立命之道是最精密、最深刻、最真實、最正確的真理，因為它融合了儒、釋、道三家的人生智慧。他不僅以此修身養性，還殷切希望後輩認真學習，用心去做，不要浪費大好時光。將生活方式融入家庭教育，傳承下去。
《離範四紀》的立命之道，闡明了“我”的精神，融合了以儒家為主的道釋，打破了宿命論，使人相信人是可以通過修養來改變命運的。
在此基礎上，作者提出了“改造之法”和“積善之法”，這是生活方式的具體實踐方式和方法論。“改革”壹章指出，謀生之道必須先改革，才能真正做好事。我們從“恥、懼、勇”三個方面提出了改革的方法，進而提出了“自上而下的改革，自下而上的改革”三個不同的層面，而只有“自下而上的改革”才是根本，提出了“十七、二十七、二十七”這壹章的內容，對我們的工作、生活都有很好的指導意義，不禁想到曾子關於“三省日省”的觀點 這是壹種可貴的精神，謹慎獨立，敢於面對自己的內心，向內切割刀片，節約和改革，進行改革。 “我每天都知道對與錯，我每天都在改變。”
“行善”壹章在列舉了十個行善事例後上升到壹個理性的層面，從真與假、端陰陽、對與錯、偏、半滿、大小、難易等角度分析了“善”的真諦，進而提出了十種主要的行善方式:壹是善待他人；第二，愛和尊重是有意的；三、成人之美；第四，勸人向善；第五，拯救生命至關重要；第六，建設意大利；第七，為了幸福放棄財富；第八，護法；第九，尊重老師；第十，珍愛生命。對於每壹項，他都給出了詳細的例子。“謙”壹章強調“謙”的功效，本質上是“改”和“行”的鞏固和保障。它的向導的話:“生命的創造者是天，生命的創造者是我；行善積德，為何不能加持？“可以說是整本書的總結。造化權雖在天，造化權猶在我；人只要肯盡力行善積德，有什麽福報得不到的？
還提到了壹個很現實很有趣的問題。根據佛教的善惡因果報應理論，為什麽有的人好，子女不幸福，有的人壞，家財萬貫？解釋就是我們的善惡標準有時候是主觀的，是以是否對我有利來判斷的。比如，大多數人認為謹慎的人是好的，而聖人更喜歡“傲慢”的人。“天地之惡，鬼神之善，都是與聖人的是非，與世俗無關。”還舉了壹個例子。子貢贖人不領賞，孔子持否定態度，認為自己的行為會影響後代。然而，魯茲水接受了救人的獎勵，孔子肯定了這壹點，因為它對其他人有鼓勵作用。丞相盧淵縱容酒鬼侮辱他，結果酒鬼後來犯了死罪，小惡害了他。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好人其實不是好人。“是知人善，不顧時勢，而談流弊；不管壹時，而是長久；不論全身，關乎天下。”
儒家對命運持肯定態度。《論語》中的孔子顏淵說:“生死由命，富貴在天。”這句話應該從具體的語境中去理解，而不僅僅是斷章取義。這是孔子對其年輕弟子顏元不幸人生經歷的感嘆:壹個還在壯年，卻因生活的艱辛而早逝的人，以其才華和道德本應富足，卻窮其壹生。這是顏元的不幸，也是時代的不幸。這是壹種對社會現實的遺憾和不滿，但這只是當時悲憤的宣泄，所以不能下結論說孔子是宿命論，否則會動搖儒家入世的根基，也與孔子乃至後來儒家泰薩弟子的積極努力不符。儒家主張“修身、治國、平天下”，強調通過個人道德修養自律，進而參與國家治理。儒家並不否認命運的存在，但其“命”的含義遠遠超出了命運，而是各種客觀條件的集合。而且，面對命運不是被動的服從，而是積極的行動，經過自己的努力，接受最後的結果。這樣就避免了兩個極端，既不被動接受命運，也不執著於結果的成敗，在理想和現實之間尋求平衡。這也是“中庸”的邏輯起點。
但是，這本書也有局限性，就是太功利了。改變命運就是成就功名富貴兒女長壽等等，限制了修行的境界。因此，南懷瑾先生在《四紀新解》中也說:“其理雖未深究，但對社會心靈影響甚大，並以倫理為輔。”石楠的評論比較中肯，既說明了它的局限性，又談到了它對社會人心和倫理道德的巨大影響，所以這本書仍有其不可忽視的社會啟蒙意義和人生指導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