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優良傳統?(論文)

弘揚愛國為民誠信精神“八榮八恥”社會主義榮辱觀，吸收了中華民族傳統道德文化的精華，闡明了社會主義榮辱觀的基本精神，反映了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公德要求。它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新概括和新闡發，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 “八榮八恥”社會主義榮辱觀，明確了現階段我國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的總體目標，細化了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具體任務，為新世紀新階段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提供了實踐路徑。“八榮八恥”的前四條是對社會主義價值原則的集中概括，後四條則突出體現為市場經濟的公德要求。在這裏，我選取其中幾條，並結合現代出版家的言行，談談如何貫徹社會主義榮辱觀，弘揚愛國為民誠信的出版精神。 壹 居“八榮八恥”之首的是“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這壹原則，體現的是壹個中國公民應有的國家意識和民族觀念。對於出版人來說，這樣壹種榮辱觀在不同的時代有著不同的具體體現。但落實到出版工作中，都要求始終以國家利益、民族大局為重，為祖國、民族的振興和強盛努力奮鬥。 商務印書館的元老張元濟在20世紀初投身出版，與夏瑞芳相約“以扶助教育為己任”，意在弘揚文化，開啟民智，振興中華。當祖國處於危難之時，他更是奮然而起，以筆代槍，編著了《中華民族的人格》壹書。此書用文言文和白話文對照排印，於1938年出版。在這本書裏，他從古代史書中選錄了我國歷史上14位民族英雄的事跡。他在《編書的本意》中說：“我現在舉出這十幾位，並不是什麽演義彈詞裏點出來的，都是出現在最有名的、人人必讀的書本裏。他們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舉動也不同，但是都能夠表現出壹種至高無上的人格”；“這些人都生活在兩千多年前，可見我中華民族本來的人格，是很高尚的。只要謹守著我們先民的榜樣，保全著我們固有的精神，我中華民族，不怕沒有復興的壹日！”在中華民族危在旦夕的緊要關頭，張元濟編著這本通俗讀物，既表達了他的愛國心聲，也激勵了廣大人民的民族自信心，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日本發動侵略上海的“壹·二八”事變後，商務印書館遭受巨大的損失，總廠和所屬東方圖書館幾乎被夷為平地。在這國難當頭、企業艱難的非常時刻，商務人喊出了“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鬥”的口號，在教材的版權頁上打出“國難後第壹版”字樣。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遭遇重創的商務印書館很快復業，並重振雄風，肩負起了喚醒民眾、扶助教育的愛國責任。 中華書局的創始人陸費逵有壹段名言：“我們希望國家社會進步，不能不希望教育進步；我們希望教育進步，不能不希望書業進步；我們書業雖然是較小的行業，但是與國家社會的關系卻比任何行業為大。”（《書業商會二十周年紀念冊序》）這正是陸費逵服務社會40年，其中服務出版業達38年之久的根本緣由。他特別重視教科書的編輯出版工作。這裏有商業的眼光，更有文化的考慮。他主張建立獨立自主的教科書出版機構，不依賴外國人。中華書局是靠教科書起家的。陸費逵在主政中華的數十年間，始終把教科書的編輯出版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使中華書局成為教科書最重要的出版基地之壹，為促進中國教育變革和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在《中華書局宣言書》中，他明確提出“教科書革命”的口號，並指出：“立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實在教科書。教育不革命，國基終無由鞏固；教科書不革命，教育目的終不能達到也。”在他看來，教育是立國之本，而教科書又是教育之本。他從“教科書—教育—立國”這壹宏觀思路出發，來考察教科書的重要性。 開明書店的創辦人章錫琛對當時不少書商粗制濫造、唯利是圖深惡痛絕。他對雜誌和書籍從內容到形式都力求高標準、高要求。在葉聖陶、夏尊、徐調孚等壹批優秀的編輯家的支持下，開明書店越辦越好。從1926年創辦到1953年並入中國青年出版社，開明從來沒有出過壹本壞書。開明人通過教育出版體現出可貴的人文精神和愛國主義情懷。 這樣壹種精神和情懷，在曾經擔任商務印書館編輯多年的鄭振鐸身上也有充分的體現。他在《壹九壹九年的中國出版界》壹文中，論及對1920年出版界的期望時這樣說：“我希望壹九二0年的中國出版界，能夠免了壹九壹九年的弊病，能夠保持他的盛況，更加壹些切實的研究。”“希望他們能夠去了投機牟利的心理，做真正的新文化運動；希望他們能夠多多出版些關於哲學科學的譯著；希望他們能夠把出版‘黑幕’、‘奇書’的紙張油墨，來印刷打破迷信，提倡人道的著作；希望他們不再費勞力來譯別人已經做過的工作，最後我更希望能夠有創造的著作出版。”這殷殷期望中，折射出的正是壹個有良知、有社會責任感的優秀編輯家、出版人的榮辱觀。 對於出版人來說，“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並非是空洞的口號；把它貫徹到編輯活動、出版工作中，內容豐富，意義重大。從出版工作者職業道德的角度來說，關鍵是要增強使命感和責任感，正確處理好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關系，反對唯利是圖、見利忘義。大力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自覺維護民族團結，牢固樹立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 二 “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的榮辱觀，在中國現代優秀出版家身上也有具體生動的體現。 鄒韜奮正是這樣壹個時時刻刻以人民利益為重，終身熱愛人民、服務讀者的新聞出版工作者。他從1926年開始在上海主編《生活》周刊起，畢生從事新聞出版工作。1932年創辦生活書店，並擔任上海各界救國會和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領導工作。抗戰爆發後，他又在重慶等地主編《抗戰》、《全民抗戰》等刊物。胡愈之曾經這樣評價道：“他不是什麽大作家，但是他的作品得到非常廣大的讀者；他不是政治家，而他有廣大的群眾擁護；他不是學者，可是他在中國大眾文化運動上有極重要的地位。” 鄒韜奮是壹個真正的人民出版家。他辦報刊、辦書店，壹直堅持“徹底的大眾立場”。因為這個立場，他始終堅持為讀者服務的原則不變，不斷變更著報刊的形式與內容以滿足讀者的需要。他以走進讀者的心靈為最大的快樂，努力縮短編者與讀者之間的距離。從編輯工作的角度來說，大眾、生活這四個字，正是“韜奮精神”的核心所在。他說，他自己“以極誠懇的極真摯的情感待他們，簡直隨他們的歌泣為歌泣，隨他們的喜怒為喜怒”。他對大眾是鞠躬盡瘁的。辦《生活》周刊時，他設置並獨立支撐與讀者溝通的“小言論”和“讀者信箱”，深受廣大讀者的喜愛。他認為自己的“思想和行動是要立在時代的最前線”，他的言論“無所私於任何個人，無所私於任何團體，不知敷衍，不知遷就”，始終保持獨立批評的立場。正因為這種立場，《生活》周刊成為當時“文化逆流中的壹大堡壘”，成為極受讀者推崇的刊物。《生活》的“讀者信箱”，還刊出了許多動人的故事，不單為讀者指點人生迷津，甚至幫助讀者找工作、尋房子、配藥方。這種進步立場和服務精神也體現在後來生活書店的出版原則上。他說，生活書店“壹向是站在前進的立場”，“但是所謂前進，並不是使自己跑開大眾很遠，把大眾遠遠地拋在後面，我們必須註意到最大多數的群眾在文化方面的實際需要，我們必須用盡方法幫助最大多數的群眾在文化方面的實際需要”。他去世後，毛澤東同誌曾經題詞說：“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就是鄒韜奮先生的精神，這就是他之所以感動人的地方。” 魯迅先生從事著譯和編輯出版工作，目的就是為了給人民大眾“輸送精神食糧”。這方面，他講得很清楚，做得很徹底。他常常自費出書，並說這“不是為個人”，只要“是為中國大眾工作的，倘我力所能及，我總希望……能夠略有幫助，這是我常常自己印書的原因”。與此同時，他還積極支持青年編書、出書，甚至犧牲大量時間幫助青年抄寫、編輯、校對稿件，甘當伯樂和人梯。許廣平在《魯迅先生怎樣對待寫作和編輯工作》中說：“他尊重讀者來稿，不但親自編，有時還給作者抄寫稿件，不但他自己抄，而且還要我幫著抄。”這樣的事，葉聖陶、巴金也是常做的。不僅如此，魯迅還對出版界的不良現象深惡痛絕。他曾尖銳指出，出版界存在的弊病，“就大體而言，根子在賣錢，所以上海的各式各樣的文豪，由於‘商定’，是‘久已夫，已非壹日矣’的了”。在商業廣告上自吹為“文豪”，開展廣告競爭，個個都是“文豪”。對於文學出版界這種賣錢騙人的怪現象，魯迅給予了有力的批判。 “八榮八恥”社會主義榮辱觀，吸收了中華民族傳統道德文化的精華，闡明了社會主義榮辱觀的基本精神，反映了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公德要求。它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新概括和新闡發，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 “八榮八恥”社會主義榮辱觀，明確了現階段我國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的總體目標，細化了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具體任務，為新世紀新階段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提供了實踐路徑。“八榮八恥”的前四條是對社會主義價值原則的集中概括，後四條則突出體現為市場經濟的公德要求。在這裏，我選取其中幾條，並結合現代出版家的言行，談談如何貫徹社會主義榮辱觀，弘揚愛國為民誠信的出版精神。 壹 居“八榮八恥”之首的是“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這壹原則，體現的是壹個中國公民應有的國家意識和民族觀念。對於出版人來說，這樣壹種榮辱觀在不同的時代有著不同的具體體現。但落實到出版工作中，都要求始終以國家利益、民族大局為重，為祖國、民族的振興和強盛努力奮鬥。 商務印書館的元老張元濟在20世紀初投身出版，與夏瑞芳相約“以扶助教育為己任”，意在弘揚文化，開啟民智，振興中華。當祖國處於危難之時，他更是奮然而起，以筆代槍，編著了《中華民族的人格》壹書。此書用文言文和白話文對照排印，於1938年出版。在這本書裏，他從古代史書中選錄了我國歷史上14位民族英雄的事跡。他在《編書的本意》中說：“我現在舉出這十幾位，並不是什麽演義彈詞裏點出來的，都是出現在最有名的、人人必讀的書本裏。他們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舉動也不同，但是都能夠表現出壹種至高無上的人格”；“這些人都生活在兩千多年前，可見我中華民族本來的人格，是很高尚的。只要謹守著我們先民的榜樣，保全著我們固有的精神，我中華民族，不怕沒有復興的壹日！”在中華民族危在旦夕的緊要關頭，張元濟編著這本通俗讀物，既表達了他的愛國心聲，也激勵了廣大人民的民族自信心，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日本發動侵略上海的“壹·二八”事變後，商務印書館遭受巨大的損失，總廠和所屬東方圖書館幾乎被夷為平地。在這國難當頭、企業艱難的非常時刻，商務人喊出了“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鬥”的口號，在教材的版權頁上打出“國難後第壹版”字樣。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遭遇重創的商務印書館很快復業，並重振雄風，肩負起了喚醒民眾、扶助教育的愛國責任。 中華書局的創始人陸費逵有壹段名言：“我們希望國家社會進步，不能不希望教育進步；我們希望教育進步，不能不希望書業進步；我們書業雖然是較小的行業，但是與國家社會的關系卻比任何行業為大。”（《書業商會二十周年紀念冊序》）這正是陸費逵服務社會40年，其中服務出版業達38年之久的根本緣由。他特別重視教科書的編輯出版工作。這裏有商業的眼光，更有文化的考慮。他主張建立獨立自主的教科書出版機構，不依賴外國人。中華書局是靠教科書起家的。陸費逵在主政中華的數十年間，始終把教科書的編輯出版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使中華書局成為教科書最重要的出版基地之壹，為促進中國教育變革和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在《中華書局宣言書》中，他明確提出“教科書革命”的口號，並指出：“立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實在教科書。教育不革命，國基終無由鞏固；教科書不革命，教育目的終不能達到也。”在他看來，教育是立國之本，而教科書又是教育之本。他從“教科書—教育—立國”這壹宏觀思路出發，來考察教科書的重要性。 開明書店的創辦人章錫琛對當時不少書商粗制濫造、唯利是圖深惡痛絕。他對雜誌和書籍從內容到形式都力求高標準、高要求。在葉聖陶、夏尊、徐調孚等壹批優秀的編輯家的支持下，開明書店越辦越好。從1926年創辦到1953年並入中國青年出版社，開明從來沒有出過壹本壞書。開明人通過教育出版體現出可貴的人文精神和愛國主義情懷。 這樣壹種精神和情懷，在曾經擔任商務印書館編輯多年的鄭振鐸身上也有充分的體現。他在《壹九壹九年的中國出版界》壹文中，論及對1920年出版界的期望時這樣說：“我希望壹九二0年的中國出版界，能夠免了壹九壹九年的弊病，能夠保持他的盛況，更加壹些切實的研究。”“希望他們能夠去了投機牟利的心理，做真正的新文化運動；希望他們能夠多多出版些關於哲學科學的譯著；希望他們能夠把出版‘黑幕’、‘奇書’的紙張油墨，來印刷打破迷信，提倡人道的著作；希望他們不再費勞力來譯別人已經做過的工作，最後我更希望能夠有創造的著作出版。”這殷殷期望中，折射出的正是壹個有良知、有社會責任感的優秀編輯家、出版人的榮辱觀。 對於出版人來說，“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並非是空洞的口號；把它貫徹到編輯活動、出版工作中，內容豐富，意義重大。從出版工作者職業道德的角度來說，關鍵是要增強使命感和責任感，正確處理好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關系，反對唯利是圖、見利忘義。大力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自覺維護民族團結，牢固樹立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 二 “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的榮辱觀，在中國現代優秀出版家身上也有具體生動的體現。 鄒韜奮正是這樣壹個時時刻刻以人民利益為重，終身熱愛人民、服務讀者的新聞出版工作者。他從1926年開始在上海主編《生活》周刊起，畢生從事新聞出版工作。1932年創辦生活書店，並擔任上海各界救國會和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領導工作。抗戰爆發後，他又在重慶等地主編《抗戰》、《全民抗戰》等刊物。胡愈之曾經這樣評價道：“他不是什麽大作家，但是他的作品得到非常廣大的讀者；他不是政治家，而他有廣大的群眾擁護；他不是學者，可是他在中國大眾文化運動上有極重要的地位。” 鄒韜奮是壹個真正的人民出版家。他辦報刊、辦書店，壹直堅持“徹底的大眾立場”。因為這個立場，他始終堅持為讀者服務的原則不變，不斷變更著報刊的形式與內容以滿足讀者的需要。他以走進讀者的心靈為最大的快樂，努力縮短編者與讀者之間的距離。從編輯工作的角度來說，大眾、生活這四個字，正是“韜奮精神”的核心所在。他說，他自己“以極誠懇的極真摯的情感待他們，簡直隨他們的歌泣為歌泣，隨他們的喜怒為喜怒”。他對大眾是鞠躬盡瘁的。辦《生活》周刊時，他設置並獨立支撐與讀者溝通的“小言論”和“讀者信箱”，深受廣大讀者的喜愛。他認為自己的“思想和行動是要立在時代的最前線”，他的言論“無所私於任何個人，無所私於任何團體，不知敷衍，不知遷就”，始終保持獨立批評的立場。正因為這種立場，《生活》周刊成為當時“文化逆流中的壹大堡壘”，成為極受讀者推崇的刊物。《生活》的“讀者信箱”，還刊出了許多動人的故事，不單為讀者指點人生迷津，甚至幫助讀者找工作、尋房子、配藥方。這種進步立場和服務精神也體現在後來生活書店的出版原則上。他說，生活書店“壹向是站在前進的立場”，“但是所謂前進，並不是使自己跑開大眾很遠，把大眾遠遠地拋在後面，我們必須註意到最大多數的群眾在文化方面的實際需要，我們必須用盡方法幫助最大多數的群眾在文化方面的實際需要”。他去世後，毛澤東同誌曾經題詞說：“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就是鄒韜奮先生的精神，這就是他之所以感動人的地方。” 魯迅先生從事著譯和編輯出版工作，目的就是為了給人民大眾“輸送精神食糧”。這方面，他講得很清楚，做得很徹底。他常常自費出書，並說這“不是為個人”，只要“是為中國大眾工作的，倘我力所能及，我總希望……能夠略有幫助，這是我常常自己印書的原因”。與此同時，他還積極支持青年編書、出書，甚至犧牲大量時間幫助青年抄寫、編輯、校對稿件，甘當伯樂和人梯。許廣平在《魯迅先生怎樣對待寫作和編輯工作》中說：“他尊重讀者來稿，不但親自編，有時還給作者抄寫稿件，不但他自己抄，而且還要我幫著抄。”這樣的事，葉聖陶、巴金也是常做的。不僅如此，魯迅還對出版界的不良現象深惡痛絕。他曾尖銳指出，出版界存在的弊病，“就大體而言，根子在賣錢，所以上海的各式各樣的文豪，由於‘商定’，是‘久已夫，已非壹日矣’的了”。在商業廣告上自吹為“文豪”，開展廣告競爭，個個都是“文豪”。對於文學出版界這種賣錢騙人的怪現象，魯迅給予了有力的批判。 “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的原則，有歷史的淵源，也不乏新的時代內涵。它與《中國出版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是內在統壹的。該準則的第壹條就是“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具體講，就是要“以促進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發展為己任，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堅持以民為本，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為全黨全國工作大局服務。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新人做出貢獻”。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環境、面臨的具體任務與鄒韜奮等出版家是不壹樣的，但出版的職業精神應該是壹脈相承的，對出版行為的榮與恥的道德評價也有相同相通之處。知往鑒今，追慕前賢，今日的出版界才會真正更好地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三 “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是“八榮八恥”中的重要壹條。它強調將誠實守信作為個人行為的基本準則，作為企業、事業單位乃至政府工作的基本準則。誠信是立身之本，也是發展之道。現代優秀的編輯出版家對誠實守信有著清醒的認識，並積極踐行。 陸費逵把“做事先做人”作為自己重要的人生哲學。因此，他在許多文章中，都壹而再、再而三地闡發關於職業修養的理念。在《敬告中等學生》壹文中，他也特別強調“人格之修養”，指出“英吉利之教育，以養成人格為第壹義”。而我們“註意於灌輸智識者多，註意於養成人格者少”，因此應格外重視“高尚之道德”的培養。此外，他還主持創辦《中華實業界》、《進德季刊》等雜誌，經常性地刊載工商實業界成功人士的事跡，介紹工商業者職業道德修養和職業道德教育的意義和方法。出版業在當時也屬於實業，因此，其出版職業道德論也是他關於工商業者職業道德修養和教育的壹部分。但出版業又不同於壹般的實業，因此又有自身的特殊性和要求。在《書業商之修養》等文章中，陸費逵認為出版工作者的人格修養是最重要的。人格可以是最高尚、最寶貴的，也可以是最卑鄙、最齷齪的。若用盡腦筋和心血出壹部有價值的書，貢獻於社會，使人們讀之，其益處定非淺鮮；反之，若為謀利而編輯出版誨淫誨盜的書籍，則是比提刀殺人還要厲害。惡書之害甚於洪水猛獸，不知要害多少人。他在《圖書月報》上發表《泰西諺語（關於書籍者）》壹文，引用外國有關出版職業道德方面的諺語，希望同行註意，如“印行有害之書者，死後尚應受罪於墓中，以其身雖朽遺毒未嘗止也”，“不良之書其害甚於盜賊”。因此，他不斷強調出版工作者自身的人格和道德修養。 現代著名出版家張靜廬對出版工作始終保持著壹種理性和責任。他壹再強調自己是壹個“出版商”，而不是“書商”。他認為：“‘錢’是壹切商業行為的總目標。然而，出版商人似乎還有比錢更重要的意義在這上面。以出版為手段而達到賺錢的目的和以出版為手段而圖實現其信念與目標而獲得相當報酬者，其演出的方式相同，而其出發的動機完全兩樣。”他的這種出版觀念體現在具體的工作中，《高爾基全集》就是壹個很好的例子。當年，張靜廬主持上海雜誌公司，在征得魯迅同意後，和譯文雜誌社商量，準備用三年時間譯完《高爾基全集》。全集分六輯，每輯十部，半年出齊。當翻譯前的壹切工作已經準備就緒，上海雜誌公司正準備登報公布時，另壹家圖書公司忽然在前壹天刊登了《高爾基全集》出版預告，張靜廬只好把這個計劃擱置了。不料這家書店出版的所謂《高爾基全集》只有薄薄的六本。在張靜廬眼裏，這完全是出版人的精神墮落，“這趨勢比純以賺錢為目的的更加可怕，更可憂慮”。“這是《高爾基全集》嗎？”張靜廬憤怒了，“丟盡中國出版家的臉！”“他並不明白這是出版家的罪惡，更沒有清楚什麽是出版家的責任。” 今天的出版界，也存在著令人堪憂的問題，諸如抄襲剽竊、不負責任、刻意炒作、誇張誤導、惡意競爭、弄虛作假、粗制濫造、低級克隆、盲目跟風、盜版猖獗等，這些問題正在成為危害我國出版業健康發展的巨大隱患。壹個沒有道德底線的行業，註定不可能長久繁榮；缺少職業道德和行業公認的準則，將使整個行業陷入無序的失控狀態。作為擔負國家文化傳承重要使命的出版工作者，應該表現出極高的職業操守，盡早克服這些問題，這樣才能保證出版社的文化創新與文化積累。 總之，“八榮八恥”內涵豐富，既有公德又有私德，既有公民應有的國家意識和集體觀念，又有個人為人處事的社會準則。從個人角度講，出版人要知榮辱，樹新風，加強職業道德修養；從出版行業整體來講，要形成良好的商業倫理，同時對於出版界中的不良現象甚至是醜惡的東西，找根源，想辦法，予以徹底根除。加強出版人的職業道德建設，加強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教育，對於切實保證我國出版事業健康穩定持續地向前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