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的遺忘促使我動筆
記者（以下簡稱記）：2004年，什麽原因促使妳動筆寫《川人大抗戰》？
鄭光路（以下簡稱鄭）：有兩個契機。壹是當時成都壹家報紙的編輯向我約稿，寫壹寫川軍抗戰。那時這類文章甚少，我查閱了大量資料，2004年7月4日，即抗日戰爭全面爆發67周年前夕，成都某報整版發表了我的紀念專文《川人的抗戰》，引起重大反響和熱烈討論。四川媒體還發表多篇討論文章，認為川人抗戰應成為成都的“城市精神”等。這些說明有關川人大抗戰的歷史以前既少為人知，也是各界人士急欲了解的。
另外壹個原因，是某大學請我去作抗戰史報告。我問大學生：“妳們曉不曉得四川人為抗戰作過什麽貢獻？”壹些人茫然，壹些人則嘻嘻哈哈：“啥貢獻？拉壯丁嘛，還有王保長、盧隊長調戲三嫂子嘛！啊，還有那個瘋瘋癲癲的哈兒軍長，穿女人內褲亂唱川戲，朝大炮頭屙尿嘛……”我們僅僅譴責日本政府在教科書等問題上不敢正視歷史是不夠的。任何壹個國家都有自己教育後代的計劃和想法，關鍵是我們自己怎樣教育後人？我們的前輩曾高唱《義勇軍進行曲》，用血肉築成長城去浴血奮戰。如果今天的國人不知國恥、國難，不了解前輩們作出的卓越貢獻和慘烈犧牲——那不但很可悲，甚至很危險。我們天天在提倡愛國主義，如果壹個民族對自己抵抗侵略的歷史如此輕易遺忘，所謂“愛國主義”，只是壹句口號；我們天天說要熱愛家鄉，如果連“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民族戰爭之大後方的主要基地”——四川的抗戰史，都如此輕易遺忘，所謂“熱愛家鄉”更是空話。
記：當時，關於四川人抗戰的研究著作幾乎是空白。
鄭：我決定寫壹本多方位、全面系統介紹大後方四川在中國抗戰中的重要地位和歷史功績的書，壹本適合普通讀者和青少年閱讀的書，這就是20余萬字的《川人大抗戰》，2005年2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作為中國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的重點書目，本書榮獲四川省第十屆“五個壹工程獎”，第五屆“四川文學獎”，受到上百家刊物、報紙、網絡轉載，也成為許多學術論文的常用參考資料。成都人民公園“川軍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大理石上，鐫刻的文字介紹中，有“錄自《川人大抗戰》”的說明。
記：從《川人大抗戰》到《四川大抗戰》，妳又花費了不少工夫……
鄭：這本40余萬字的《四川大抗戰》，並不是《川人大抗戰》的簡單再版，真是費了大力氣，許多章節都是重寫，增補了非常多的珍貴史料及圖片。《四川大抗戰》更為嚴謹、充實，從可讀性和史學價值而言，比《川人大抗戰》更好。
珍貴史料中的“抗戰史”
記：可以說，《四川大抗戰》是迄今為止最完整敘述這段真實歷史的長篇專著。
鄭：本書涉及歷史跨度長（從抗戰前夕到抗戰勝利，壹些歷史人物身前身後事的結局則更長）；地域廣（從川軍在全國各地抗日前線浴血奮戰，到大後方的四川）；方面多（涉及歷史人物、事件、悲壯的戰場情景，乃至抗戰前後四川的民風民俗、歷史謎團）……
我銳意窮搜，買到了日本發售的占領中國的多份“號外”期刊，還發現了壹本《川軍戰績史料》，成書於1941年，根據大量壹手戰場報道和親歷者敘述而成，極具真實性、史料性。比如關於王銘章之死，歷來有“英勇陣亡”和“自殺殉國”兩種說法，電影《臺兒莊血戰》就說是自殺殉國。《川軍戰績史料》披露：“……奈敵眾我寡，卒於17日下午3時，遭敵由東南城兩缺口登城，竄上西城。我趙參謀長、兩旅長、王團長均已陣亡。王銘章師長腹部亦中彈，旋王氏目睹大勢已去，危城難守，且已身負重傷，不願落入敵手，即用手槍自殺。臨死仍高呼：‘抗戰到底！’……”
尤其令人震撼的，書中披露了川軍普通戰士的慘烈壯舉：日軍破城後，城內受重傷的數百戰衣破裂、傷痕累累的川軍官兵，“不願受暴敵殘殺，均以手榴彈自炸而死”，他們“臨難不茍，殺身成仁”全部消失在隆隆的爆炸煙霧中……
記：目前抗戰題材的影視劇與事實相去甚遠……
鄭：王銘章率川軍血戰死守滕縣城，是中國抗戰史冊上最為悲壯、最光輝的壹頁。如今很多抗日影視劇，大多是“神壹般”的劇情：徒手撕鬼子，手榴彈炸飛機，飛檐走壁白刃殺人……抗日戰爭是我們民族歷史上非常慘痛的經歷，容不得沒有底線的“意淫”和“戲說”。《川軍戰績史料》披露的悲壯歷史真相，對這些粗制濫造、娛樂苦難歷史的“抗戰片”，是有力棒喝。
記：妳提到民國時期的四川小學讀物《抗敵歌謠》，不但極為罕見，也是研究四川抗戰詩歌史最易忽略的“冷門”。
鄭：《抗敵歌謠》由“四川省立成都實驗小學”出版，***29頁，封面註明為“文藝補充讀物”，選編者為李泳雪、陸鐘瑾、王珩質、王子靜、趙麗芬，應該是學校教師。出版時間為“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初版”（即1938年10月），售價註明為“實價三分”。1938年9月成都地區米價每石（1市石約167斤）20元，0.03元可買米約2兩，書價便宜，不像現在牟利為主的天價“補充教材”。這些歌謠多麽感人：《送回老家去》：“壹根樹兒九枝丫，又結葡萄又結瓜。唯願結個大炸彈，好送倭蠻回老家。”《荷花開》：“荷花開，鬼子來。鬼子來得多，我就喊哥哥。鬼子來得少，我就喊嫂嫂。哥哥嫂嫂壹條心，去跟鬼子拼壹拼，殺得鬼子光精精。”《太陽光》：“太陽光光，照在四方，家家戶戶槍不安康。哥哥持槍去打仗，姐姐拿針做軍裝。弟弟妹妹年紀小，唱個歌兒罵東洋。” 《萬裏江山不會丟》：“莫要焦來莫要愁，莫得槍，有鋤頭。努力耕田與生產，萬裏江山不會丟。”
川軍地雷戰炸死日本中將
記：妳提到在正面戰場上，日軍高級將領酒井直次中將被川軍炸傷斃命的重要史實。
鄭：黃士偉，1921年1月生於重慶榮昌縣。1937年7月後，他在成都蜀華中學讀書，考入川軍第21軍，隨著幾十萬四川健兒出川英勇抗戰。1938年9月10日，為策應武漢大會戰，防守長江中下遊的川軍8月份開始在長江兩岸擊沈、擊傷猖獗壹時的日本軍艦，屢建奇功。日軍向川軍進行瘋狂掃蕩。為了鞏固煤炭山川軍炮兵陣地，駐安徽青陽的川軍第23集團軍總部，密令工兵少校參謀胡致周率領見習參謀張代福、黃士偉及獨立工兵18營的壹個排，潛入梅埂地區鋪設地雷。據黃士偉回憶：1942年5月，酒井直次率第15師團從南京、蕭山出發，沿長江西岸南下，有壹次酒井率部“掃蕩”獸性大發，讓部下進行奸淫中國婦女比賽，評出“老虎”“豹子”和“豺狼”……
川軍第23集團軍總司令官唐式遵嚴令：“形勢危急，我川軍第145師、146師、147師必須舍命為國，阻敵北犯！”川軍第21軍軍長陳萬仞，命令146師在大小長山對酒井師團進行頑強阻擊。146師師長石照益急令：“命工兵獨立第8營代理營長黃士偉，率工兵相機設地雷殺敵！”黃士偉立即率工兵設置了數十個地雷群。
5月28日10時45分，日軍行至蘭溪北面1500米處的三岔路口，“轟”的壹聲巨響，爆炸氣浪將酒井從馬背上向空中掀起！酒井的戰馬當場被炸死，酒井因失血過多搶救無效斃命。
壹直生活在成都的黃士偉先生激動地給我講述了這段驚心動魄的往事，他還朗誦了為慶祝抗戰勝利60周年寫的壹首七律詩：“日酋酒井率驕兵，建德傳來鼙鼓聲。搶渡富春驅虎鬥，狂奔浙贛叱龍爭。自誇縱馬蕩華夏，孰料埋雷葬海鯨。靖國神祗添怨鬼，殘陽衰草伴荒塋！”
“跑警報”與“名小吃”
記:《四川大抗戰》裏有很多抗戰民俗記錄……
鄭：“跑警報”使成都城區大為拓寬。如西郊，清乾隆年後有壹個姓黃的老頭在驛路竹林邊搭起茅草房子賣茶水，久之成了“幺店子”（小場鎮），被稱為“茶店子”。“跑警報”使可憐巴巴的幺店子街巷增多、商鋪林立，壹下子“繁榮”起來……成都警備區司令部也壹度移駐此地。東門外三瓦窯、琉璃鄉、沙河鋪、龍泉驛，南門外紅牌樓、簇橋，北門外五塊石、天回鎮等，情況都類似茶店子。成都許多“跑警報”時充饑吊命的小飲食，後來發展為“名小吃”。
記：“戰時小吃店”處處開張，饅頭、包子、鍋魁、涼面、涼粉、酸辣粉、茶葉蛋、煮玉米……品種繁多，價錢當然也偏高。
鄭：李豫川先生指出：趙金山那時在老南門大橋邊開“洞子口趙涼粉”，大受歡迎。武侯祠壹帶，當地農民壹聽到警報就忙著煮飯炒菜，等候來客，飯用刀劃成塊，俗稱“牙牙飯”。南大街口有家“章鍋魁”，生意做得更妙：空襲前先將鍋魁做好，再買回皇城壩的涼拌肺片或大頭菜絲。警報響後，全家四口齊出動，在武侯祠柏木林壹帶叫賣，既躲了空襲又做了買賣。還有壹家在草堂寺、龍爪堰壹帶賣“警報”麻餅的，後來發展為有名的“蘇坡橋酥皮麻餅”。劉湘墓園旁的郭家林子，有壹位逃難入川的下江人搭席棚賣“警報”夥食，他拉的面細如發絲，下鍋壹燙即熟，再澆上頭晚炒制的三鮮、肉絲、炸醬、蝦羹等臊子，可謂戰時美食，後來這位老板又推出鍋魁夾小籠牛肉、雞絲涼面和鹵肉三絲，名噪壹時。“抗戰快餐”體現了後方民眾在戰爭歲月中堅忍不拔的生存精神，構成豐富的“抗戰文化”內容之壹。 （2013年5月22日 成都）
鄭光路先生近年出版了好幾部“叫好又叫座”的書，比如《四川舊事》《成都舊事》《“張獻忠屠川”真相》和《炸響辛亥革命的驚雷——四川保路運動歷史真相》等，他致力於歷史文化研究和寫作30余年，寫作重點以研究對中國歷史進程產生巨大影響的四川重大歷史事件為主。又因其治學嚴謹、言必有據，文體富有文學感染力，作品廣受讀書界歡迎。
筆者與鄭光路頗有學道交往，每遇考據問題，他總能憑記憶或從他豐富的藏書、資料中，為我排憂解惑；報刊編輯經常向他組稿，往往是壹些冷僻的、難度較大的選題，他總能很好完成。他說，這些都是出於對本土文化的感情。他有很多罕見資料，因為“文革”時期他就意識到收集文史資料的重要性，為了幾本書，他甚至當場用自己的自行車交換……
各種資料匯聚壹室，接著是比對、考據、甄別，再加上口述實錄，他的治學、寫作特點也就越發清晰了。
他自我總結治學特點，大致有三點——
第壹，盡量以“大歷史觀”的獨特視角去研究歷史。所謂“大歷史觀”，就是對歷史抱以敬畏之心，長時間、遠距離、多角度、全景式地去反映真實歷史。堅持用歷史真相去還原歷史，而不是用“空對空”的理論或主觀批判式的方式去論說歷史，只有這樣才經受得起歷史的檢驗。
第二，力爭讓著述具有真實性、史料性和學術價值。堅持以現在已很罕見的第壹手資料（原始檔案、親歷者回憶、當時報章、外交史料等）為主來再現歷史，絕不采用常見的那種人雲亦雲、“以論代史”簡單化的敘述方式，避免史學著述中常見的薄於史實、重於評論的缺陷。在使用真實史料（包括歷來被忽略的歷史細節）還原歷史的同時，也根據史料闡述不少新的學術觀點。所述各種史實，嚴格堅持“持之有故、言之有據”，並嚴格按學術著作的規範要求，文後都附有註釋，標明史實根據和資料來源。對壹些有爭議的史實，決不憑主觀好惡只擇壹說，而是諸說並存，供讀者、研究者查證和進壹步研討。
第三，研究方法和寫作技巧上，堅持“讓嚴謹的學術研究和生動的表現形式相統壹”，希望能客觀、真實、全面、生動地再現有血有肉的鮮活歷史，成為讀者了解歷史真相和國內外專家學者有價值的參考書籍。
這三條心得恰是鄭光路數十年孜孜以求的心血結晶，也是新著《四川大抗戰》取得成功的關鍵所在。這讓我聯想起司馬遷“文史不分家”的純正寫作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