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教育的任務是什麽？
我從2009年開始在浙江大學任教，已經五年了。在這裏，最重要的事情之壹，是認識了壹位朋友，我與他的關系是越來越好。我的辦公室在玉泉教八，他每次都站在圖書館前面，看著我進進出出，總是問我兩個問題：
第壹，妳到浙大來幹什麽，第二，妳將來要做什麽樣的人？
大家都知道，在竺可楨校長的領導下，浙江大學被傳為“東方的劍橋”，我想幹什麽呢，我想某壹天有人說劍橋是西方的浙大。
竺校長聽了我的回答很憂郁，心想浙大怎麽找了壹個狂人來當教授。他問我，妳知不知道浙大現在什麽情況？妳要怎麽幹這件事？我說最重要的是要有壹支好的教授隊伍。他說：現在浙大的教授“虛榮入骨，實利迷心，只問得失鮮明是非，聲名與利益皆不誤，高雅與低俗兩面風光”。
聽了老校長的話，我認真想了想。我說我們這幫教授是“天良猶存、功力虧虛、心智未開、希望還在”。在座的各位老師應該會同意我的判斷，大部分人都會覺得自己天良猶存。只要天良在就沒問題，這個事兒就有希望。
竺校長聽了後說：“希望與絕望僅差壹線。勇氣、智慧、汗水缺壹不可。整天喊口號是沒有用的。”因此，他希望和我探討壹些細節，也許是要考校我對大學教學是否有基本的理解。
他說，“大學的目的不在使學生得到面包，而在使所得到的面包味道更好。”他問我懂不懂這句話的意思。我說，這個我明白壹二。把妳這個話翻譯成老百姓能聽得懂的語言，其實很簡單。現代教育的目的首先是“樹人”，然後才是“育才”。首先，我們要教育出身心健全、靈魂獨立、思想自由的“人”。
人和才是相統壹的東西。但是很遺憾，現在大學教育經常是割裂的，關心更多的是才。這是舍本求末，我們教育的目的不是重在培養人才，不是重在教會學生怎麽樣掙面包，而是學會怎麽樣吃面包，學會享受人生。這才是最重要的。
竺校長說，我認為中國大學應該會分為研究型大學和教育型大學兩類，我們浙江大學的定位肯定是研究型大學。但大學教育是不是就不要了？我們永遠不能忘記大學的根本任務是什麽，這點需要認認真真的對待。
我深以為是。並補充了壹點，中國大學的任務還有很重要的壹條，就是引領中國的發展，為人類探索新的生活方式。
中國過去幾千年的歷史是很有趣的，最開始我們是世界老大，絕對的老大，我們的農耕文明是無法逾越的。但是從鴉片戰爭開始到甲午戰爭，我們中國人知道我們已經嚴重落後了。現在，我們在試圖復制美國的生活方式。可能嗎？大家想想，美國人占全世界5%的人口，利用了人類地球資源的40%。我們中國占全世界人口大約20%，如果我們真正像美國人壹樣的生活，我們自己就需要兩個地球，所以我覺得這事兒是不靠譜的。
大學的任務壹定要探索新的生活方式。要做這個事情，中國非常需要浙江大學。
浙大在中國高校中的地位是很令人玩味的。北大、清華，資源多，學校辦得紅火。他們平時對外交流也方便。但是，關心他們的人太多了。我們浙大，藏在“山野”裏，更像是自由生長狀態，適合潛心辦學，搞點什麽動靜不會太大。
所以，我來浙江大學並不完全是瘋狂行為。
竺校長說，聽說現在中國很浮躁，這事妳怎麽看？浮躁的環境，對於辦好大學應該是很不利的吧？我說，這個沒那麽恐怖。我們可以這樣來描述這個時代：
這是壹個最美好的時代，這是壹個最糟糕的時代；這是壹個最幸福的時代，這是壹個最痛苦的時代；這是壹個最偉大的時代，這是壹個最猥瑣的時代。
大家都能感覺到了浮躁的時代特點。這個東西其實沒有什麽奇怪的，凡是在人類歷史上偉大的進步或者退步，都是這樣的，前面都是壹片混沌，什麽事情都可以發生。歷史的進程以及後面的結果，取決於誰來做事情，怎麽樣去做事情。中國現在的狀況是13億農民進了城，要把大學辦好，壹定要“智慧清零”。腦瓜子裏決定性思維是農民的底子，辦不好大學。
面對不斷的“智慧清零”，老百姓怎麽能夠鎮定自如？
當然，“智慧清零”不是說農民的東西、傳統文化都不好。“清零”，既不要割斷自己的文化根基，同時又把不適合的東西扔掉。
理性教育與感性教育
竺校長問我，怎麽教出身心健全、靈魂獨立、思想自由的“人”？我的觀點，首先要明白壹個事實：人活在世上就是要追求個體生活幸福。壹個美好社會，就是讓盡量多的個體獲得幸福。
中國人現在做的事情，最終是要讓每壹個中國人都有機會生活幸福。每個個體都生活幸福了，那就真正實現了美好社會。
幸福，是欲望與能力的和諧平衡。
沒有欲望的人是沒有幸福可言的。因此，欲望不但不可怕，而且是個體幸福的根基所在。真正要做的事情，是理解欲望，經理欲望。
欲望和實現欲望的能力，給教育帶來兩條路。壹個是感性教育，壹個是理性教育。本質上，兩條路子是相通的，絕對只走其中壹條是很難的。
中世紀歐洲的文藝復興，是人性的覺醒。人類第壹次以百姓能夠聽懂的語言說，憑什麽我要聽上帝的？！憑什麽我要聽教會的？！憑什麽我要聽帝王貴族的？！我就是我，我為我自己作主，我對我自己的生命負責。這是個體感性的覺醒。
但是，文藝復興之後歐洲並沒有快速發展。歐洲真正的大發展，是在18、19、20世紀。在17-18世紀，歐洲發生了第二個大事件：啟蒙運動。啟蒙運動的本質是理性啟蒙，而且是科學理性的啟蒙。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中國最早開始辦大學，走了這兩條稍微不同的路子。壹條路，就是蔡元培先生倡導的美術教育，意在直通個體的感性世界。而竺可楨先生倡導的，是科學理性教育。蔡先生當時延請了壹大批文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家和思想家；而當時的浙江大學，竺校長的班底中最骨幹的核心，大致是偏理工的。
我個人認為，這也就是浙江大學的個性所在。由科學理性教育為著力點，而追求人性的發展完善。
通過理性教育達成人性教育，我認為這是可以做到的。壹個人形成了理性和追求真理的人生觀，自然也就有了反對權威與威權崇拜的個性；培養起來專業人士的獨特視角，以此可作為獨立人格、獨特個性的基礎。我認為是很好的。
從另外壹個層面，我認為感性教育是培育良心,而理性教育是發展良知。
教授的職責是什麽？
竺校長問我，大約100年前，羅素先生對中國學生有個評價：學生們熱情而又渴望獲得知識，但是他們所知不多，缺乏訓練，夢想有別人能把知識灌進他們的大腦而自己可以毫不費力。怎麽辦？
我的回答是：“兵熊熊壹個，將熊熊壹窩”。關鍵在教授。
浙江大學的教授，大多數都想要引導學生好好學習。但是，喊口號沒有用。課堂的壹個目的，是給學生開眼界。讓他們看看世界上、人類歷史上有多少人經過好好學習，最後活得多麽了不起，過得多麽的精彩，生命是多麽的光輝燦爛。課堂的第二個目標，當然是展示各種精彩燦爛的人生之路，讓學生們真正認識到，追求精神世界的美妙有路可循。應該讓學生懂得“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樂作舟”。只有讓學生感受到樂趣，教育這個事情才有希望，也才不違背人生追求幸福的根本。
我不認為“苦”作舟是對的。
我們壹說起老師，“行為世範，為人師表”八個字就跳出來了。但我不這麽幹，我只做壹個職業教書匠，職業科學家。我做不來什麽“世範”，來浙大就是做壹個教書的。我憑什麽去做“世範”？所有的學生跟我壹樣嗎？可能嗎？學得來嗎？
我希望我的學生，憑良心和良知行事。跟風的人生是沒有什麽意思的。
教授治校到底要幹什麽？真正的教授治校其實有兩個完全不同、但又相關的層面。首先，全體教授有***識壹起來建設浙江大學，在這個基礎上參與學校的決策、行政監督；另外壹個層面，是每壹個教授個體，主持壹個課堂，並參與壹個系的治理。
我初來浙大時，曾向楊校長提出我的計劃，是至少讓我講五年本科的物理化學。我想以此為基礎，探索壹下中國的大學基礎教育。但我不會去理會教學大綱，我就幹我自己的。楊校長說行。
我的課堂我要作主。這就是教授治校的最根本所在。只要有良心、有良知，同時有足夠的能力，每個教授都主持得好壹個課堂。浙大的基礎教育自然也就上去了。另壹方面，壹個出類拔萃的教授，我不相信妳會沒有建言治校的機會。
我認為教授是實踐人生的壹種方式。我特別喜歡羅大佑，我覺得周傑倫也勉強不錯。覺得我們教授跟他們有壹樣是相同的，那就是我們都要靠我們的表達來吃飯。
但是，教授和歌手有壹個很大的不壹樣。如果羅大佑在舞臺上壹下子把這個歌詞唱錯了，底下可亂套了。我們在浙江大學講課，沒有人希望每次講的完全壹樣。我們不需要像歌手那樣，連聲調都壹成不變。
因此，我們的職業比歌手強多了，我們的職業是壹個非常有趣的職業。我們每天有機會表演，但我們的表演大概有壹個譜子就行。當然，完全不靠譜是不行的。
每天上講臺不是照著備課筆記念，不是講PPT。我今天上午下課之前問了我課堂上的學生，中午我要去和浙江大學的青年教授交流，妳們希望我帶去什麽信息？學生們的回答七嘴八舌什麽都有，但是有壹條是公認的，就是：老師盡量不要念PPT，他們恨死了。
壹個稱職的教授，是給學生們提供的壹個參照系，並不是什麽人生導師。我們的任務，是給學生講，我就是這麽活著的，好像也還行。至於小孩子說妳想不想像我這樣活著，那是妳的事兒。只要學生覺得我給他提供了參考，那就不錯了。
教授如何正確？有壹次我去交大去講報告。講完了之後，有壹位名教授站起來提問：“彭老師妳的報告上連化學的鼻祖（吉布斯）都質疑，妳讓我這個課以後怎麽給我們的學生講？”這個提問，讓我有些吃驚。後來壹想，這個問題不在我，在他。總想讓自己正確，怎麽可能？我們對這個世界了解還太少太少，把人類對世界的認識全部加起來，還不到世界的九牛壹毛的水平。絕大多數是未知、不知道。我們現在知道的，都只是這個世界的壹個片面的、暫時的、靜止的東西。錯是很正常，非常正常的。
那怎麽做教育？我的學生進到我的課堂，我的壹個任務是顛覆他的想法。壹個好的課堂，總是能夠或多或少顛覆學生原來的想法。
我說出我的想法，妳覺得對也好，不對也好，自己判斷。科學教育是讓受教育者站到“巨人的肩膀上”，往前看；科學教育的課堂應該是個性的，富有生命的。
與此相關，我們現在的學生壹堆的腦血栓。哪裏來的？我們教授要負責任。授課的似是而非，道聽途說；聽課的信以為真，不加甄別，自然形成了“思維腦血栓”。我們的任務，就像腦科醫生，幫他們疏通腦血栓。
如果某件事情妳自己沒有把握，妳最好跟學生講明白具體情況。我認為是可以這麽做的。在這壹點上，我特別推崇孟子，他說過“盡信書不如無書”。
我們來看看浙江大學教授應該什麽樣子？我覺得應該有兩個特征，學者和教師。首先是壹流、二流、三流的學者，再是壹流二流的教師。
什麽叫壹流的學者？憑壹己之力改變人類歷史進程，改變了人類對自然看法的人叫壹流的學者。現在浙大有沒有壹流的學者？我認為現在這個時候沒有。恐怕，全世界此時此刻也沒有。像我這樣，勉強能算的上二流。
二流學者就是所謂的學術領袖。我們把壹個領域看成壹張桌子，二流學者就像桌子的腿；把他的工作從這個領域拿掉，這個領域就塌陷了，這就是學術領袖。三流的學者，就像桌子上壹塊板子，如果拿掉，桌子功能有損失、但大致還在，這是重要貢獻者；三流學者是桌上的花，他的存在可能讓“桌子”更好看，但沒那麽重要，沒花壹樣是書桌；三流以下，是不入流的學者，他們是桌子上的灰，去掉這部分人的工作，人類的知識會有大變化嗎？沒有。
說完學者，我們再來說教授的另壹個側面：教師。壹流教師教享福，教享受人生。二流教師教學習方法、思考方法，三流教師教知識。當然了，還有不入流的教師，他們念PPT，背課本。
壹些教授問我，彭老師妳的課知識點有沒有覆蓋好？這不是瘋了嗎。我要是教知識，還不如朝計算機裏打字。計算機能夠記錄的知識又準確又多。
有壹個比較簡便的方法，來考察壹個教師的工作。那就是，妳的課堂有沒有給學生留下不可磨滅的精神成長痕跡。壹個學生上過妳的課、進過妳的課堂，他應該與其他人不壹樣。
我們來總結壹下教授的基本特征。我的認識，他們應該是公民社會的獨立個體；現代職業社會的專業人士，熱愛教育；見解深刻、自成系統的行業專家；顛覆者和被顛覆者，敢於從零開始。
浙大能夠建成個性豐滿的現代大學嗎？
針對竺校長的這個問題，我的觀點是會成。但是，羅馬不是壹天建成的。
我們現在的國民基礎，比竺校長那個時代（20世紀初）要好很多。
做教育是燒錢的事兒，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有錢有閑的時候更容易發育。
中國大學已經經歷了三次創業，第壹次是晚清到民國之初，由竺校長他們這批有識之士引入了大學教育的概念。第二次是中華人民***和國建國之初，明確人才培養的重要性，大力發展了理工科基礎。第三次是改革開放，確立了科學技術是第壹生產力，在培養建設人才的基礎上，把現代研究做起來了。
我覺得，我們現在正在做第四次創業。這壹次創業，就是回歸大學的正道。現代大學的正道，首先是培養身心健全、靈魂獨立、思想自由的“人”，然後是培養各業專才和行業領袖的“才”。
人間正道是滄桑，但人間只有正道可以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