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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裏德裏希·恩格斯恩格斯經濟理論的研究方法

20世紀70年代,盧卡奇晚年在《末世的社會存在本體論》中提出了“回到馬克思”的口號。“回到馬克思”其實是為了更好地發展馬克思。面向新世紀,推進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根本途徑應該是努力實現“回到馬克思”和“發展馬克思”的統壹。因為“回到馬克思”可以正本清源,撥亂反正,深挖馬克思主義“老祖宗”的源頭,從而超越蘇聯模式的教科書體系;“發展馬克思”就是不能僅僅拘泥於馬克思當年的文本和思想,而必須恢復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發展和創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回答新的時代課題。“回到恩格斯”,乍壹看,聽起來是壹個相當混亂的提法。既然馬克思主義是兩位創始人的成果,為什麽還需要把它單獨放回給恩格斯?然而,實際上,這壹提法包含了壹個嚴肅的學術、理論甚至政治話題。這與馬克思主義傳播發展史上的壹些基本問題有關。自第二國際以來,恩格斯在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中,尤其是在從理論到實踐的飛躍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因此,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陣營以恩格斯“摧毀”了馬克思的理論為由,試圖攻擊實際的馬克思主義實踐,馬克思主義傾向於將實踐中的問題歸咎於恩格斯主導的對馬克思主義的“誤解”,如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在實踐和理論上,伯恩斯坦修正主義產生後,壹直存在著“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立”的論調,這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也產生了復雜的影響。

可見,馬克思的研究永遠不能繞過恩格斯,更不能曲解恩格斯!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麽伯恩斯坦要開修正主義的先河,不僅需要恩格斯做擋箭牌,還對他怨聲載道。盧卡奇開辟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也批判了他。當學者們試圖為主觀辯證法開路時,他們也喜歡把他斥為過時的自然科學唯物主義者。壹切都是建立在貶低歷史客觀性和規律性的前提下的,不管這個前提正確與否,只要我們認真讀壹讀《德意誌意識形態》和《資本論》,尤其是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中關於“自然與社會”的部分,就能做出正確的判斷,恩格斯“摧毀”馬克思理論的觀點是多麽站不住腳。在265,438+0世紀,馬克思主義研究始終面臨兩個歷史課題:(65,438+0)用新的歷史實踐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從而捍衛馬克思主義;(2)以廣大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宣傳,積極推動馬克思主義與新的社會歷史實踐相結合。這兩點都需要恩格斯式的工作。甚至可以斷言,沒有恩格斯,我們就無法阻止重建馬克思主義哲學過程中向純理論的倒退,也無法保證唯物主義的前提。因此,無論是“回到馬克思”還是任何其他路徑,都不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立的前提下,再造壹個沒有恩格斯的馬克思主義。如果說,作為壹種理論需要,“走回頭路”意味著沒有激進的工作就不能正確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方法,那麽,我們在自覺地把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出場作為自己的理論使命時,就應該自覺地走恩格斯開創的道路。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恩格斯是新時代的期望。

我們來看看列寧的《什麽是“人民的朋友”,他們是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的?怎麽說: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閱讀馬克思主義文獻時,經常會碰到社會科學中的“辯證方法”,社會問題範圍(這只是討論範圍)中的“辯證思維”等等。由於他頭腦簡單(如果只是簡單,那也行),他以為這種方法就是按照黑格爾的三階段定律來解決所有社會學問題。只要他看問題稍微仔細壹點,就不能不確信這種觀點是荒謬的。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辯證方法(是形而上學方法的對立面)不過是社會學中的科學方法。這種方法把社會看成是壹個不斷發展的活的有機體(而不是機械組合從而可以隨便搭配各種社會元素的東西)。要研究這個有機體,就必須客觀地分析構成這個社會形態的生產關系。研究這種社會形態的活動和發展規律...沒有壹個馬克思主義者曾經在任何地方證明過:俄羅斯“應該有”資本主義,因為“西歐已經有了資本主義,等等。從來沒有壹個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馬克思的理論是必須普遍遵守的歷史哲學公式,是某種社會經濟形態解釋之外的東西。只有主觀哲學家m·海洛夫斯基先生沒有理解馬克思到認為馬克思壹定有壹些壹般的哲學理論。所以他從馬克思那裏得到了壹個非常明確的答案:他找錯了對象。從來沒有壹個馬克思主義者是根據理論不符合社會經濟關系的現實和歷史的,而是根據別的東西來論證的……而且他們也不能根據別的東西來論證自己的觀點,因為“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對理論明確地提出了這個要求,並把它作為壹切理論的基礎。施密特對價值規律也有他的形式主義觀點。他把價值規律稱為解釋實際交換過程的科學假說;這個假設被說成是必要的理論起點,是解釋這些現象不可或缺的東西,即使面對表面上與之完全矛盾的競爭性價格現象。他認為,沒有價值規律,就不可能對資本主義的現實經濟活動有任何理論認識。在壹封他同意引用給我的私人信件中,施密特直接宣稱,資本主義生產形式中的價值規律是虛構的,即使它是合理的...無論是桑巴特還是施米特——至於著名的洛裏亞,我在這裏順便提壹下,只是把他當作庸俗經濟學的壹個可笑標本——都沒有充分註意到,這裏所涉及的不僅僅是壹個純粹的邏輯過程,更是壹個歷史過程和壹個解釋它的思想。

起決定作用的是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第196頁上的壹段話:“壹切困難都產生於這樣壹個事實,即商品不僅作為商品交換,而且作為資本的產品交換。這些資本要求從剩余價值總額中得到與它們各自的數額成比例的份額,或者在它們的數額相等時得到相等的份額。”.....“因此,商品按其價值或接近其價值進行交換,比按其生產價格進行交換需要低得多的發展階段。按生產價格進行的交換要求資本主義發展到壹定高度...因此,不考慮價格和價格變動受價值規律支配的事實,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歷史上把商品價值看作先於生產價格,是完全恰當的。這適用於生產資料歸工人所有的狀態;這種狀態,無論是在古代世界還是現代世界,農民和手工業者都能看到。這也符合我們之前說的,產品發展成為商品是由不同實體之間的交換引起的,而不是由同壹實體的成員之間的交換引起的。正如它適用於這種原始狀態壹樣,它也適用於後來以奴隸制和農奴制為基礎的國家,它也適用於手工業行會組織。當時固定在各個生產部門的生產資料不容易從壹個部門轉移到另壹個部門,所以不同部門之間的關系就像是不同國家或不同* * *生產主義者之間的關系。”.....從價值由勞動時間決定這壹點出發,壹切商品生產和價值勞動規律的各個方面在其中發展起來的各種關系都如《資本論》第壹卷第壹條所描述的那樣;所以,特別是那些使勞動成為形成價值的唯壹因素的條件發展了。而且這些條件是在當事人不知情的情況下起作用的,只能通過艱苦的理論研究從日常實踐中抽象出來。因此,它們以自然規律的方式起作用,而馬克思也從商品生產的本質證明了這壹切是必然的。最重要和最關鍵的進步是向金屬貨幣的過渡。但是,這種轉變也造成了以下後果:價值由勞動時間決定的事實在商品交換的表面上已經看不到了。從實踐的角度來看,貨幣成為價值的決定性尺度;而且進入交易的商品種類越多,來自遠方的就越多,所以生產這些商品所必需的勞動時間就越難核對,這種情況就越多。此外,大部分資金本身最初來自其他地方;即使貴金屬是本地生產的,壹方面,農民和手工業者仍然無法大概估計花費在貴金屬上的勞動。另壹方面,對他們來說,由於習慣了用錢來計算,勞動是價值尺度的意識變得非常模糊。在人們的心目中,金錢開始代表絕對價值。

總之,只要經濟規律起作用,馬克思的價值規律就普遍適用於簡單商品生產的整個時期,即普遍適用,直到簡單商品生產由於資本主義生產形式的出現而發生變化為止。在此之前,價格是以馬克思定律確定的價值為中心,圍繞這個價值變化的,這樣,簡單商品的生產發展得越充分,在壹個沒有被外部暴力打斷的長時期內,平均價格就越趨於與價值壹致,直到數量上的差別可以忽略不計。因此,馬克思的價值規律,從產品交換成為商品開始,壹直到公元十五世紀,在經濟上是普遍適用的。然而,商品交換在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之前就已經開始了。在埃及,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五百年,也許是五千年;在巴比倫,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也許是6000年;因此,價值規律在五千到七千年的時間裏起了主導作用。我們可以欣賞洛裏亞先生的深刻見解。洛裏亞先生實際上將這壹時期普遍的、直接適用的價值稱為這樣壹種價值。商品從來沒有按它賣過,也不能按它賣,還說任何壹個頭腦稍微健全的經濟學家都不會去研究它!

以上是恩格斯對馬克思《資本論》的補充說明。

其意義在於闡釋了馬克思《我的辯證方法》的“勞動的本來形象”。

但是,人們並沒有把方法論的本體論(即辯證法)看作是歷史方法的規定性,相反,直接把它說成是邏輯方法,因為他們沒有想到探索科學方法如何獲得的問題。畢竟他們不懂什麽是歷史。歷史是範疇產生的根本法則,它本身不是壹個本體論範疇,而是壹個具體的發展過程。換句話說,這個地方不是由認識論構建的。由於民族語言習慣的差異,這個問題的復雜程度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增加了理解和糾偏的難度。誰在河邊第壹眼看到月亮,誰就在河的起點發光;人生代代不息,江月只是年年相似。就人類獲得的正確知識和錯誤知識壹樣多而言,人類的知識與正確和錯誤是齊頭並進的,它們是齊頭並進的。歷史方法(本體論)應歸於辯證法。這樣的說法雖然看似沒有“邏輯力”,但卻有“事實力”,是事實的存在。歸根結底,歷史方法在於去除本體論:概念、觀念和純粹的邏輯推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都是這樣做的。歷史的規定性在於不擁有任何壹種本體論的邏輯理論。這可以顯而易見:用方法論取代本體論的意義何在?這是為了停止認識論的優勢。列寧說米海洛夫斯基過於依賴“邏輯力量”,可能是因為他只是把馬克思著作中所蘊含的偉大革命力量歸結到了神奇邏輯(所謂思想認識)的層面。但那樣的話,人們可能會很快陷入各種相互交織的語義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