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文明從本質上說，是壹種內陸農業文明。它的興衰，與治水和農業文化有密切的關系。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形成的治水經驗和開發平原農業的傳統，是蜀文化精神的集中體現。秦並蜀後，古蜀文明雖已消融，但這壹傳統的文化基因，卻因此得到繼承和發揚。
蜀地自有記載以來，就是壹個農業發達的區域，並形成了“教民務農”和治理水患的傳統。至遲在戰國時期，已有了作為國家機器主持的統壹的水利建設事業。秦並蜀後，李冰率蜀郡人民繼承發揚這壹傳統，把中原先進的技術與蜀地的經驗結合起來，掀起了在蜀大興水利、廣開稻田的高潮。“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經由李冰這次大規模治水工程所形成的都江堰和成都“二江”，是壹個有機的水利體系。它不僅使當時的“成都小平原和臨邛、南安這壹小小的三角地帶”成為經濟文化的繁榮地區，其人口密度幾乎占巴蜀戶口的三分之二；而且就是在兩千多年後的今天，仍發揮著防洪、水運、灌溉等綜合的功能和作用。作為蜀文化精神象征之壹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經久不衰，至今仍是中國乃至世界科技史上的奇觀。
秦漢以來治水、農業傳統精神的復興，為蜀文化增添了新的時代內涵。《華陽國誌》曰：“蜀沃野千裏，號為陸海。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古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從此，蜀地成為全國聞名的富庶之區，並享有天府的美譽。東漢初年，班固在《西都賦》中描繪首都長安郊野的情況說：“源泉灌註，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為近蜀。”李善《昭明文選》註曰：“言境富饒，與蜀相類，故號近蜀焉。”這裏說得很明白，蜀地的農業文化發展程度超過了關中，原來富庶的關中，這裏反而向蜀看齊，只配號為“近蜀”，“與蜀相類”而已。可見，這時的蜀，已與富饒相等同。 成都是蜀王居住之地，自開明王朝起，即成為蜀國的都城，是古代蜀文化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這裏薈萃著蜀文化的精華，是蜀文化精神的物化象征。秦並巴蜀後，分置巴、蜀兩郡，成都仍是蜀郡的首府。漢時從蜀郡分置廣漢、犍為郡，號為“三蜀”，成都仍是三蜀的中心城市。由於秦漢以來，成都平原取得了“天府”和“陸海”的美稱，為成都城市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成都的城市文化得以迅猛發展，其代表性文化成就有二：壹是成都城市結構和布局的古典定型化。壹種引起中原城市布局，結合成都地形走勢而修建的略成龜形的城墻，被定型下來。成都的秦城、漢城，有“重城”、“層城”之說，即由大城連著小城組成。加之城內街道呈方塊狀布局，河水溝渠縱橫，江多橋眾。這樣的城市格局和景觀，既取法秦都鹹陽，又獨具特色，以致成為古代城市布局文化的壹種獨特的類型，而被壹些城市所效法。二是有地方特色的手工技藝聞名於海內外。成都城內不僅設有專門官府工匠聚居的“錦官城”，而且織機遍於民間人戶。由成都城內生產的蜀布、蜀薄（粗布）、蜀穗（細布）、蜀“織成”錦（宮廷用品）、蜀緞等，以錦水濯漂，鮮潤細膩，名揚天下。此外，還有以“金錯蜀杯”、“蜀漢扣器”為代表的漆器工藝品，遠銷於長沙、江陵、朝鮮和蒙古。至於以蜀布、邛竹杖為代表的南方海外商品的先驅，也是以成都為大本營傳播出去的。
以上這些文化成就，給漢晉時期的文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中有人采用當時最為流行的、以華麗辭章著稱的文學形式——漢賦，對當時成都的富庶與繁盛的面貌作了生動形象的描繪。如西漢末年蜀人揚雄首先以《蜀都賦》以贊之，稱其“雖兼諸夏之富有，猶未若茲都之無量也。”這壹評價，既是對蜀文化生氣勃勃的真實寫照，也是對當時成都的時代形象的最好概括。此後，“蜀都”這壹歷史賦予的光輝的文化形象，便成為成都這座全國歷史文化名城的代稱。 蜀與華夏本不同族，其精神文化系統必然相異。楊雄《蜀王本紀》說蜀的古代，“是時人萌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僅有口耳相傳的祖先神話和巫術式的巴蜀圖語，其精神形態尚處於原始幼稚階段。秦始皇統壹中國後，將六國移民、徙徒、遷虜大量強制在蜀中安置，此舉有助於提高蜀地的經濟文化水平，縮小同中原文化的差異。“是的，蜀人始通中國，言語頗與華同”。漢初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創辦地方官學，使蜀地精神文化發生了質的飛躍。蜀生張寬等18人被派往京師攻讀《五經》，數年後歸蜀，標誌著中原學術文化引進蜀地。
蜀人對中原文化的引進，從壹開始就采取壹種決不盲從的態度。在蜀文化上千年深厚傳統的影響下，蜀人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思維方式和文化傳統，理解和接受中原文化，有選擇地學習儒家經典。例如，蒙文通先生引《漢書·地理誌》“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說，蜀人雖學儒家經典，但未能篤儒家學說，仍然酷好文字，長與詞賦，西漢壹代，司馬相如、王褒、揚雄均以詞賦見長，表現出蜀與楚文化的濃厚關系。又如，蜀人在《五經》中，對《易經》特別偏愛上，以致西漢壹代，四川找不出名、法、儒、墨和六經出眾的經師，這也是四川文化特殊性作用的結果，等等。在文翁教化的熏陶下，蜀地尚文好學之風蔚然興起，蜀地文化在全國的地位因此得到提高，以致“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華陽國誌》更以“蜀學比於齊魯”譽之。
由西漢開先河而興起的蜀學，原本指儒學傳播之意，後因其能凝聚蜀地的精神文化，遂得到廣泛的認同。再經過發展演變，最後終於成為古代四川學術文化的統稱，凡是蜀人所創造的學問都可以統稱為蜀學。蜀學是壹個開放的體系，在歷史的進程中，不斷攝取著新的營養，至宋代趨於成熟定型，進入繁榮鼎盛階段。北宋時以蘇東坡為代表的蜀學，名揚天下，與王安石的“新學”相反對，與“洛學”、“朔學”相抗衡。正因為在蜀文化根基上成長起來的蜀學，代表了四川人在精神文化上的創造，是壹面足以振奮蜀人精神的旗幟，所以，在近代維新運動中，壹些進步的四川學者紛紛打出“蜀學”牌，給蜀學註入時代新意，成立“蜀學會”，創辦《蜀學報》，以宣傳變法思想。蒙文通先生在其撰寫的《議蜀學》的文章中，還提出了“重整蜀學”的口號和設想。從不同時代蜀學的廣泛流傳上，可以看出蜀地精神文化的強大生命力和深遠影響。 《華陽國誌》對先秦至秦漢間蜀人生活方式由簡樸趨向奢侈的巨變，作了簡要的概述。它指出，在先秦時期，蜀人“多斑采文章”，“尚滋味”、“好辛香”、“君子精敏，小人鬼黠”，“多悍勇”。秦漢以來，由於經濟的發展，物質的豐富，以及受中原移民的影響，蜀人在衣冠、嫁娶、喪葬等各個方面，開始向奢侈看齊。“故工商致結駟連騎，豪族服王侯美衣，取嫁設太牢之廚膳，歸女有百兩之徒車，送葬必高墳瓦槨，祭典而羊豕夕姓，贈禭兼加，赗賻過禮，此其所失。原其由來，染秦化故也……蓋亦地沃土豐，奢侈不期而至也”。
正是在這壹歷史轉變過程中，蜀人養成了壹種安於閑適享樂的生活方式。這壹生活方式的形成，可以說正是中原文化與蜀文化相作用的結果。古代蜀人對音樂十分喜好，而巴人則以善於擊鼓唱歌跳舞而著稱。在遠古生產力低下的時代，巴蜀人歌舞娛樂，主要是通過祭神祭祖的歌舞活動以起到娛人娛神的作用。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和物質的相對豐盛以後，這種對歌舞娛樂的愛好，很容易發展為對於享樂生活追求。成都平原土地肥沃，氣候溫和，水原豐富，都江堰水利工程設施先進完善，早在秦漢時期就成為全國農業最發達的地區之壹。正因為此區自然條件優越，不愁吃穿，所以，反而容易成為滋生奢靡風俗的土壤。對此，《漢書》作者雲：“巴蜀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食之饒，民食稻魚，亡兇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佚。”《隋書》作者也說：“其人……多溺於逸樂，少從宦之士，女勤作業，而士多自閑……聚會宴飲，尤足意錢之戲。”迨人宋世，“民勤耕作，無寸土之曠，歲三四收。其所獲多為遨遊之費”。大抵時代不同，俗亦微異。然其人易於滿足，追求享受，“溺於逸樂”的習性和傳統，則古今同然。尤其是自唐末五代以來，在宋代蜀人中產生的日益強烈的懷鄉戀土，“罕趨仕進”的觀念，以及“宴安於富饒，不求宦達”，醉心於享受的生活方式，更助長了遊樂之風的興盛。成都平原在宋代本來就“地狹人夥”，耕地面積有限，人們既不可能投入到手工業和商業之中，以擴大經營規模，也不容易更多地投入購大量土地，於是，整個社會財富便不得不大量消耗於遊樂消閑之中。這也是宋代成都遊樂之風興起的壹個重要原因。 古代蜀人有獨立的鬼神思想系統。在《蜀王本紀》和《華陽國誌》中，記載的蜀王蠶叢、柏灌、魚鳧都變成了神仙，其民亦隨王變成了仙。與古中原說人死後魂魄歸泰山不同，蜀族則有魂魄歸岷山之說，反映出蜀人的宗教信仰與中原是有區別的。三星堆遺址祭祀坑的發掘表明，當時蜀人對自然、神靈已有壹個較為系統的認識，存在著萬物有靈的觀念，以及對天、地、山、河的崇拜，並且有了巫術思想。戰國時，道家思想傳進巴蜀，開始與蜀地原有的巫術思想結合起來，構成為壹種講災祥、律歷、占蔔和神仙學的學派。西漢時，成都人嚴君平著《老子指歸》，影響及於東漢，為道都創始人張道陵所吸收，在其《想爾註》中，進壹步發揮了《老子指歸》的思想，把《老子》壹書從人學變成為神學，為道教正壹派的創立奠定了基礎。至於正壹道用作解除、壓勝、鎮邪等方術的符錄，其形式、構成、用法、意義，甚至方術儀式，也都是在“巴蜀符號”、“巴蜀符號印章”的基礎上形成的。由此可見，我國土生土長的宗教——道教濫觴於蜀地，這正是中原的道教思想，與蜀人的信仰方式和傳統文化相揉合的結果。
由此可見，蜀文化作為壹種傳統文化，它不僅連綿不斷，壹脈相承，縱貫古今，而且還覆蓋了蜀人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由成都平原孕育成長的蜀文化，不斷輻射於整個四川，被巴山蜀水的人們代代傳承，逐漸凝聚成為四川人***同的文化精神、***同的文化心理的象征。正因為如此，所以，在後代歷史上，經常可以發現啟用“蜀”的名號作為政治號召和輿論宣傳的現象，如三國時劉備的‘蜀漢“政權、五代時的前後蜀政權、宋初李順在成都建立的“大蜀”政權，以及辛亥革命中四川獨立後建立的“蜀軍政府”等。這是蜀文化向地域政治領域深化的表現。凡此中以證明，源遠流長的蜀文化，直至近代仍是振奮四川人民精神的旗幟。正確認識蜀文化的歷史地們，有助於增強今天四川人民的自豪感，激勵四川人民繼承和發揚蜀文化的創造精神，為推進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作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