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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農民大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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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後期民族和階級矛盾的日益激化
元朝後期，土地高度集中，蒙古貴族已完全成為封建的大地主，各自占有大量的田土。泰定帝也先帖木兒在其即位以前，曾獻給政府七千頃土地，順帝時，公主奴倫陪嫁的土地由政府轉撥給大臣伯顏的也有五千頃。獻納和撥給的土地尚如此之多，占田的實際數量當然更多。元朝皇帝為了籠絡蒙古王公，壹登帝位，就把金銀和田土分賜給他們。元世祖時，政府賜給大臣田壹次不過百頃，以後增至千頃、萬頃。以前賜田多在北方，後來更轉向江南蘇州等膏腴之區了。
大部分蒙古貴族把從農民那裏收奪來的土地，再以苛刻的條件租給農民，用租佃的方法進行剝削。武宗時，“近幸”為人請田壹千二百三十頃，每年收租五十萬石，平均每畝要收四石①，這樣苛重的剝削，必然要陷農民於死地。淮南王的家人也在揚州廣占田土，時常派人縱騎至各鄉“索債征租，驅迫農民，剽掠麥禾”②。文宗時，大臣燕帖木兒請求皇帝把蘇州壹帶的宮田包租給他的兄弟和女婿，再由他們轉租給農民。
漢族地主兼並之風與日俱增。福建崇安縣有田稅人戶***四百五十家，納糧六千石，其中五十大家即納糧五千石，占全縣納稅戶九分之壹的地主大戶，竟占有六分之五的土地③。在江南地區，田主除向佃戶征租外，還隨意向佃戶征收絲料，勒派附加糧，甚至迫使佃戶代服差徭。有的地主還用飛灑、詭寄等辦法躲避差役，賦役不均的現象非常嚴重，其結果是“大家收谷歲至數百萬斛，而小民皆無葢藏”④。在北方地區，由於賦役不均，也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⑤。
元朝初年，政府曾屢次命令地主減租，以後這種禁令也廢除了。仁宗延佑二年（1315年），又下令在兩淮、江南“核實田畝”，但地主買通官府，隱匿田產，而官吏又欲借此以“多括為功”，結果把兩淮地區由農民耕作的沙堿土地，也作熟地充數。“苛急煩擾”，民不堪命，就在此時，激起了江西等地農民反對括田增租的鬥爭。
武宗（1308—1311年）以後，歷仁宗（1312—1320年）、英宗（1321—1323年）以至泰定帝（1324—1328年），元朝的政治日趨腐朽。從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至順帝元統元年（1333年）二十五年間，換了八個皇帝。由於爭奪帝位，蒙古貴族之間長期相互傾軋，往往演成內戰。這時，國家軍政大權已經轉移到握有實力的蒙古大臣之手。
在最高統治集團中，奢侈腐化成為風氣。蒙古皇室和元朝政府把每年搜括來的民脂民膏，大部分用於無節制的歲賜和“作佛事”。武宗時，政府年入鈔二百八十萬錠，但他即位不到壹年就用掉八百二十余萬錠。仁宗即位後支出更達二千萬錠，其中大部分用在賞賜蒙古貴族①。武宗時，用在敬神、修寺等宗教活動上的開支，壹度高達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據仁宗延佑四年（1317年）宣徽院統計，僅供佛飲食壹項，該年***用面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斤，油七萬九千斤，蜜二萬七千三百斤，每日宰羊至萬頭。英宗以後諸帝更是貪財好貨，掠奪無厭。在這種情況下，財政經常支絀，以致“朝廷未嘗有壹日之儲”。元朝統治者要彌補虧空，只有加重稅收，濫發紙幣，而人民所受的剝削也愈重。
元鑰末期，貪汙剝削愈來愈嚴重。政府賣官鬻爵，賄賂公行。官吏斂括的花樣無奇不有。“所屬始參日拜見錢，無事白要曰撒花錢，逢節曰追節錢，生辰日生日錢，管事而索曰常例錢，送迎曰人情錢，勾追曰賫發錢，論訴曰公事錢。覓得錢多日得手，除得州美日好地分，補得職近日好窠窟”②，甚至連肅政廉訪官吏也是“所至州縣，各帶庫子檢鈔稱銀，殆同市道”③。
到了順帝時，壹切腐敗現象達到極點，蒙古貴族和喇嘛僧的跋扈，官吏的貪汙，地主豪強的專橫，與日俱增。以順帝為首的蒙古王室，也是“醜聲穢行，著聞於外”。元朝的統治已經走上了崩潰的道路。
和殘酷的貪汙剝削平行，又接連出現嚴重的天災。元統元年（1333年）京畿大雨，饑民達四十余萬。二年江浙被災，饑民多至五十九萬，至元三年（1337年）①，江浙又災，饑民四十余萬。至正四年（1344年）黃河連決三次，饑民遍野。在天災人禍的迫害下，農民成群地離開土地，武裝起義相挺而起。
早在泰定二年（1325年），河南息州趙醜廝、郭菩薩的起義，提出了“彌勒佛當有天下”的口號，揭開了元末農民起義的序幕。順帝至元三年（1337年），又有廣東朱光卿、聶秀卿的起義，稱“定光佛出世”。同年又有河南棒胡的起義，棒胡燒香聚眾，起義者“舉彌勒小旗”。至元四年，彭和尚、周子旺在袁州起義，起義農民五千余人，“背心皆書佛字”。到了至正初，小規模起義已遍及全國，僅京南壹帶的起義即達三百余起②。
舉行起義的農民多是漢人、南人，因此蒙古統治者對漢人、南人更加仇視。伯顏等人曾提出了要殺絕漢人張、王、劉、李、趙五姓的主張，同時又重申漢人不得執兵器，不得執寸鐵，並且下今北人毆打南人不許還報等。這些禁令的實施，更激發了反抗的火焰。
反抗蒙古統治者的各種各樣的民謠到處傳播。劉福通以“貧極江南，富誇塞北”為號召。當時有人說：“塔兒白，北人是主南是客。塔兒紅，南人來做主人翁”。又說：“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③。這些民謠都強烈地反映了當時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元末紅巾軍大起義正是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總爆發，而更主要是階級矛盾。
“石人壹只眼，挑動黃河天下反”，這是至正十年（1350年）普遍流行於黃河災區的壹個民謠④。到順帝至正十壹年，果然因為挑動黃河，天下反了。這壹年，元朝政府命工部尚書賈魯發汴梁、大名等十三路農民***十五萬人修治黃河，同時又派兵沿黃河鎮壓。就是這些黃河工地上服役的農民，點燃了紅巾軍起義的導火線。紅巾起義爆發以後，壹時“貧者從亂如歸”，不出數月，黃河長江兩淮之間，到處揭起起義的旗幟。
紅巾軍大起義
至正十壹年（1351年）爆發的紅巾軍大起義，主要分為兩支，壹支起於穎州，領導人是劉福通，壹支起於蘄、黃，領導人是徐壽輝、彭瑩玉（即彭和尚）。
同年五月，劉福通率領農民軍攻下潁州。劉福通長期以來即以白蓮教組織農民進行反元鬥爭。他最初在永年推韓山童為首，稱韓為宋徽宗八世孫，“河、淮、襄、陜之民，翕然從之”。不料事機泄露，山童被捕，山童子韓林兒逃至武安，福通即來潁州，攻下朱臯，在朱臯開倉賑濟貧民，“從者數十萬”。以後又相繼占領羅山、真陽、確山、汝寧、息州、光州等地。
八月，徐壽輝、彭瑩玉攻下蘄州。彭瑩玉是袁州“莊民家子”，自幼出家，以清泉為人治病，袁民“事之如神”。他長期利用白蓮教組織農民起義。至元四年（1338年）起義失敗，逃匿淮西，淮民“爭庇之”①。至此彭瑩玉又推布販徐壽輝為首，在蘄、黃起義，建元治平，國號天完，很快便占領了武昌、安陸、沔陽、江州、饒州各地。
這兩支農民軍頭裹紅巾，稱為紅巾軍或紅軍，他們都信奉彌勒佛，燒香聚眾，又稱“香軍”。此外，以紅軍為號的還有蕭縣芝麻李、南陽布王三、荊、樊孟海馬、濠州郭子興，“兩淮、豐、沛、許、汝、荊、漢”的農民都起來響應。
紅巾軍的基本群眾都是貧苦的農民。葉子奇說當時“人物貧富不均，多樂從亂”②。朱元璋也說濠州地區，“民棄農業執刃器趨兇者萬余人”①。農民起兵抗元的根本原因是由於元末社會的貧富不均，但也由於蒙古統治者的民族壓迫所造成。
與紅巾軍起義同時，又有至正八年（1348年）浙東方國珍和至正十三年（1353年）泰州張士誠的起義。方國珍出身佃農，傳說他因殺收租的地主而逃命海上②。張士誠以操舟運鹽為業，因賣鹽於富家，“富家不給值”，遂率眾起兵。他們所領導的反元鬥爭，都牽制了元朝的軍力，壯大了紅巾軍的聲勢。
當紅巾軍以燎原之勢向四方八面發展之時，元朝政府派遣禦史大夫也先不花前往鎮壓。也先不花率軍三十萬進駐沙河，企圖壹舉撲滅劉福通領導的紅巾軍，但懾於紅巾軍的聲威，元軍夜驚，盡棄軍資器械逃走。元朝政府又派丞相脫脫率軍攻徐州芝麻李，元軍會集徐州，這就使紅巾軍的兩支主力得到發展的機會。
至正十二年（1352年），徐壽輝、彭瑩玉領導的紅巾軍攻占了杭州。他們在杭州等地，紀律嚴明，不淫不殺，只把歸附的人登名於戶籍③，得到人民的擁護，隊伍很快便增加到百萬人。
劉福通領導的紅巾軍也在戰鬥中壯大起來。至正十四年（1354年），元順帝把脫脫解職，脫脫統率的“大軍百萬，壹時四散”，很多人都投入紅巾軍，劉福通的聲勢日盛④。至正十五年（1355年）劉福通奉韓林兒在毫州稱帝，改元龍鳳，國號大宋，中原各地的紅巾軍都接受了大宋的領導。
至正十七年（1357年），劉福通分兵三路伐元。東路由毛貴率領，掃蕩了山東、河北等地的元軍，直抵柳林、棗莊，離大都不過百余裏。在大都的蒙古貴族都紛紛建議北逃。但紅巾軍在河北中部遇到元朝援軍的阻擊，又撤回山東。中路由關先生、破頭潘等率領，攻絳州，入保定路，折經大同，直趨塞北。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二月，這支起義軍攻占了上都，燒毀了“富誇塞北”的蒙古宮闕，旋即轉戰遼東各地。西路由李喜喜、白不信等率領，由荊、樊出武關，進攻長安。李喜喜入四川，余部又攻占了甘肅、寧夏等地。與三路進軍同時，劉福通也攻占汴梁，並以汴梁為都，於是“造宮闕，易正朔，巴蜀、荊楚、江淮、齊魯、遼海，西至甘肅，所在兵起，勢相連結”①。正如紅巾軍檄文所說：“慨念生民，久陷於胡，倡義舉兵，恢復中原，東逾齊魯，西出函秦，南過閩廣，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饑者之得膏粱，病者之遇藥石”②，紅巾軍的反元鬥爭至此已達到高潮。
以毛貴為首的紅巾軍在山東等地，甚得民心，有的人把得到的衣糧分與貧民，凡無罪而被掠者壹律放還。“又於萊州立三百六十屯田，每屯相去三十裏：造大車百輛以挽運糧儲，官、民田只十取其二分”③。又立“賓興院”羅致人才。
為了解除紅巾軍的威脅，元朝政府曾下今要把漢人壹概捕殺，並把“諸蒙古、色目因遷謫在外者皆召還京師”④。後來看到漢族地主也敵視紅巾軍，就宣告免除南人、北人的界限，凡起兵鎮壓紅巾軍的人都給以萬戶、千戶、百戶的爵賞。元朝政府還賜方國珍、張士誠龍衣、禦酒，給以官號，收買他們為蒙古統治者效力。方國珍、張士誠接受了元朝的官號，轉而與紅巾軍為敵。至正十二年（1352年），察罕帖木兒、李思齊等起兵進攻紅巾軍，“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同年，答失八都魯也“招募襄陽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北上襲擊毫州⑤。答失八都魯的軍隊於至正十六年（1356年）被劉福通殲滅，但察罕帖木兒得到元朝統治者的大力支持，軍容日盛。至正十八年（1358年），察罕帖木兒以兵分鎮關陜、荊州、河洛、江淮四地，又以重兵屯太行，成為紅中軍最兇惡的敵人。
漢族地主階級在農民起義的過程中，壹部分人始終對元效忠，堅決與農民為敵。他們要“竭忠以報國家”①。另壹部分人則不願向元效忠，結寨自保，觀變待機。但這些人實際上與元統治者也是站在壹起的。也有壹小部分人參加了農民軍，這是由於漢族地主與蒙古統治者之間還存在著民族的矛盾，有的人則是迫於農民軍的威力。
徐壽輝領導的紅中軍經過多次血戰，許多地區得而復失，彭瑩玉也在戰鬥中犧牲②。以後徐壽輝又派部將明玉珍攻取四川，四川和雲南壹部分地區也被紅巾軍控制。至正二十年（1360年），徐壽輝為其部將陳友諒所殺，陳友諒作了皇帝，國號大漢。明玉珍不服陳友諒的領導，不久也在四川自立，國號大夏。
劉福通領導的紅巾軍逐漸處於不利的形勢。北伐的三路大軍在事前並無精密的布置，軍令既不統壹，彼此間也缺乏聯系。關先生、破頭潘和李喜喜的軍隊始終在各地流動作戰，沒有鞏固的根據地，前方勝利，後方又遭到敵人的攻擊。至正十九年（1359年），察罕帖木兒攻占汴梁，韓林兒、劉福通撤兵走安豐。這時，駐守山東的毛貴被部屬趙君用所殺，察罕帖木兒乘機進迫山東，山東各城亦被察罕占領。山東壹失，安豐的屏藩就被撤除了。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張士誠圍安豐，城破，劉福通遇難犧牲。
劉福通、韓林兒領導的紅巾軍雖然失敗，但是在反元鬥爭中，前後十三年，“大小數百戰”③，給予蒙古貴族和漢族官僚地主致命的打擊，已從根本上摧毀了蒙古的統治。
朱元璋的起義和元朝的滅亡
當紅巾軍正在和元軍主力進行艱苦鬥爭的時候，朱元璋開始獨樹壹幟，逐漸發展了自己的勢力。
朱元璋，濠州鐘離人，出身於壹個貧農家庭，小時候作過和尚，至正十二年（1352年）參加濠州郭子興領導的紅巾軍。至正十四年（1354年），他奉命南略定遠，招降驢牌寨壯丁三千人，又夜襲元軍於橫澗山，收精兵兩萬，隨即進占滁州。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進兵和陽，渡江攻下太平、溧水、溧陽等地。這時，韓林兒在毫稱帝，他接受了韓林兒的官職、封號，軍隊皆以紅巾裹頭，亦稱香軍①。朱元璋軍紀嚴明，又知人善任，文士如馮國勝、李善長等都為他出謀劃策，勇猛善戰的常遇春、胡大海也都來投奔他。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占領建康，成為紅巾軍內部壹支強大的武裝力量。
從至正十六年至十九年間（1356—1359年），朱元璋以建康為根據地，不斷向外擴充其勢力。這時，在他北面是韓林兒、劉福通，西面是徐壽輝，東面是張士誠，惟有皖南、浙東壹部分地區駐守的元兵勢力較弱。至正十七年（1357年），朱元璋派徐達、常遇春、胡大海分別攻占寧國、徽州、池州等地，明年又親自率兵攻克婺州。至正十九年（1359年）繼續攻占衢州、處州，皖南以及浙東的東南部地區，此後這些地區都為朱元璋所控制。
至正二十年（1360年），朱元璋羅致了浙東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劉基、宋濂、葉琛、章溢等人，特別是劉基、宋濂在朱元璋的開創事業中起了顯著的作用。從此朱元璋進壹步取得東南地主階級的支持，鞏固了他對這壹地區的統治。朱元璋也註意恢復農業生產的工作。至正十八年（1358年），他以康茂才為都水營田使，在各地興築堤防，興修水利，預防旱澇，經營農田。又設管理民兵萬戶府，仿古代寓兵於農之意，選拔強壯農民，使其“農時則耕，閑則練習”，還屢次蠲免田賦①。這些措施收到壹定的成效，在他統治的地區，農民生活比較安定，軍糧也有充足的供應。
在朱元璋占領浙東等地時，韓林兒、劉福通所領導的紅中軍正遭遇到察罕帖木兒等地主武裝的襲擊，徐壽輝又為部將陳友諒所殺。陳友諒力量雖強，但“將士離心”，“政令不壹”，明玉珍也只是割據四川，偏安壹隅。占據蘇州的張土誠和浙東慶元的方國珍，早已歸附了元朝。他們在所轄地區之內只知霸占田產，奴役佃戶，腐化享樂，不關心人民疾苦，因而得不到人民的支持。這種形勢極有利於朱元璋的發展。
至正二十年（1360年），陳友諒率軍攻占太平，直入建康，在江東橋為朱元璋所敗。朱元璋復率軍反攻，先後攻克饒州、安慶、洪都等地。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陳友諒與朱元璋會戰幹鄱陽湖，友諒中矢死，全軍大敗。第二年，其子陳理投降，至此，朱元璋解除了西方最大的威脅。
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朱元璋把兵鋒轉向蘇州張土誠。他采取了“煎其肘翼”的軍事部署，派將攻占久被張士誠控制的高郵、淮安等地，壹面又東向湖州、嘉興和杭州，殲滅張士誠軍的主力，然後進圍蘇州。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蘇州城破，張土誠被俘自縊而死，三吳平定。據守慶元、溫、臺壹帶的方國珍也遣使歸降。同年，又分別派將攻取廣東、福建，朱元璋已奄有東南半壁。
進攻張士誠時，朱元璋在檄文中已公開罵白蓮教是“妖術”，誣蔑紅巾軍“焚蕩城郭，殺戮士夫，茶毒生靈，無端萬狀”。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冬，他派人在瓜步殺了韓林兒，這時的朱元璋顯然已背叛了農民軍，完全蛻化成為地主階級的代理人。
朱元璋既打敗江南的各個割據勢力，更積極準備北上伐元。此時，蒙古統治者更加腐化墮落，元順帝信任喇嘛僧，朝夕逸樂，宮庭的政變不斷發生，軍力也壹蹶不振，只有倚靠擴廓帖木兒和孛羅帖木兒等人的地主武裝支持殘局。擴廓帖木兒守河南，李羅帖木兒守大同，李思齊、張良弼等守關中，他們彼此連年交兵，到處掠奪屠殺，給人民帶來深重的苦難。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決意北伐。在宋濂等人草擬的壹篇聲討元朝的檄文中，提出了“驅逐胡虜，恢復中華”和“立綱陳紀，救濟斯民”的口號①。檄文中責備擴廓、李思齊等“假元號以濟私，持有眾以要君”，指出這些人相互吞並是人民的巨害。同時更指出蒙古、色目雖不是漢族，只要“願為臣民者”，皆與漢人同等對待。
由徐達、常遇春等人率領的北伐軍先後在山東、汴梁、潼關等地打敗擴廓、李思齊、張思道的軍隊。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七月，徐達會諸將於臨清，連下德州、通州等城，元順帝率後妃、太子和壹部分蒙古大臣從大都北逃。八月，北伐軍進占大都，結束了元朝的統治。這壹年，朱元璋已建立了明朝，改元洪武，是為明太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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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元史》卷五八《地理誌》序。
② 《元史》卷八五《百官誌》壹。
③ 《元文類》卷四壹《經世大典序錄·政典總序·屯戍》。
① 《元史》卷壹○壹《兵誌·站赤》。
② 同上。
③ 《元史》卷二○二《八思巴傳》。
④ 《元史》卷八七《百官誌》三。
⑤ 《元史》卷壹二五《賽典赤瞻思丁傳》。
⑥ 《元史》卷壹六七《張立道傳》。
① 參考陳垣《也裏可溫考》。
② 《馬可波羅行紀》壹五七章《馮承鈞譯本》。
① 《歷代名臣奏議》卷六六。
② 《元史》卷壹三四《撒吉思傳》。
③ 黃溍《黃金華集》卷二八《答祿乃蠻氏先塋碑》。
④ 姚燧《牧庵集》卷二○《宣撫使張公神道碑》。
⑤ 《元史》卷壹六三《張雄飛傳》。
① 《元史》卷八《世祖紀》。
② 《元文類》卷三六蔡文淵《農桑輯要》序。
③ 王禎《農書》卷三《農桑通訣·鋤治篇第七》。
④ 《元典章》卷二三《戶部》九。
① 《元史》卷六四《河渠誌》。
② 《農桑輯要》王馨原序。
③ 《元史》卷九三《食貨誌》壹《農桑》。”
① 《元史》卷二三《武宗紀》。
② 王惲《秋澗大全集》卷三五《上世祖皇帝論政事疏》。
③ 陶宗儀《輟耕錄》卷五《朱張》。
④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
① 《元史》卷壹七五《張珪傳》。
② 《元史》卷十五《世祖紀》。
③ 王逢《梧溪集》卷三《黃道婆祠》。
④ 胡琢《濮鎮紀聞》卷首總敘；同治《湖州府誌》卷三三《輿地略·物產》下。
⑤ 徐壹夔《史豐稿》卷二十三《織工對》。
① 《元史》卷壹二○《鎮海傳》，卷壹二二《哈散納傳》。
② 《元史》卷壹六七《張惠傳》。
③ 王惲《秋澗大全集》卷五八《浙西道宣慰使行工部尚書孫公神道碑銘》。
① 《元典章》卷二二《戶部》八。
② 《元史》卷九四《食貨誌·市舶》。
① 《元史》卷八五《百官誌》序。《元史》卷壹七二《程鉅夫傳》。
② 《元史》卷六《世祖紀》。
③ 蘇天爵《滋溪文稿》卷十二《韓公神道碑銘》。
④ 《元史》卷十五《世祖紀》。
⑤ 《元史》卷二二《武宗紀》，卷二六《仁宗紀》，卷二七《英宗紀》。
① 《元史》卷壹二五《高智耀傳》。
②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三五《征伐》。
① 《歷代名臣奏議》卷六六《治道》趙天麟奏策。
② 虞集《道園學古錄》卷十七《張忠獻公神道碑》。參考馮譯《馬可波羅行紀》。
③ 《元史》卷壹六八《陳天祥傳》。
④ 程鉅夫《雪樓集》卷八《何文正公神道碑》。
① 《元史紀事本末》卷壹《江南群盜》。
② 《秋澗集》卷九二《論寇鐘明亮事狀》。
① 《元史》卷二三《武宗紀》二。
② 至順《鎮江誌》卷十壹。
③ 《道園學古錄》卷十壹《建寧路崇安縣尹鄒君去思之碑》。
④ 余闕《青陽集》卷三《憲使董公均役記》。
⑤ 危素《危太樸續集》卷九《書張承基傳後》。
① 《元史》卷二二《武宗紀》。《元史》卷二四《仁宗紀》。
② 葉子奇《草木子》卷四下《雜俎篇》。
③ 同上。
① 元朝有兩個至元年號，壹在世祖時，壹在順帝時。
② 《元史》卷四十《順帝紀》。
③ 《元史》卷五壹《五行誌》。
④ 錢謙益《國初群雄事略》卷壹《宋小明王》。
① 權衡《庚申外史》上。
② 《草木子》卷三上《克謹篇》。
① 朱元璋《紀夢》（《紀錄匯編》本）。
② 黃溥《閑中今古錄摘鈔》。
③ 《輟耕錄》卷二八《刑賞失宜》。
④ 《庚申外史》上。
① 《元史》卷壹四壹《察罕帖木兒傳》。
② 鄭麟趾《高麗史》卷三九《恭湣王世家》。
③ 《元史》卷四五《順帝紀》。
④ 《庚申外史》上。
⑤ 《元史》卷壹四二《答失八都魯傳》。
① 宋濂《宋學士文集·翰苑別集》卷九《陳府君墓誌銘》。
② 錢謙益《初學集》卷八○《回金正希館丈書》。
③ 《罪惟錄》傳五《韓林兒傳贊》。
① 《庚申外史》下。
① 分見《明太祖洪武實錄》卷六戊戌（即元至正十八年）二月，及卷十二癸卯（至正二十三年）二月。
① 《明太祖洪武實錄》卷二壹，吳元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