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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後期風起雲湧的農民起義運動

元末農民起義作戰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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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農民大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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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後期民族和階級矛盾的日益激化

元朝後期,土地高度集中,蒙古貴族已完全成為封建的大地主,各自占有大量的田土。泰定帝也先帖木兒在其即位以前,曾獻給政府七千頃土地,順帝時,公主奴倫陪嫁的土地由政府轉撥給大臣伯顏的也有五千頃。獻納和撥給的土地尚如此之多,占田的實際數量當然更多。元朝皇帝為了籠絡蒙古王公,壹登帝位,就把金銀和田土分賜給他們。元世祖時,政府賜給大臣田壹次不過百頃,以後增至千頃、萬頃。以前賜田多在北方,後來更轉向江南蘇州等膏腴之區了。

大部分蒙古貴族把從農民那裏收奪來的土地,再以苛刻的條件租給農民,用租佃的方法進行剝削。武宗時,“近幸”為人請田壹千二百三十頃,每年收租五十萬石,平均每畝要收四石①,這樣苛重的剝削,必然要陷農民於死地。淮南王的家人也在揚州廣占田土,時常派人縱騎至各鄉“索債征租,驅迫農民,剽掠麥禾”②。文宗時,大臣燕帖木兒請求皇帝把蘇州壹帶的宮田包租給他的兄弟和女婿,再由他們轉租給農民。

漢族地主兼並之風與日俱增。福建崇安縣有田稅人戶***四百五十家,納糧六千石,其中五十大家即納糧五千石,占全縣納稅戶九分之壹的地主大戶,竟占有六分之五的土地③。在江南地區,田主除向佃戶征租外,還隨意向佃戶征收絲料,勒派附加糧,甚至迫使佃戶代服差徭。有的地主還用飛灑、詭寄等辦法躲避差役,賦役不均的現象非常嚴重,其結果是“大家收谷歲至數百萬斛,而小民皆無葢藏”④。在北方地區,由於賦役不均,也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⑤。

元朝初年,政府曾屢次命令地主減租,以後這種禁令也廢除了。仁宗延佑二年(1315年),又下令在兩淮、江南“核實田畝”,但地主買通官府,隱匿田產,而官吏又欲借此以“多括為功”,結果把兩淮地區由農民耕作的沙堿土地,也作熟地充數。“苛急煩擾”,民不堪命,就在此時,激起了江西等地農民反對括田增租的鬥爭。

武宗(1308—1311年)以後,歷仁宗(1312—1320年)、英宗(1321—1323年)以至泰定帝(1324—1328年),元朝的政治日趨腐朽。從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至順帝元統元年(1333年)二十五年間,換了八個皇帝。由於爭奪帝位,蒙古貴族之間長期相互傾軋,往往演成內戰。這時,國家軍政大權已經轉移到握有實力的蒙古大臣之手。

在最高統治集團中,奢侈腐化成為風氣。蒙古皇室和元朝政府把每年搜括來的民脂民膏,大部分用於無節制的歲賜和“作佛事”。武宗時,政府年入鈔二百八十萬錠,但他即位不到壹年就用掉八百二十余萬錠。仁宗即位後支出更達二千萬錠,其中大部分用在賞賜蒙古貴族①。武宗時,用在敬神、修寺等宗教活動上的開支,壹度高達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據仁宗延佑四年(1317年)宣徽院統計,僅供佛飲食壹項,該年***用面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斤,油七萬九千斤,蜜二萬七千三百斤,每日宰羊至萬頭。英宗以後諸帝更是貪財好貨,掠奪無厭。在這種情況下,財政經常支絀,以致“朝廷未嘗有壹日之儲”。元朝統治者要彌補虧空,只有加重稅收,濫發紙幣,而人民所受的剝削也愈重。

元鑰末期,貪汙剝削愈來愈嚴重。政府賣官鬻爵,賄賂公行。官吏斂括的花樣無奇不有。“所屬始參日拜見錢,無事白要曰撒花錢,逢節曰追節錢,生辰日生日錢,管事而索曰常例錢,送迎曰人情錢,勾追曰賫發錢,論訴曰公事錢。覓得錢多日得手,除得州美日好地分,補得職近日好窠窟”②,甚至連肅政廉訪官吏也是“所至州縣,各帶庫子檢鈔稱銀,殆同市道”③。

到了順帝時,壹切腐敗現象達到極點,蒙古貴族和喇嘛僧的跋扈,官吏的貪汙,地主豪強的專橫,與日俱增。以順帝為首的蒙古王室,也是“醜聲穢行,著聞於外”。元朝的統治已經走上了崩潰的道路。

和殘酷的貪汙剝削平行,又接連出現嚴重的天災。元統元年(1333年)京畿大雨,饑民達四十余萬。二年江浙被災,饑民多至五十九萬,至元三年(1337年)①,江浙又災,饑民四十余萬。至正四年(1344年)黃河連決三次,饑民遍野。在天災人禍的迫害下,農民成群地離開土地,武裝起義相挺而起。

早在泰定二年(1325年),河南息州趙醜廝、郭菩薩的起義,提出了“彌勒佛當有天下”的口號,揭開了元末農民起義的序幕。順帝至元三年(1337年),又有廣東朱光卿、聶秀卿的起義,稱“定光佛出世”。同年又有河南棒胡的起義,棒胡燒香聚眾,起義者“舉彌勒小旗”。至元四年,彭和尚、周子旺在袁州起義,起義農民五千余人,“背心皆書佛字”。到了至正初,小規模起義已遍及全國,僅京南壹帶的起義即達三百余起②。

舉行起義的農民多是漢人、南人,因此蒙古統治者對漢人、南人更加仇視。伯顏等人曾提出了要殺絕漢人張、王、劉、李、趙五姓的主張,同時又重申漢人不得執兵器,不得執寸鐵,並且下今北人毆打南人不許還報等。這些禁令的實施,更激發了反抗的火焰。

反抗蒙古統治者的各種各樣的民謠到處傳播。劉福通以“貧極江南,富誇塞北”為號召。當時有人說:“塔兒白,北人是主南是客。塔兒紅,南人來做主人翁”。又說:“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③。這些民謠都強烈地反映了當時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元末紅巾軍大起義正是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總爆發,而更主要是階級矛盾。

“石人壹只眼,挑動黃河天下反”,這是至正十年(1350年)普遍流行於黃河災區的壹個民謠④。到順帝至正十壹年,果然因為挑動黃河,天下反了。這壹年,元朝政府命工部尚書賈魯發汴梁、大名等十三路農民***十五萬人修治黃河,同時又派兵沿黃河鎮壓。就是這些黃河工地上服役的農民,點燃了紅巾軍起義的導火線。紅巾起義爆發以後,壹時“貧者從亂如歸”,不出數月,黃河長江兩淮之間,到處揭起起義的旗幟。

紅巾軍大起義

至正十壹年(1351年)爆發的紅巾軍大起義,主要分為兩支,壹支起於穎州,領導人是劉福通,壹支起於蘄、黃,領導人是徐壽輝、彭瑩玉(即彭和尚)。

同年五月,劉福通率領農民軍攻下潁州。劉福通長期以來即以白蓮教組織農民進行反元鬥爭。他最初在永年推韓山童為首,稱韓為宋徽宗八世孫,“河、淮、襄、陜之民,翕然從之”。不料事機泄露,山童被捕,山童子韓林兒逃至武安,福通即來潁州,攻下朱臯,在朱臯開倉賑濟貧民,“從者數十萬”。以後又相繼占領羅山、真陽、確山、汝寧、息州、光州等地。

八月,徐壽輝、彭瑩玉攻下蘄州。彭瑩玉是袁州“莊民家子”,自幼出家,以清泉為人治病,袁民“事之如神”。他長期利用白蓮教組織農民起義。至元四年(1338年)起義失敗,逃匿淮西,淮民“爭庇之”①。至此彭瑩玉又推布販徐壽輝為首,在蘄、黃起義,建元治平,國號天完,很快便占領了武昌、安陸、沔陽、江州、饒州各地。

這兩支農民軍頭裹紅巾,稱為紅巾軍或紅軍,他們都信奉彌勒佛,燒香聚眾,又稱“香軍”。此外,以紅軍為號的還有蕭縣芝麻李、南陽布王三、荊、樊孟海馬、濠州郭子興,“兩淮、豐、沛、許、汝、荊、漢”的農民都起來響應。

紅巾軍的基本群眾都是貧苦的農民。葉子奇說當時“人物貧富不均,多樂從亂”②。朱元璋也說濠州地區,“民棄農業執刃器趨兇者萬余人”①。農民起兵抗元的根本原因是由於元末社會的貧富不均,但也由於蒙古統治者的民族壓迫所造成。

與紅巾軍起義同時,又有至正八年(1348年)浙東方國珍和至正十三年(1353年)泰州張士誠的起義。方國珍出身佃農,傳說他因殺收租的地主而逃命海上②。張士誠以操舟運鹽為業,因賣鹽於富家,“富家不給值”,遂率眾起兵。他們所領導的反元鬥爭,都牽制了元朝的軍力,壯大了紅巾軍的聲勢。

當紅巾軍以燎原之勢向四方八面發展之時,元朝政府派遣禦史大夫也先不花前往鎮壓。也先不花率軍三十萬進駐沙河,企圖壹舉撲滅劉福通領導的紅巾軍,但懾於紅巾軍的聲威,元軍夜驚,盡棄軍資器械逃走。元朝政府又派丞相脫脫率軍攻徐州芝麻李,元軍會集徐州,這就使紅巾軍的兩支主力得到發展的機會。

至正十二年(1352年),徐壽輝、彭瑩玉領導的紅巾軍攻占了杭州。他們在杭州等地,紀律嚴明,不淫不殺,只把歸附的人登名於戶籍③,得到人民的擁護,隊伍很快便增加到百萬人。

劉福通領導的紅巾軍也在戰鬥中壯大起來。至正十四年(1354年),元順帝把脫脫解職,脫脫統率的“大軍百萬,壹時四散”,很多人都投入紅巾軍,劉福通的聲勢日盛④。至正十五年(1355年)劉福通奉韓林兒在毫州稱帝,改元龍鳳,國號大宋,中原各地的紅巾軍都接受了大宋的領導。

至正十七年(1357年),劉福通分兵三路伐元。東路由毛貴率領,掃蕩了山東、河北等地的元軍,直抵柳林、棗莊,離大都不過百余裏。在大都的蒙古貴族都紛紛建議北逃。但紅巾軍在河北中部遇到元朝援軍的阻擊,又撤回山東。中路由關先生、破頭潘等率領,攻絳州,入保定路,折經大同,直趨塞北。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二月,這支起義軍攻占了上都,燒毀了“富誇塞北”的蒙古宮闕,旋即轉戰遼東各地。西路由李喜喜、白不信等率領,由荊、樊出武關,進攻長安。李喜喜入四川,余部又攻占了甘肅、寧夏等地。與三路進軍同時,劉福通也攻占汴梁,並以汴梁為都,於是“造宮闕,易正朔,巴蜀、荊楚、江淮、齊魯、遼海,西至甘肅,所在兵起,勢相連結”①。正如紅巾軍檄文所說:“慨念生民,久陷於胡,倡義舉兵,恢復中原,東逾齊魯,西出函秦,南過閩廣,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饑者之得膏粱,病者之遇藥石”②,紅巾軍的反元鬥爭至此已達到高潮。

以毛貴為首的紅巾軍在山東等地,甚得民心,有的人把得到的衣糧分與貧民,凡無罪而被掠者壹律放還。“又於萊州立三百六十屯田,每屯相去三十裏:造大車百輛以挽運糧儲,官、民田只十取其二分”③。又立“賓興院”羅致人才。

為了解除紅巾軍的威脅,元朝政府曾下今要把漢人壹概捕殺,並把“諸蒙古、色目因遷謫在外者皆召還京師”④。後來看到漢族地主也敵視紅巾軍,就宣告免除南人、北人的界限,凡起兵鎮壓紅巾軍的人都給以萬戶、千戶、百戶的爵賞。元朝政府還賜方國珍、張士誠龍衣、禦酒,給以官號,收買他們為蒙古統治者效力。方國珍、張士誠接受了元朝的官號,轉而與紅巾軍為敵。至正十二年(1352年),察罕帖木兒、李思齊等起兵進攻紅巾軍,“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同年,答失八都魯也“招募襄陽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北上襲擊毫州⑤。答失八都魯的軍隊於至正十六年(1356年)被劉福通殲滅,但察罕帖木兒得到元朝統治者的大力支持,軍容日盛。至正十八年(1358年),察罕帖木兒以兵分鎮關陜、荊州、河洛、江淮四地,又以重兵屯太行,成為紅中軍最兇惡的敵人。

漢族地主階級在農民起義的過程中,壹部分人始終對元效忠,堅決與農民為敵。他們要“竭忠以報國家”①。另壹部分人則不願向元效忠,結寨自保,觀變待機。但這些人實際上與元統治者也是站在壹起的。也有壹小部分人參加了農民軍,這是由於漢族地主與蒙古統治者之間還存在著民族的矛盾,有的人則是迫於農民軍的威力。

徐壽輝領導的紅中軍經過多次血戰,許多地區得而復失,彭瑩玉也在戰鬥中犧牲②。以後徐壽輝又派部將明玉珍攻取四川,四川和雲南壹部分地區也被紅巾軍控制。至正二十年(1360年),徐壽輝為其部將陳友諒所殺,陳友諒作了皇帝,國號大漢。明玉珍不服陳友諒的領導,不久也在四川自立,國號大夏。

劉福通領導的紅巾軍逐漸處於不利的形勢。北伐的三路大軍在事前並無精密的布置,軍令既不統壹,彼此間也缺乏聯系。關先生、破頭潘和李喜喜的軍隊始終在各地流動作戰,沒有鞏固的根據地,前方勝利,後方又遭到敵人的攻擊。至正十九年(1359年),察罕帖木兒攻占汴梁,韓林兒、劉福通撤兵走安豐。這時,駐守山東的毛貴被部屬趙君用所殺,察罕帖木兒乘機進迫山東,山東各城亦被察罕占領。山東壹失,安豐的屏藩就被撤除了。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張士誠圍安豐,城破,劉福通遇難犧牲。

劉福通、韓林兒領導的紅巾軍雖然失敗,但是在反元鬥爭中,前後十三年,“大小數百戰”③,給予蒙古貴族和漢族官僚地主致命的打擊,已從根本上摧毀了蒙古的統治。

朱元璋的起義和元朝的滅亡

當紅巾軍正在和元軍主力進行艱苦鬥爭的時候,朱元璋開始獨樹壹幟,逐漸發展了自己的勢力。

朱元璋,濠州鐘離人,出身於壹個貧農家庭,小時候作過和尚,至正十二年(1352年)參加濠州郭子興領導的紅巾軍。至正十四年(1354年),他奉命南略定遠,招降驢牌寨壯丁三千人,又夜襲元軍於橫澗山,收精兵兩萬,隨即進占滁州。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進兵和陽,渡江攻下太平、溧水、溧陽等地。這時,韓林兒在毫稱帝,他接受了韓林兒的官職、封號,軍隊皆以紅巾裹頭,亦稱香軍①。朱元璋軍紀嚴明,又知人善任,文士如馮國勝、李善長等都為他出謀劃策,勇猛善戰的常遇春、胡大海也都來投奔他。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占領建康,成為紅巾軍內部壹支強大的武裝力量。

從至正十六年至十九年間(1356—1359年),朱元璋以建康為根據地,不斷向外擴充其勢力。這時,在他北面是韓林兒、劉福通,西面是徐壽輝,東面是張士誠,惟有皖南、浙東壹部分地區駐守的元兵勢力較弱。至正十七年(1357年),朱元璋派徐達、常遇春、胡大海分別攻占寧國、徽州、池州等地,明年又親自率兵攻克婺州。至正十九年(1359年)繼續攻占衢州、處州,皖南以及浙東的東南部地區,此後這些地區都為朱元璋所控制。

至正二十年(1360年),朱元璋羅致了浙東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劉基、宋濂、葉琛、章溢等人,特別是劉基、宋濂在朱元璋的開創事業中起了顯著的作用。從此朱元璋進壹步取得東南地主階級的支持,鞏固了他對這壹地區的統治。朱元璋也註意恢復農業生產的工作。至正十八年(1358年),他以康茂才為都水營田使,在各地興築堤防,興修水利,預防旱澇,經營農田。又設管理民兵萬戶府,仿古代寓兵於農之意,選拔強壯農民,使其“農時則耕,閑則練習”,還屢次蠲免田賦①。這些措施收到壹定的成效,在他統治的地區,農民生活比較安定,軍糧也有充足的供應。

在朱元璋占領浙東等地時,韓林兒、劉福通所領導的紅中軍正遭遇到察罕帖木兒等地主武裝的襲擊,徐壽輝又為部將陳友諒所殺。陳友諒力量雖強,但“將士離心”,“政令不壹”,明玉珍也只是割據四川,偏安壹隅。占據蘇州的張土誠和浙東慶元的方國珍,早已歸附了元朝。他們在所轄地區之內只知霸占田產,奴役佃戶,腐化享樂,不關心人民疾苦,因而得不到人民的支持。這種形勢極有利於朱元璋的發展。

至正二十年(1360年),陳友諒率軍攻占太平,直入建康,在江東橋為朱元璋所敗。朱元璋復率軍反攻,先後攻克饒州、安慶、洪都等地。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陳友諒與朱元璋會戰幹鄱陽湖,友諒中矢死,全軍大敗。第二年,其子陳理投降,至此,朱元璋解除了西方最大的威脅。

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朱元璋把兵鋒轉向蘇州張土誠。他采取了“煎其肘翼”的軍事部署,派將攻占久被張士誠控制的高郵、淮安等地,壹面又東向湖州、嘉興和杭州,殲滅張士誠軍的主力,然後進圍蘇州。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蘇州城破,張土誠被俘自縊而死,三吳平定。據守慶元、溫、臺壹帶的方國珍也遣使歸降。同年,又分別派將攻取廣東、福建,朱元璋已奄有東南半壁。

進攻張士誠時,朱元璋在檄文中已公開罵白蓮教是“妖術”,誣蔑紅巾軍“焚蕩城郭,殺戮士夫,茶毒生靈,無端萬狀”。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冬,他派人在瓜步殺了韓林兒,這時的朱元璋顯然已背叛了農民軍,完全蛻化成為地主階級的代理人。

朱元璋既打敗江南的各個割據勢力,更積極準備北上伐元。此時,蒙古統治者更加腐化墮落,元順帝信任喇嘛僧,朝夕逸樂,宮庭的政變不斷發生,軍力也壹蹶不振,只有倚靠擴廓帖木兒和孛羅帖木兒等人的地主武裝支持殘局。擴廓帖木兒守河南,李羅帖木兒守大同,李思齊、張良弼等守關中,他們彼此連年交兵,到處掠奪屠殺,給人民帶來深重的苦難。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決意北伐。在宋濂等人草擬的壹篇聲討元朝的檄文中,提出了“驅逐胡虜,恢復中華”和“立綱陳紀,救濟斯民”的口號①。檄文中責備擴廓、李思齊等“假元號以濟私,持有眾以要君”,指出這些人相互吞並是人民的巨害。同時更指出蒙古、色目雖不是漢族,只要“願為臣民者”,皆與漢人同等對待。

由徐達、常遇春等人率領的北伐軍先後在山東、汴梁、潼關等地打敗擴廓、李思齊、張思道的軍隊。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七月,徐達會諸將於臨清,連下德州、通州等城,元順帝率後妃、太子和壹部分蒙古大臣從大都北逃。八月,北伐軍進占大都,結束了元朝的統治。這壹年,朱元璋已建立了明朝,改元洪武,是為明太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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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元史》卷五八《地理誌》序。

② 《元史》卷八五《百官誌》壹。

③ 《元文類》卷四壹《經世大典序錄·政典總序·屯戍》。

① 《元史》卷壹○壹《兵誌·站赤》。

② 同上。

③ 《元史》卷二○二《八思巴傳》。

④ 《元史》卷八七《百官誌》三。

⑤ 《元史》卷壹二五《賽典赤瞻思丁傳》。

⑥ 《元史》卷壹六七《張立道傳》。

① 參考陳垣《也裏可溫考》。

② 《馬可波羅行紀》壹五七章《馮承鈞譯本》。

① 《歷代名臣奏議》卷六六。

② 《元史》卷壹三四《撒吉思傳》。

③ 黃溍《黃金華集》卷二八《答祿乃蠻氏先塋碑》。

④ 姚燧《牧庵集》卷二○《宣撫使張公神道碑》。

⑤ 《元史》卷壹六三《張雄飛傳》。

① 《元史》卷八《世祖紀》。

② 《元文類》卷三六蔡文淵《農桑輯要》序。

③ 王禎《農書》卷三《農桑通訣·鋤治篇第七》。

④ 《元典章》卷二三《戶部》九。

① 《元史》卷六四《河渠誌》。

② 《農桑輯要》王馨原序。

③ 《元史》卷九三《食貨誌》壹《農桑》。”

① 《元史》卷二三《武宗紀》。

② 王惲《秋澗大全集》卷三五《上世祖皇帝論政事疏》。

③ 陶宗儀《輟耕錄》卷五《朱張》。

④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

① 《元史》卷壹七五《張珪傳》。

② 《元史》卷十五《世祖紀》。

③ 王逢《梧溪集》卷三《黃道婆祠》。

④ 胡琢《濮鎮紀聞》卷首總敘;同治《湖州府誌》卷三三《輿地略·物產》下。

⑤ 徐壹夔《史豐稿》卷二十三《織工對》。

① 《元史》卷壹二○《鎮海傳》,卷壹二二《哈散納傳》。

② 《元史》卷壹六七《張惠傳》。

③ 王惲《秋澗大全集》卷五八《浙西道宣慰使行工部尚書孫公神道碑銘》。

① 《元典章》卷二二《戶部》八。

② 《元史》卷九四《食貨誌·市舶》。

① 《元史》卷八五《百官誌》序。《元史》卷壹七二《程鉅夫傳》。

② 《元史》卷六《世祖紀》。

③ 蘇天爵《滋溪文稿》卷十二《韓公神道碑銘》。

④ 《元史》卷十五《世祖紀》。

⑤ 《元史》卷二二《武宗紀》,卷二六《仁宗紀》,卷二七《英宗紀》。

① 《元史》卷壹二五《高智耀傳》。

②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三五《征伐》。

① 《歷代名臣奏議》卷六六《治道》趙天麟奏策。

② 虞集《道園學古錄》卷十七《張忠獻公神道碑》。參考馮譯《馬可波羅行紀》。

③ 《元史》卷壹六八《陳天祥傳》。

④ 程鉅夫《雪樓集》卷八《何文正公神道碑》。

① 《元史紀事本末》卷壹《江南群盜》。

② 《秋澗集》卷九二《論寇鐘明亮事狀》。

① 《元史》卷二三《武宗紀》二。

② 至順《鎮江誌》卷十壹。

③ 《道園學古錄》卷十壹《建寧路崇安縣尹鄒君去思之碑》。

④ 余闕《青陽集》卷三《憲使董公均役記》。

⑤ 危素《危太樸續集》卷九《書張承基傳後》。

① 《元史》卷二二《武宗紀》。《元史》卷二四《仁宗紀》。

② 葉子奇《草木子》卷四下《雜俎篇》。

③ 同上。

① 元朝有兩個至元年號,壹在世祖時,壹在順帝時。

② 《元史》卷四十《順帝紀》。

③ 《元史》卷五壹《五行誌》。

④ 錢謙益《國初群雄事略》卷壹《宋小明王》。

① 權衡《庚申外史》上。

② 《草木子》卷三上《克謹篇》。

① 朱元璋《紀夢》(《紀錄匯編》本)。

② 黃溥《閑中今古錄摘鈔》。

③ 《輟耕錄》卷二八《刑賞失宜》。

④ 《庚申外史》上。

① 《元史》卷壹四壹《察罕帖木兒傳》。

② 鄭麟趾《高麗史》卷三九《恭湣王世家》。

③ 《元史》卷四五《順帝紀》。

④ 《庚申外史》上。

⑤ 《元史》卷壹四二《答失八都魯傳》。

① 宋濂《宋學士文集·翰苑別集》卷九《陳府君墓誌銘》。

② 錢謙益《初學集》卷八○《回金正希館丈書》。

③ 《罪惟錄》傳五《韓林兒傳贊》。

① 《庚申外史》下。

① 分見《明太祖洪武實錄》卷六戊戌(即元至正十八年)二月,及卷十二癸卯(至正二十三年)二月。

① 《明太祖洪武實錄》卷二壹,吳元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