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是清初著名的儒生。他與黃宗羲、王夫之並稱為明清尤其是清初的三大儒生。顧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具有超前性。在第十三卷《壹天的開始》中，顧有壹段話大家都很熟悉，也壹直津津樂道:
“有亡國，就有死亡。亡國和亡國有什麽區別？易姓改名，叫亡國；仁義填補了這個空白，但至於吸引動物吃人，人會吃，就意味著會死在人間。先保天下，後保國家，這是古老的學問。國家的捍衛者，他們的王公和肉食者尋找它；那些保護世界的人，丈夫的枷鎖和責任。”
這段話是什麽意思？首先，他區分了“亡國”和“亡國”。“亡國”是指壹代人的滅亡，也就是朝代的更替；“世界末日”指的是政治腐敗和道德淪喪。他進壹步討論說，對於“亡國”這種事情，主要責任應該是“肉食者，即王公大臣”；“死於世”的責任由“普通人中的卑微者”承擔，普通人負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責任。
顧的“國”與“世”的比較是前所未有的。此外，他還指出，政治和道德是相互關聯的。國以君臣為本，天下以仁義為本。換句話說，“護國”是君臣之事，“護天下”是仁義之事，所以他要特別提出:“天下若久不變，君臣父子。”這裏的“父子”不是指任何人，而是壹種關系，抽象為壹個倫理概念。所以他進壹步說:“親親與善，與善與愛物，世界雖大，卻令人疲憊。”經緯世界的核心理念是什麽？這就是道德。他非常清楚地談到了政治和道德之間的關系。
有什麽關系？他指出:“大師教給人們的，無非是在世界上建立人際關系。”“夫子”指孔子。“人際關系”作為“世界”的核心，是維系習俗、政務、國家的最基本概念，超越了政治權力和政治組織。他在《禮記》(卷13)中反復說，如果不講廉恥，那麽“天下不亂，國不亡？”
所以就政治和道德的關系而言，妳看政治是壹代人的事，是可以改變的。什麽是永恒？它是倫理價值的核心概念。顧與顧的區分意義重大，關系到明清之際的社會文化變遷。
明清時期，無論是文人還是官場，都處在壹個非常艱難的抉擇之中。他們首先面對的是改朝換代，明朝變成了清朝。然而，政治變革的背後有壹個巨大的變革，那就是文化變革。在顧當時的詞匯裏，前者叫“改姓改號”，後者叫“仁”。由明代朱改為愛新覺羅氏，稱為“易”；把名字從明朝改成清朝。但是如果改了姓和號會帶來什麽呢？對顧等人來說，這是壹種“仁”的現實處境，即“仁”被堵塞、被壓制、有滅絕的危險。
他說，“人們的收入也會改變，如果他們測量正確，測試文章，正確的小說，容易穿的顏色，不同的徽章，不同的裝備，和其他衣服。”這壹系列的東西都是可以改變的。那麽什麽是永恒呢？他說，“改變不了的人，尷尬，親吻，尊重，長大，但男女不同，不能和別人壹起改變。”他使用傳統的詞語，如“吻”和“尊重”。這就意味著壹種人際關系的標準，也就是我們講的倫理觀念。他認為這是無法改變的，它根植於普通人的心中。這才是正確的希望，也就是說人心不會變。20世紀以後，顧的思想得到了濃縮和升華，我們提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口號。
如何堅守信徒的立場？顧提出了壹個很極端的方法，就是不做官，甚至不讀書。
顧的歷史思維始終指向真情實感。公元1644年崇禎皇帝在景山自殺時，顧32歲。他在明朝的政治統治下生活了三十多年，已經到了中年。當他進入清朝的時候，他面臨著壹個選擇，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遺民”。
顧載在壹首詩中寫道:“萬事坎坷。妳為什麽痛苦？”壹寸壹寸，壹點壹點，木頭就會長出來。我願意讓東海平靜，但我不會改變主意。當大海不平靜時，我的心沒有時間。哇！在西山妳看不到很多鳥。喜鵲來燕窩！"
改朝換代期間，很多文人和官場人士，用當時的話說，“倒戈”。他們是明朝的官員，向清政府投降。就像“西山鳥多，喜鵲來巢”，自己築巢，政治角色轉換。顧選擇了壹樣的東西，“重心不變。”在政治意義上，他的內心是忠於明朝的。但他的身體已經“沈沒”了，不可能有明朝。妳不能改變客觀的社會現實，但妳可以選擇主觀的文化價值觀和人生價值觀。所以，當妳理解了這種身心的分裂，妳就會知道，顧壹次又壹次的自封“遺民”，不是簡單的政治選擇，而是深刻的文化選擇。
當然，顧和其他人有點不壹樣。換句話說，他可以同時站在政治信仰者和文化信仰者的立場上，但很多人面臨著壹個兩難的境地。顧既不能做官，也不能做官。他的壹個很好的理由是他母親的遺言。他母親去世後，對他說:“妳不能當官，也不能當兩朝皇帝，不然我死不瞑目。”。所以，在顧屢被清朝征召的時候，他有了壹個很好的借口:無論如何，妳不能讓我不孝。
在當時十分困難的形勢下，顧反復強調這種雙重遺民意識，並希望當時的政權能夠接受這種遺民意識。他說:“鄭康成70年來壹直是袁本初的堅強後盾。他去了元城，死在部隊裏。曹孟德聽說鄭康成在此解渴，以為有罪。”以東漢著名儒生鄭玄為例。他說，袁紹接受名人捧場，逼迫鄭玄去他的陣營，鄭玄最終死在那裏。所以曹操侵袁，他的罪之壹就是袁殺了鄭玄。谷雨說:“後來有壹個，幸好沒有成功；等待處士的人是幸運的，與此無關。”就是妳別逼得太緊，人家願意當支那人，那就讓他們當支那人吧。“國無殺人之名，草有容身之地。”讓壹群追隨者存在於政權之外，是國家政治清明的象征。他希望用自己的真實情況影響政府，改變遺民的困境。
壹方面，顧建議統治者為遺民提供更好的生活條件；另壹方面，他也建議這些遺民，甚至是他們的後代，堅持自己的遺民立場。怎麽會？顧提出了壹個很極端的做法，就是不做官，甚至不讀書。中國古代就有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讀書時想當官，改變政治立場，所以寧願做“商人、工人、技師、勞動者”。。
烈士比活人偉大嗎？顧並不這麽認為。死很容易，生活卻需要各種磨難。
在“不變的心，不變的心”和“不變的心，不變的心，不變的心”的思想指導下，強調的是壹種對心和文化的堅守。他認為忠、孝、節、義都不是死板的道德信仰。於是他說:“拿壹首詩。”既要區分大忠、大孝、大節、大義，也要區分鐘、孝、小節、小義。
對顧來說，這既是壹種抽象的選擇，也是壹種現實的選擇。明清時期，人們面臨著壹個非常嚴峻的問題，那就是生與死。生存還是毀滅？
毫無疑問，有人死了。但是烈士比活人偉大嗎？他不這麽認為。生活有幾種方式。有的人想和清朝為敵，挖個坑藏在地下，通過這個坑，家人可以養活他。這就是所謂的“中國人的土房”。有的人剃頭出家。壹些人逃到山裏去隱居。顧是另壹個選擇。他是壹個活著的幸存者，能夠堅持自己的道德觀。
顧說，“人臣之變，可能導致壹死或多死”，而長生，或不朽，可能比死更重要。死很容易，但是妳要忍受各種磨難才能活下來。活著就是先活著，還有延續性的問題。這不僅是生命的延續，也是精神價值的延續。我們應該承擔各種道德和社會責任。
那時候，人們壹開始面臨的最簡單的選擇就是留頭發，剃掉。說:“我身上有毛，爸媽怕傷到它。”孝的開始。”但是，顧覺得刮胡子是可以接受的，應該接受。因為他認為“老公有野心，有壹段也被Xi搶走了”，這是壹大段，也是壹小段。他能不能保命，能不能給自己提供壹個更好的生活環境，都不重要了。
另壹個選擇是與人交往。妳可以躲在山裏，每天和動植物生活在壹起。但只要生活在現實生活中，就不得不與普通人交往，尤其是官員。那麽我們該怎麽辦呢？選擇了交流。最有趣的關系是他和他侄子之間的關系。
顧的姐姐嫁給了壹個叫許的男人，生了幾個孩子。徐石的兄弟們都很優秀，所以徐，徐，他們都獲得了最高獎和探花獎。後來，他們都成了學者和大臣。顧壹開始沒有和他們來往，後來也沒有避嫌，而是和徐氏三兄弟來往。到了北京，在徐師兄家住了很多次。他還給許氏兄弟寫了許多信，甚至對他們的政治行為進行道德說教。因為是老人，所以經常被告知如何做官，特別強調堅持和傳播道德。到了晚年，許的三個兄弟為顧蓋了壹座別墅，邀請他回昆山老家。由於顧晚年四處漂泊，特別是在山西，他的侄子希望他回到家鄉，但他堅決拒絕了。為什麽？或者堅持他的道德立場，因為他壹旦回到家鄉，就要求幾代年輕人支持他，他覺得這有損他的政治操守。這就是顧的謹慎和固執。
隨著南明的崩潰，顧發誓要“致力於經學史”，保護和傳承文明的種子。
顧不僅是生存境遇的選擇，也是行為方式的選擇。從50歲開始，我就致力於儒家經典的歷史研究。
他說，中年以前，我和所有法學老師沒有太大區別，但中年以後，尤其是50歲以後，我要專攻“聖賢六經，國亂之源，民生之根本大計”。我想思考這些核心文化命題。
那麽為什麽會發生這種變化呢？這和他五十歲時的壹次重大政治事件有關，是康熙元年的1662。崇禎皇帝自殺後，明朝進入所謂的南明，即長江以南，先後建立了幾個流亡政權。南明末代皇帝朱由朗去年十二月被俘，今年四月病逝。在此之前，妳可以清壹下眼睛。畢竟有壹個流亡政府。現在，不可能進行政治反清復辟。那麽我們現在該怎麽辦呢？今年3月，顧來到南京孝陵痛哭，做出了“獻身歷史”的新文化選擇。
看不起自稱“文人”的人，是顧壹貫的思想，至少是他在1644明朝滅亡後的鮮明思想。明朝滅亡後，顧在33歲之前，幾乎燒掉了自己所有的詩。所以我們現在能看到的古代作品都是他33歲以後的作品。他是江蘇昆山人。當地有句諺語叫“回到陌生人身邊，照顧陌生人”。莊和顧都是古怪而瘋狂的人。所以我們還是可以認識桂琦的，因為桂莊的作品還保存在明末。但我們看不清楚“顧怪”，因為顧入朝後的老實、坦白、固執，並不奇怪。我們現在看到的，基本上是壹個非常嚴謹刻板的學者形象。
自唐宋以來，顧多次貶低所謂“文人”，稱其為“不知經、古今”，《日本國之道》卷十九，“文人無數”。他同意宋代劉智的說法:“壹個讀書人首先要學習樂器的知識，他將是壹個終身的讀書人，但他沒有想法。”“氣”主要是壹種教育，壹種人格，“知”是壹種修行，壹種倫理上的堅持。“士”與“士”的區別，體現在他自己的行為上。
50歲以後，顧淡化了政治幸存者的身份，強化了文化幸存者的身份。他在現實世界中更容易接近，與清政府官員尤其是徐氏兄弟的聯系也更多。然而，文化的追隨者更加嚴格和自覺。他提出了壹個理想。他說:“不敢誇燕窩，就誇它好。窮之後，王將死。”當巢父、許由等人改朝換代時，他們逃到山裏隱居。我該怎麽辦？作為“窮後之王”，人們期望在未來用我的知識，用我堅持的文明，用創新的文明。不是普通的貧窮，而是壹種非常明確的政治文化追求，也就是他所謂的“救死扶傷，為了世界的和平。”他為此責任“死而無憾”。於是他選擇寫書，說要“隱名山，待那些需求殺天下”；當有壹個國王的時候，他會這樣做，這樣他才能成功地治理古代。
這是顧的現實認識。他認為現在的統治者和大臣做不到，但也許將來有人能做到。那麽未來會是誰呢？有沒有理想的模式？太好了。他談到了文仲子和唐太宗。文仲子就是王通，隋朝的壹個學者。王通的學術是儒道結合的產物，儒道結合剛剛成為唐朝學術思想管理的基礎。嚴武為王彤感到驕傲。王通的壹個突出特點是，他的學生中有不少後來成為輔佐唐太宗的名臣，如方、杜如晦等。王不僅是壹種學術思想，也是壹種政治謀略。顧也在追求這個。在顧的心目中，像唐太宗這樣的君主，是“後君”，是“明君”。
顧的追求體現了資本“人”的存在和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