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新文化運動倡導者根據進化論，反對“天不變，道也不變”的形而上學，否定封建主義的神聖性，指出:“古聖先賢之言，未必全是言。即使每句話都是真的，也不壹定因為時代的變遷而壹成不變。“(1)在當時，這種觀點的現實意義在於打破“思想界的禁忌”，促進人們的思想解放。當時的“思想界閉塞”是什麽？他們認為主要有三點:壹是“尊聖”，即“以為壹切意見都會被聖人妥協”(2)，即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這樣，“沒有人敢用自己的思想去批判孔子。“因此，當我看到對孔子的批評時，我認為這是離經叛道和有悖常理的，我想把罪名加在批評孔子的人身上”(3)。孔子成了神聖不可侵犯的偶像。二是“尊古”，即“自以為不學古人，則低人壹等”(4)。所以，學者“不以研究真理為目的，而壹味地因循古人”，“能學前人者，必自足，佯稱學古今”。這是英國學者培根的“所謂偶像閉塞”(5)。“尊古”變成了“理所當然”。我只是覺得鄙視“國粹”不足以“啟發民德”。當時的“國粹”也有三派:壹是“以為歐洲學外國不如中國聖人之道”；第二，“我認為歐洲的學習是真誠而美好的，中國固有的學習應該首先受到尊重，所以我不必放棄自己而跟隨他人”；第三，“我認為歐洲人所有的知識在中國都能找到”。(6)因此，他們把所謂“國粹”視為“神”，與它不同的則視為異端，不可為聖。其實這種神話中的“國粹”，無非是儒家思想、倫理道德等封建糟粕。魯迅先生曾壹針見血地說，這種“國粹”，就像壹個人“臉上長了個瘤，額頭上長了個瘡，真是與眾不同”，“可以算是他的“國粹”。但是，在我看來，還是把這個‘精華’剪掉，和別人壹樣好。”(7)所以，要打破“思想界的閉塞”，就必須摧毀思想界的這些偶像，砸碎這些偶像造成的閉塞的枷鎖，人才能得到解放。摧毀偶像，“只有科研才能得到，其他任何東西都無法成功”(8)。
為了擺脫偶像崇拜，當時的進步思想家不僅使用了自然科學的武器，還使用了哲學的武器。這就是懷疑論，或者說“懷疑主義”。哲學史上出現過各種懷疑主義，如古希臘哲學家皮浪的懷疑主義，中國先秦時期老莊學派的懷疑主義，都屬於奴隸制時代衰落的哲學思潮。而近代歐洲則出現了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的懷疑主義，他們在反對中世紀神學教條和經院哲學中發揮了積極作用，為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制度服務。馬克思在評論法國思想家布爾·佩爾(1647-1706)時指出:“在17世紀抹黑形而上學和壹切形而上學的人是布爾·佩爾，他的武器是由形而上學本身的魔咒所錘煉出來的懷疑主義。”他還說:“布埃爾·佩爾不僅用懷疑主義摧毀了形而上學，從而為掌握法國的唯物主義和健全理性的哲學奠定了基礎，而且證明了……侮辱人的尊嚴的不是無神論，而是迷信和偶像崇拜。”(9)五四運動中的懷疑主義思想與歐洲啟蒙運動中的懷疑主義思想具有相同的特征，是民主主義思想的哲學表現之壹。雲的懷疑主義觀點是當時提倡懷疑主義的進步思想家的代表。在《懷疑論》(10)壹文中，雲雖然贊成古希臘懷疑論哲學家(今譯語)對壹切事物都持懷疑態度，但反對他對事物本質的絕對懷疑態度，故不必考證。實際上，雲等人所說的懷疑主義是壹種與辯證法緊密聯系在壹起的批判精神。這種懷疑主義有以下特點:第壹，懷疑不是目的，而是尋求真理。他們說:“懷疑是尋求真理的動機。因為懷疑，我們研究，因為研究，真相大白。”(11)可見，在他們看來，懷疑只是認識真理過程的起點，而不是否認真理的存在，這與懷疑就是壹切的絕對懷疑主義有著本質的區別。第二，與進化論有思想上的聯系。他們認為“世界進化的方方面面都起源於懷疑”，懷疑“是推動世界進化的唯壹工具”(12)。這樣，懷疑和進化就成了因果關系，成了手段和目的的關系。他們還認為，人類的智力是按照進化論的觀點壹天壹天進化的，知識的範圍不是壹成不變、不可逾越的。他們相信，人類只要肯往前走，就能理解事物的本質。(13)這樣，他們的懷疑論既不同於古代的絕對懷疑論，也不同於康德的不可知論。第三，直接針對人們的偶像崇拜。他們指出，人“總想依附於壹個偶像”，“所以當他表現出這種迷信時，他就進入了那種迷信；這裏是解放，那裏又是束縛。這真的是進化滯後的普遍原因。怎麽救鄭？.....這是懷疑”。因此，他們公開反對任何“自然法規”，要求人們“想透了，妳心中的自然是什麽？”他真的有道理嗎？什麽是反經典反常態？他真的反對經典嗎？”(14)他們揭露了“膚淺的思想家”以“聖賢”之名宣揚封建道德的騙人論調。他們問:“道德是聖人的話嗎？誰是聖人？.....誰稱他為聖人？如果他們稱他為聖人，他真的必須是聖人嗎？他說的話壹定是道德的？”(15)這種大膽的懷疑精神，其鋒芒直指封建禮教和封建“聖人”“聖賢”，無疑在當時“推翻孔家店”的鬥爭中起到了思想動員的作用。可見，五四時期進步思想家所提到的懷疑主義，是打破人們偶像崇拜心理的思想武器。這種懷疑主義本質上是壹種革命的批判精神。
對儒家、儒教和孔子權威的猛烈抨擊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眾所周知，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思想就占據了廟堂之主，儒家經典在中國傳統社會壹直擁有絕對的思想權威。歷代正宗儒生不斷闡述經學的教義，以維護現實社會生活中的王權專制統治，歷代帝王都以其至高無上的君權氣焰，強化經學、儒學、孔子的權威地位。經學、儒教、孔子的權威與現實社會生活中的王權專制統治相互交織，互為因果。直至近代，封建復古派在政治生活中仍將儒家、儒教、孔子的權威與君主專制緊密聯系在壹起。比如辛亥以後，把專制和* * *，封建和民主做對比，懷舊舊制度，不屑變聲，感嘆君主專制“被紀律和規矩壹掃而光，道路被忽視”(16)。如果拋棄了，每個人都沒有了主人，也就不知道什麽是對什麽是錯，也不知道該守什麽進退”(18)。推翻專制皇帝被誣為“不是滿洲的命，是周公和孔子在中國幾千年的命”(19)。至於張勛、袁世凱、北洋軍和福安社的領導人，他們都在現實政治中實行不同形式的專制，同時在思想文化上宣揚和強化儒家、儒教、孔子的權威。有鑒於此，這位崇尚民主、崇尚科學的五四進步思想家在努力“推翻孔夫子的店鋪”、推翻“吃人的筵席”的同時，針對人們的迷信心理，指出人們“總想依附於壹個偶像”。這裏是解放，那裏又是束縛。這真的是進化滯後的普遍原因。怎麽救鄭？.....這是懷疑”(20)。因此，他們公開反對任何“自然法規”，要求人們“想透了，妳心中的自然是什麽？”他真的有道理嗎？什麽是反經典反常態？他真的反對經典嗎？”(21)至於顧頡剛先生及其代表的古史辨派，他們不僅以懷疑的眼光對待古史典籍，而且懷疑經典，基於對儒家經典的信仰，指出“國故研究是學術之事”。民族遺產是物質的，不是主義的。”(22)而且，基於歷史與學術平等的觀點，強調研究歷史“總是搞清楚每個時代的大趨勢，知道每個時代的‘社會心理’比記住每個時代的‘故事’重要得多。所以，我們要把諺語看得比聖賢的教誨更重要，把民謠看得比名詩更重要，把野史的筆記看得比正書更重要。為什麽？因為《野史》等諺語來自民間，所以願意說出人民社會的真相；比起正史、官書、聖賢君子，主要是敷衍。”(23)雖然有點偏激，但它不僅導致了經學的邊緣化，而且對宣告兩千年來經學權威的終結起到了重要作用。
錢作為古史辨派的中堅，他提出的疑經思想不僅是以懷疑主義為哲學武器的反對偶像崇拜、解放思想文化運動的產物，而且有力地推動了文化大運動在學術思想領域的發展，在現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錢研究過《爾雅》、《詩經》、《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等。，並在小學長大，打下了紮實的歷史基礎。在日本留學時，受國學大師章太炎影響學習。1911年，我在家鄉拜訪了崔實，看了《史記》手稿，向崔實借了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從此，我潛心於此文，尊崔氏為師，自稱弟子。1917年，與陳獨秀通信，投稿《新青年》，參加“中國語言研究會”，提出“以史為鑒，在實踐中管理社會學”的主張，鮮明地表明了他積極支持文學革命，投身新文化運動的態度，很快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壹。與此同時，思想日趨成熟的錢開始打破古文與今文的傳統，提出了自己的疑古文疑經學術思想，並以其深厚的小學和經學知識對傳統經典進行了批判和整理。1921年，與顧頡剛多次通信，後撰寫了《知音辨偽》壹書、《中國古代經典研究與<偽書叢書>》壹書，《論經部編鑒偽書》收錄於顧主編的第壹部古史辨偽著作。這直接導致了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的“古史辨偽運動”(24)，標誌著中國學術界對中國歷史和思想的研究開始擺脫中世紀研究方法和水平的局限，對古史進行了全新的科學清理。
在五四新文化軍，特別是古史辨派中，錢是第壹個註意辨清經學真偽，提出系統懷疑思想的人。1921年，與胡適、顧頡剛通信，商討《辨偽叢書》的編撰事宜。當時的顧頡剛並不太註意辨別經學的真偽，但錢多次向他表示，對現代和古代的經學都不滿意，這引起了顧的註意，並對他的學術生涯產生了直接影響。這壹年的6月5日，165438，宣彤給顧頡剛去了壹封信，專門討論了輯佚、纂經辨偽字的問題，認為此事刻不容緩，指出辨經與辨子書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因為“經”為學者所推崇，而且是占主導地位的。不辨偽以破除其權威，學者的思想就不可能得到解放。1923年，顧頡剛發表《與錢先生論古代史書》，提出了轟動壹時的“中國古代史是由層造成的”的觀點，認為“時代越晚，傳說中的古代史時期越長”；“隨著時間的推移，傳說中的中心人物越來越大”；雖然我們無法知道某壹事物的真實狀態，但我們可以知道它在傳說中的最早狀態。比如我們即使不能知道夏商的歷史，也可以知道戰國時期東周的歷史，但是我們可以知道東周時期夏商的歷史。錢在回信中對此大加贊賞，同時提出了他的“疑古”觀，他進壹步提出了他對“六經”的精辟見解。他說:
我很喜歡研究所謂的“經典”，但也很迷茫。12年前看了康有為的考證和崔的考證，知道所謂的“古經”都是劉欣這種人偽造的。後來看了康有為的《考孔子變法》，才知道經典中記載的事實，十有八九是儒家“信古”，沒有信史的價值。最近看了葉士第的《學記》、的《書疑》、姚繼衡的《詩經通論》、《禮記通論》(在《續禮記》中)、崔書弟的《考據》等書，各種關於“惑經”的討論，才恍然大悟，我所知道的《論語》中的“六經”，道家指的是堯、舜、文王、周公，都是的“倚天”。“六經”大多沒有歷史、哲學、政治價值。
他強調要敢於“疑古”，打破古史研究中“考信六藝”的傳統觀點，提倡“六經論”(25)。他還強調，古代史的研究和社會學的研究不能再像以前的學者那樣建立在考證的基礎上。研究中國的經典、歷史、國學，不僅要掌握科學方法，還要了解歷史。比如在《中國語文月刊》發表的《漢字革命·漢字改革1923》中，它寫道:“壹般人所謂的‘西方文化’，其實是現代世界文化，不是西方人的私有財產，只是西方人做了壹個預見。如果中國人不願意“從外部生成”，他們應該趕上去學習現在的科學、哲學等等。想研究‘國學’，就要知道科學方法(這還是要說‘至少’)。事實上，如果妳不了解現代新文學，妳永遠不配整理中國的舊文學；如果妳不懂歷史，妳永遠不配整理中國的歷史。其他類比)。今後只做為“國學”而“整理國故”的生意，絕對不應該講什麽“保存國粹”、“弘揚國光”之類的廢話。”因此，不僅士人的“家法”會被打破，而且“經典”本身也會被“重估”，因為壹直被奉為神明的十三經，不過是“不倫不類的十三部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