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農時代——公元前611年）
炎帝作為漢水流域文化宗師開創了南方文化新的繁榮時代。考古發掘表明，早在六千年前，秦嶺——淮河以南就已經廣泛種植稻谷。稻谷的種植大大解放了勞動力，使人們有空閑從事娛樂，文藝就得到發展。那時的文藝以巫術治病走向巫舞儺戲的祈天娛人，因此出現出土文物中的那些石、骨、玉等質地的裝飾品和巖畫作品。
居住在堵河沿岸的人群自稱為“庸人”，其地方稱為“上庸”。上庸得名於女媧摶土造人、煉石補天的典故，因摶土、煉石，那座稱為“天梯”的靈山之巔被削平，《地名誌》說：“其上平夷，故曰上庸，乃補天之梯也，在今竹山縣西七十裏，上庸山是也。”
“上庸”壹名的由來固然神奇，但能夠懂得這個名詞所象征的文化學底蘊的人也許不多。眾所周知：庸者，中而平也。守中持平，正是中華文化的真諦。孔子哲學的根底正深植於“中庸”二字裏。中庸不是折中主義，不是庸人消極避世，而是在洞悉宇宙大道物極必反的深層真諦後采取的最佳生活態度，即“抱中守壹”而臻於不增不減、不垢不凈、不生不滅、不善不惡的解脫化境。
居中而庸，是生命直趨升華的壹條捷徑，是人類智慧峰頂上的燦然常開的壹朵雪蓮。惟有中庸，才能實現天人合壹、和合通變、直人大樂的永恒幸福。堵河人大音稀聲、大象無形、大巧若拙、大智若愚，雖然居於文明的峰頂之上，仍然守著中庸的那份清醒、那份慧悟、那份解脫，數千年如壹日，冷眼看歷史滄桑變幻，壹如既往地守候著這方創世的聖地，這塊流浪者們最初的旅行驛站。居上而庸，這就是堵河人寄寓在地名詞義上的大智慧。
據王國維對庸史的研究成果和<通誌·氏族略>及蒙文通的<；古代民族遷徙者>；記敘：堵河流域的上庸，堯時是其長子丹朱的封地，丹朱在此發明圍棋，與父帝堯戰於丹水之浦。“堯時庸人善弈，性狂放狡黠”。圍棋，無疑進壹步開啟了民智：反叛和聰穎。
在夏商時代，庸人有壹些獨特的文化風采，比如：因善於鑄造青銅器被稱為“鏞人”，據說商代的許多鼎器、大鐘都是庸人的傑作；因善於築城建房而被稱為“墉人”，史載公元前1059年，周請庸人築都於洛邑，今竹山縣文豐鄉皇城村的古庸方城遺址的城墻歷經三千余年風雨仍然屹立，表明庸人的建築藝術的確很高；庸人又是史料中所稱的最早飲茶的先民，“茶風源於巴山楚水間”。然而最為世人稱道的是庸人的軍事藝術水平，“惟庸人善戰，秦楚不敵也”（《古代戰事考》）。
商代，庸為侯國。定都於竹山城東南四十壹裏的方城山。《括地誌》載：“方城山，庸之都城。其山頂上平，四面險峻，山南有城，長十余裏，名曰方城”。《湖北通誌》載：“方城天險之保障”。《民俗博覽》載：“庸人好巫，端公療疾，其效神驗，乃上古遺風也”。在商代崇尚巫風祭祀的時代潮流中，堵河的巫文化得以張揚。
至周代，庸國因率群蠻伐紂有大功被封子國。《尚書》說：“武王興兵伐紂，庸率盧、彭、濮等八國以兵相從。”滅商之後，庸國作為南方群蠻的領袖以軍事實力奠定了，疆域也拓展為占有今陜西的山陽、鎮安、柞水、安康、漢陽、紫陽、嵐臯、平利、鎮坪，四川的巫溪、巫山、奉節，湖北的竹山、竹溪、房縣、神農架、興山、姊歸、巴東等縣，即整個秦巴山區的大部為庸之轄屬。國都仍在竹山的方城。
至春秋時代，庸國與楚國抗衡，東威攝楚國的崛起，西牽制秦國的擴張。庸人主要的敵人是楚國。楚國後於庸而崛起，有代庸而為“百濮之長”的態勢。
公元前611年，楚國遇上嚴重災荒，餓死不少百姓，楚莊王在韜光養晦“三年不鳴、不飛”。楚之四鄰乘其危難群起攻楚。庸國國君遂起兵東進，並率領南蠻附庸各國的軍隊會聚到選（今枝江）大舉伐楚。楚國危在旦夕。
楚莊王火速派使者聯合巴國、秦國從腹背攻打庸國。公元前611年，楚與秦、巴三國聯軍大舉破庸，庸都方城四面楚歌，遂為三國所滅。實現了“三年不飛，壹飛沖天；三年不鳴，壹鳴驚人”的壯誌。
梁啟超在評價庸國亡時說：“楚莊即位三年，聯秦、巴之師滅庸，春秋壹大事也。巴庸世為楚病，巴服而庸滅，楚無內憂，得以全力爭中原。”更為重要的是楚人兼並上庸國後吸收了庸先進文化國力大增，據考證，屈原先祖是庸人，庸文化成為楚文化的先河。
庸國占有逐鹿中原而問鼎的最佳位置，但伐楚未成反成楚之附庸，使楚得以窺中原之虛而入之，實在是“庸人自擾”。究其原因是：庸國人背離了地域傳統文化“守中抱壹、和合通變”的內在精神，過份張揚武力、得意忘形，以致坐失良機。然而，庸國的滅亡是上層貴族勢力的不幸而非堵河文化的潰滅，恰恰相反，堵河地域文化在“朝秦暮楚”的政治動蕩中吸取異域的秦、楚文化得以在隱逸中保存下來。自此，堵河以古巫養生為特質的地域文化完全退出政治舞臺而隱居於民俗之中綿延下去。 （公元前611年—公元968年）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秦楚爭雄的此消彼長，上庸歸屬不定，朝秦而暮楚。
秦漢時期，分天下為郡縣，上庸縣屬漢中郡。大批不滿秦朝專制苛政的難民紛紛逃入秦巴山間的上庸郡大山老林中。
三國時期，為上庸郡。甘露四年（259年）為新城郡，下領堵河流域七縣，孟達曾任太守，曾有長詩《上堵吟》著稱於世。“魏鹹熙元年為公國，封劉後主（禪）”（《華陽國誌》）
兩晉時期，上庸郡曾為清河康王子銓封地庸王國”。上庸郡成為逃避戰亂和苛政的最佳避難所，這就有上庸郡治下的武陵縣漁人闖入桃花源的故事，成為千古佳話。
南朝時期，上庸郡領九縣。是為“上庸郡領九縣”。
宋天監四年改上庸置安城縣，立羅州。西魏廢帝元年（552年），羅州治上庸，以扶猛為刺史，統上庸壹郡。廢帝改新豐為上庸縣，改安城為竹山縣。即今竹山縣南部為上庸縣，北部為竹山縣。
隋開皇十八年（599年），改羅州為房州，領竹山、上庸三縣。大業三年廢州置郡，郡治在擂鼓與竹溪界邊的縣河堡，領光遷（房縣），永清(保康）、竹山、上庸四縣。
唐朝時期天下分十道，竹山、上庸屬山南東道房州，州府設在方城山，貞觀十年移治房陵。
唐貞觀十年是個轉折點，竹山（上庸）作為秦巴山區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的地位已經不復存在了。
宋開寶年間（968—975），省上庸縣入竹山縣，奠定了沿用至今的竹山縣建制規模範圍與名稱。“竹山縣”的歷史開始了。
自公元前611年到公元968年長達壹千五百余年的堵河地域文化史隨著中華大地政治風雲變幻而進入輝煌後的沈寂。
然而，竹山壹帶的《竹枝詞》通過劉禹錫的發現介紹給盛唐詩壇吹送了壹股強勁清麗的新風。壹時間，堵河人口頭傳唱歌謠成了唐宋以降的大詩人騷客效仿的範本。下裏巴人，和者眾多。
“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岸上踏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卻有情”，巴山楚水奉獻給華夏文苑的就是這樣優美的絕唱。
堵河文化是典型的自娛型民俗文化，它棄絕了壹切的功利主義，它是堵河人內在情感世界的自然流露和無意識宣泄。堵河文化沒有文字、書籍作載體，也沒有代表性的士族文豪，更沒有為皇帝禦用的大翰林大學士，它紮根在泥土中，綻放在人跡罕至的秦巴山間。“君子以無名自隱為務”，以致使後人難以借助顯態文化表征來給它詮釋，只能從口傳心授至今的民俗豐富載體中去感悟當年的那份飄逸、那份自由、那份堅實、那份神奇、那份豪野之氣。 （968年壹1949年）
自宋開寶元年上庸、竹山二縣合壹為竹山縣開始，堵河流域的主要地區竹山縣建制趨於穩定。此際中國進入穩定的封建時代。
元代置行省，竹山縣屬房州襄陽路。明置布政司，竹山屬湖廣布政司鄖陽府。清隸湖北省鄖陽府。
堵河流域位於川陜鄂三省交界處，歷來為“秦楚走廊”、“楚蜀通道”。堵河為“通向四川的鹽道”和“通向江漢的中藥材之路”。這個地區的居民由東西南北流民雜居混成：⑴遠古土著先民後裔；⑵庸人後裔；⑶巴人後裔；⑷濮人後裔；⑸；蜀中流民；⑹三秦流民；⑺荊楚流民；⑻豫中流民；⑼叛逆巨匪流民；⑽流放士族後裔。多地區、多民族、多階層、多成份的流民把堵河作為逃避戰爭、早澇、賦稅、瑤役、仇殺的“避風港”和“桃花園”，在這塊相對肥沃、偏僻、封閉的土地上***同開拓新的家園。與此同時帶來各地區、各民族、各行業獨具風格的異域異質文化因子，給堵河文化帶來新的沖擊、新的形態。
對堵河文化給予巨大沖擊與極大豐富的歷史契機有三次。
第壹次是明代成化年間的荊襄大移民浪潮。明朝周洪謨在《創置鄖陽府紀》中說：“成化七年，荊襄流民百萬，有司逐之，渴疫者過半。天子籍流民十二萬三千余戶，因割竹山之地置竹溪，割鄖津之地置鄖西，使流寓、本著參錯以居。於是就鄖縣城置鄖陽府，以統房、竹六縣。”此次移民僅堵河流域的竹山、竹溪壹帶即安置七萬余戶近三十萬人。其數目大於土著人壹倍。自此，這占人口1/2的荊襄移民自然而然地將江漢平原先進的平川農耕文明和集市商貿文明帶進堵河，使堵河土地、資源得到更有力的開發利用，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以中藥材等土特產交易為主的對外貿易活動，培育出外向型農業文化。
第二次是清朝末年太平天國和白蓮教起義軍殘余大量逃人竹山，以隱蔽形式定居下來，約有5萬余人，繁衍為特殊的部族。據《清史稿》載：竹山壹直是白蓮教和太平軍的大本營，也是他們劫後余身的幸存之地。據《竹山縣誌》記載：“竹山匪患連綿不絕，每三年平均壹次大暴動”。農民起義軍後裔繼承了先輩的剛烈血性，敢於反抗、善於鬥爭。竹山近壹千多年歷史上爆發過600余次大大小小的起義。特殊的地理環境、文化傳統和種族心理培養出李來亨、王聰兒、馬二姐、張振武、施洋、熊光文這樣的誌士。在堵河人血液裏湧動的既有“竹枝詞”山歌裏的那種柔情蜜意，也有施洋怒斥吳佩孚演講詞裏的那種匕首投槍。堵河文化溫柔敦厚、中庸平和的背後蘊藏著時代颶風的“風暴眼”。陰柔和陽剛的交融構成萬物變化的兩面性的有機統壹，當民族和人民的生存處於危險關頭時，刑天舞幹戚的金剛怒目正如佛門智者的“獅子吼”，把沈迷於酣夢中的人們喚醒。反叛精神從另壹面豐富了堵河文化的內涵和外延，加強“窮則變，變則通”的創新色彩。
第三次機遇是抗日戰爭時期，武昌、黃岡壹帶的商人被迫遷徙於堵河，這時，為逃避戰亂，約有8萬人逃進竹山、竹溪壹帶定居，帶來的是“九頭鳥”的商業文化因子和黃梅戲。使得堵河文化得以同站在時代前列的武漢都市相接軌，並產生城關、寶豐、官渡這樣較繁華的秦巴集市。與此同時，外面世界的洋貨進山了，山裏的土特產順著堵河流進了湖廣。
與移民文化粉墨登場的同時，堵河地方特有的古巫文化在民眾中仍保持鮮活的生命力，給亂世、衰世的人們心靈上頻添了許多安慰。
三次移民潮給堵河地域文化帶來先進的平原耕作技術，先進的商品經銷意識，蔑視權威的反叛精神和大都市的價值觀念，使堵河文化在痛苦的蛻變中邁向近代化。
接受了新因子的堵河文化在經歷外來異域文化板塊的撞擊與挑戰後，在時代精神的洗禮中重新進行整合。在文化整合的造山運動中，堵河為辛亥革命奉獻出軍事總指揮、國民黨元勛張振武，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奉獻出中國勞工第壹位大律師、中國工人階級的壹面旗幟施洋，張振武和施洋以秦巴山壹般偉岸剛烈、以堵水壹般豪邁奔放屹立中國社會大改組、大變遷的最前列，參與締造民主與自由的新世界的大運動，生動地體現出堵河文化風采和這種特色文化培育出的獨具魅力的人格，尤其表現出堵河人強烈的反叛精神和和合通變的革新意識。
順應自然，善於養生；改造世界，敢於創新；追求自由，熱愛和平；致力幸福，不斷革命。——堵河地域特色文化賦予堵河人剛柔相濟和合通變的鮮明性格。
堵河以古巫為特質的地域文化以其特有的包容性和同化力將異域異質移民文化納入自己的旗幟下，貫註以伏羲、女媧偉大的創世精神，蚩尤、丹朱強烈的反叛精神，以及庸人特有的和合通變的文化基因，使整合後的新型堵河文化具有壹脈相承的歷史連續性，實現異域移民文化的本土化。 （1949—）
1949年隨著新中國的建立，堵河地域文化漫長的發展之旅終於矗立起劃時代的界碑。壹種嶄新的意識形態在農民翻身的熱烈鼓點聲中升起鮮艷的旗幟。中國***產黨的政治思想以強大的力量改造著地域文化，下裏巴人竹枝詞和堵河號子、竹山高腔被賦予強烈的政治內容和時代新生活的色彩；儺戲和巫術被當做封建迷信而受到批判和拋棄；由地域文化中的糟粕所滋生的各種邪教、反動會道門組織受到有力的鎮壓，新型社會主義農民文化應運而生。這種文化仍然繼承了巴楚文化中的浪漫熱烈、奔放豪邁的高調濃色。
地域特色文化怎樣才能同時代精神有機結合？這個課題經過半個世紀的探索，仍然沒有得到很圓滿的解決。文化大革命時期“左”的思潮泛濫，文化成了政治簡單的傳聲筒，時代精神成了簡單的幾句政治口號，地域傳統文化的精華被當作糟粕拋棄了，從而喪失了自身的特色。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堵河地域特色文化出現復蘇的生機。余曼白代表的堵河剪紙藝術進入國際藝壇，展現出堵河地域文化獨特的審美視野和表現風格；羅維揚主編的縣級文藝刊物《堵河文藝》進入國際文化交流展廳，代表當時中國縣級文藝刊物的水準，並以之為陣地培養了壹大批文學藝術作者群，鄉土文化得以張揚。小荷才露尖尖角，堵河文化以藝術的幼苗顯示的是土壤的肥厚。
九十年代中期，竹山縣全面開展旨在提高人民群眾素質，消除精神貧困的十星級系列文明創建活動。農民自覺地用政治、道德、文化、科技、教育等社會規範自我約束、自我管理。十星級創建活動將傳統文化中的倫理道德觀念同當代歷史發展對農民的必然要求結合起來，致力於農民的全面發展。
竹山十星級系列文明創建活動受到中***中央宣傳部和各大新聞傳媒的重視和關註，1996年冬在武漢召開的全國農村精神文明建設座談會把學習“竹山經驗”作為主題，由此，“竹山經驗”走向全國，成為精神文明創建史冊上的壹個專有名詞。1997年春，竹山縣被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定為國家農村精神文明創建示範點，同時成為與張家港、天津和平區、大連並肩的全國“四大文明創建典範”。
透過社會紛紜復雜的表象，我們透視到“文化力”的巨大作用，“文化力”往往是某些泡沫似的政治運動、文化運動乃至經濟運動幕後的導演。竹山作為貧困山區的特困縣壹舉成名並非偶然，實際上是地域文化獨特的豐厚底氣使然。地域文化發展走勢和民眾的心理需求構成戲劇性突變的“內因”，而時代精神和上層建築意識形態的發展則是其“外緣”。
社會主義需要精神文明創建成為群眾自覺行動，民眾需要精神理念作為生活的目標與動力，地域文化需要在暗河低谷中尋求振起的突破口，三者的內在機制在歷史特定時空點跨世紀轉折關頭終於因緣和合，揭開了地域文化復興的序幕。
堵河文化的復興是中華文化根的蘇生，是世界文化壯麗的回歸，讓文化更好地為人的自由與幸福服務，推動人類由物我對立的必然王國向物我壹體的自由王國進化。——這就是堵河文化始終不渝的神聖使命。
因此，堵河文化必須重新審視人類文化所有成果並予以最大限度的吸納消融，在壯麗的回歸中重建新型範式；堵河文化必須借助強大的文化復興浪潮和思想與實踐的雙重啟蒙完成自己的神聖使命；堵河文化必須拋棄實用主義和盲目迷信的枷鎖，在跨世紀戲劇性矛盾沖突中再度振起，鳳凰涅磐。